1947年,上海灘最后的貴族,大資本家郭標全家福,子女們衣著講究,顏值比過明星。2年后,郭氏一家移居美國,只有四女兒郭婉瑩留在原地。57年丈夫去世后,她獨自撫養兩個兒女,因為資本家小姐的身份,工資從每個月148元降到23元。子女長大后去了美國,而郭婉瑩卻一直駐守在上海直到生命的最后。
郭家的全家福靜靜定格在鏡頭里,每個人都神情鎮定,站得整整齊齊,仿佛外面世界的喧鬧與他們無關。
那時候,永安百貨的名號在上海幾乎家喻戶曉,郭家就是這座城市最顯赫的門牌之一,照片里的孩子們個個穿著講究,頭發梳得一絲不亂,眼神里透著一種從小被教養出的自信和從容。
最讓人記得住的,是站在一側的郭婉瑩,旗袍收身,眉眼間有一股倔勁。
她本可以像大多數家族小姐那樣,過一輩子的安穩日子,可她不肯,郭家早早安排了婚事,她看不上,連帶著對方盛氣凌人的態度一起推翻了。
她敢于退婚,敢于面對當時的閑言碎語,甚至面對對方的威脅也沒低頭,二十出頭的年紀,她就已經明白,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后來,她考入燕京大學,遇見吳毓驤,家世好,學問好,兩個人很快走到一起,她結婚那天,上海的名流都來了。
婚后生活并沒有童話里那么美好,吳毓驤后來在外面有了人,她雖然傷心,但沒鬧,只是去把丈夫帶了回來。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61年,吳毓驤在勞改中病逝,郭婉瑩成了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的寡婦,那一年,上海的冬天特別冷。
她帶著孩子搬進了一個不到七平米的小亭子間,墻角的水泥都裂了,夜里風一吹,屋里冷得像冰窖。
她的工資從148元一下掉到二十幾元,扣完兒子的學費和交通費,手頭只剩下6元。
她常常琢磨,今天的米要省著吃,明天還得給孩子留口飯,生活一下子從錦衣玉食,變成了精打細算。
“媽,今天吃什么?”女兒問,她拿出家里僅有的幾顆咸鴨蛋,用鋁鍋給孩子們蒸了點飯。
她從不抱怨,只是簡單地說:“有飯吃就不壞。”有時孩子問她為什么別的同學有新衣服,她就把舊布拆了又縫,補補再穿,她的手指常年有針眼,冬天凍裂開來,她抹點藥,照樣縫下去。
債務壓得她喘不過氣來,丈夫去世時,留下十多萬的債,她沒有逃避,也沒放棄,家里還能用的首飾都變了賣。
父親留下的一顆翡翠,她分批次賣掉,哥哥偶爾從國外寄來一點錢,她就攢著先還利息,有人勸她:“不如賴了吧。”她搖頭,笑得很淡:“我不愿欠別人什么。”
最難的時候,她被分配去修路、砸石頭、刷馬桶,工友們都好奇她為什么總是穿著旗袍,有人忍不住問:“你干嘛還穿這個?”
她把袖子挽起來,淡淡地說:“穿什么不是干,衣服干凈,人也要干凈。”
有一次,隊長看她刷得干凈,私下說:“你這人啊,心氣不低。”她只是笑,沒回話。
她自己做飯,自己洗衣,哪怕只剩一只搪瓷杯,也要泡點茶,靜靜喝一會兒,有鄰居說:“她再難,也活得像個樣子。”
孩子們漸漸長大,陸續都去了美國,她沒有挽留,只是送到門口,看著孩子們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
回到家,她把門關上,給自己倒了杯熱水,獨自坐在床沿,有人問她后不后悔,她只是淡淡地說:“人要走自己的路,留得下就留,留不下就送。”
日子終于慢慢好起來,后來,她被請到研究所教英語,工資不高,但她珍惜這份工作,她喜歡站在講臺上,看著一群年輕人學著發音。
她說:“能做點事,心里就踏實。”她喜歡坐在窗前,看著外面的梧桐樹發呆,朋友問她孤不孤單,她說:“一個人也挺好。”她把生活過得簡單而有條理,沒覺得自己被世界遺忘。
她曾經把積攢下來的錢捐了出去,最后也捐獻了自己的遺體,她說:“人走了,能幫一點是一點。”
她沒有被困住,也沒有認命,她用一生告訴別人,貴族不是有多少錢,而是到了什么境地還能保持體面。
如果有一天你路過老上海的弄堂,或許還能看到一個身影,穿著洗得干凈的旗袍,提著籃子回家,那不是電視劇,那是活生生的郭婉瑩,那個從不低頭的上海女人。
她的人生沒有華麗的結尾,只有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已經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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