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寇進犯廣西，國軍為何一觸即潰

1944年4月中旬當日軍沿著黃河以南的平漢鐵路發動攻擊時，從敵軍的能力估計，我們判斷它會進犯廣西，但其主力會用在廓清粵漢路，僅運用牽制行動來騷擾。有關敵軍兵力，我有足夠的情報。 　　

當時我的戰區中，在廣西，僅有十六集團軍的三十一軍與四十六軍，盡皆缺額嚴重。四十六軍駐扎在桂北的柳州以北，三十一軍駐在桂南的西江以南。它們的主力在南寧與龍州地區。三十五集團軍六十四軍的一五五師駐扎在粵西南。按常態來講，我的戰區是平靜的，敵人僅是匯集在雷州半島的一支小部隊。 　　

（進犯的日寇一部）

我同美國空軍合作保衛柳州、桂林、南寧、儋州、梧州機場勝任愉快。文森將軍常常來我的長官部討論這一問題。 　　

1944年5月27日，敵軍在湘北發動攻擊，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奉命防守長沙，我派部隊去湖南。 　　

雖然我估計敵軍不會出動主力，但我必須為任何突發事件做好準備。我們擬訂了疏散計劃，我們的政策是“堅壁清野”。 6月下旬，白崇禧對防御桂林作出指示。蔣先生派白崇禧到廣西來協助我，因為他是廣西人氏，而我的部隊又駐扎在廣西。白率領一大群隨員，其中包括工兵學校校長林柏森。我們每天巡視防御工事，忙個不停。白崇禧相信桂林能守住六個月，因為它的地形與防御工事有利。在我看來，桂林的地形無疑是有利于防守，有許多山洞，例如市郊的七星巖能夠容納好幾萬人。 　　

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韋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指揮全城部隊，維持城內秩序。他很樂觀，表示完全有信心以他的能力守住桂林。考慮到守城要挨過很長的日子，韋部軍官要求準許留下一些婦女充當軍妓。也許有一些壞女人愿意留下，我沒有批準這一要求，我們中國人不允許這類陋規。此外，我告訴他們，一旦桂林失守不能讓這些婦女遭受浩劫! 　　

6月末，蔣先生下令四十六軍“堅守桂林待命”，并發放三個月的糧食與彈藥給昆明，向桂林運送三個月的供應，意味著蔣先生要四十六軍堅守桂林三個月，直至下一步命令。

我相信，守城三個月是困難的，原因我已經提過了：我軍戰力與裝備都比敵軍窳劣。蔣先生習慣于為堅守某地規定一個時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當地的真實情況。我同意蔣先生之集中我部主力于桂北的戰略，如果我們分散兵力，那就意味著到處陷于弱勢。我們準備撤到柳州以南，把桂南地區留給當地的保安團與民團的民兵去防守。 　　

7月5日，張德能在桂林拜訪我，他說他奉蔣先生之命去重慶向中央報告，路經桂林。我問他，是否奉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之令撤出長沙，他說不是，但當時情況十分混亂，別無選擇。長沙是守不住的，那兒沒有城墻，只靠防御工事。張德能說，他下令幾支部隊渡過湘江到達岳麓山，那兒有他的部隊駐守，有些防御工事是一流的，希望在岳麓山重新集結部隊。他們征用了所有能找到的船只，但由于缺乏準備，部隊失控了。此外，為時已晚，敵軍已經到達岳麓山。士兵們渡過江到達岳麓山以南，向南潰退了。此時他留在長沙的部隊也南撤了。 　　

張德能敘述他在長沙的經歷時，看上去精神不錯，但是我已察覺到他會受處分——把一名軍長從前線召回來作報告是不可思議的。我帶他去見(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白詢及他的經歷后吩咐設宴款待，讓大家都聆聽他講述長沙戰況。在午宴上，張德能又將講過的話復述一遍。7月8日我見到白崇禧時，他向我出示一封蔣先生的電報，命令將張德能逮捕，押送重慶交軍法署審訊。我問白崇禧，張德能是否大禍臨頭，他說沒什么可以擔憂的，還叫我安撫張德能。他規勸張德能起程赴重慶。事實上，白崇禧說，他只身來桂林，特地通知張德能來見他，白答應幫助張德能。 　　

（白崇禧）

張德能去了重慶，并沒有馬上被捕。當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秘密監視。我和白崇禧都沒料想到他會被槍決，根據他本人所述的情況，他似乎罪不致死。有人告訴我，薛岳向中央報告：張德能違抗命令擅棄長沙，這才致張德能于死地。我相信這話是真的。 　　

當然，我們都想救他。張德能擅自棄守長沙固然不當，但從他在桂林所談的情況來看，長沙顯然是守不住的。 　　

軍事形勢日趨嚴重，但我沒有要求美制裝備。據說，薛岳要求提供在桂林儲藏的裝備以及美國武器，但白崇禧說桂林并無倉存軍用物資。我認為桂林其實有軍火庫存，只是白崇禧與薛岳的關系一直欠佳而已。 　　

薛岳有無要求直接從陳納德那兒接受補給，我不知情，但我想這是完全可能的。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薛岳的參謀長吳逸志寫信給羅斯福總統，提出一些軍事建議。美國人通常是會復信的，羅斯福復了信。蔣先生發現此事后十分惱怒。于是吳逸志被撤職，趙子立接任。起初，蔣先生甚至想扣押吳。 　　

我擬訂了一個全面反攻計劃(見張發奎8月26日日記)。我一貫信奉攻勢防衛，不贊成困守孤城，因為長期困守孤城是辦不到的。我不愿意像衡陽之戰那樣，坐等敵軍來攻打昆明。我不想在桂林重犯這一錯誤。我向白崇禧表達這一觀點，但他不同意。 　　

在9月上旬，敵軍分兵幾路進犯廣西：第一路，沿湘桂鐵路到全縣;第二路，從道縣與永明到龍虎關;第三路，從四會、廣寧和懷集進攻梧州;第四路，從肇慶、德慶向梧州;第五路，從雷州半島進攻儋州。 　　

敵軍攻克衡陽后休息了一段時期，不是因為美國空軍參戰，而是在重大戰役之后通常要休息一下，重整部隊、補充給養、修理軍械等等，交通斷絕也使他們頭痛。我們已經拆除了鐵軌，把所有的機車與車廂都南撤了。 　　

1944年9月9日，我去桂林以北的全州。路上遇見六十二、七十九軍以及四十六軍的新十九師等殘部，六十二軍由黃濤率領，含有廣東部隊;七十九軍由王甲本率領。他們從湖南撤至我的戰區，軍紀蕩然。我命令這兩個軍的主官約束軍紀，到指定地點集中。我命令將新十九師調回四十六軍。撤入廣西的部隊一進入我的戰區就要歸我指揮，但這類命令要由最高統帥部下達。 　　

我在高參們陪同下，巡視了全縣的野戰工事，發覺并不合格。全縣沒有城墻，再者，陣地延伸過于寬廣，以致備多力分。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告訴我，蔣先生命令他死守全縣三個月，問他能不能守三個月，他說能。因此，蔣先生下令運送三個月的醫藥、彈藥、糧食等供應品去全縣。這一切我都不知曉，也不知道全縣守軍的實力、城防工事的范圍等詳情。九十三軍裝備都是精良的美式裝備——卡賓槍與沖鋒槍。 　　

基本上我不同意死守任何地方。死守的目的乃是等待援軍到來后內外夾擊粉碎包圍圈，換言之，是為了等候機會反攻。這類戰例，譬如1930年在南寧發生過。我們必須訂定目標。在全縣之役，守軍奉命堅守三個月，甚至不惜與城池共存亡。沒有援軍派出來，我們派不出援軍去全縣的原因很簡單——無兵可派。我認為全縣遲早會陷落，犧牲那么多士兵有什么意義?在抗戰期間，我從未濫用權力下令死守，我認為“死守”這一做法基本上是錯誤的。 　　

我相信陳牧農無法實踐他對蔣先生的承諾，我甚至認為他守不了三天。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盡最大的努力，我能在兩周內利用湘桂線把所有軍需物資運離全縣。考慮到火車車廂與卡車數量不足，至少可以在短期內把重要軍需物資后撤到桂林。 　　

陳牧農承認他不能堅守三個月，我告訴他，他最大的錯誤是對蔣先生夸下海口。我問他為什么要吹牛?他說，他已做了承諾，駟馬難追。我告訴他：“陳軍長，堅守三個月是不可能的，我期望你守兩星期。”我說，我會報告蔣先生，要求減輕他的負擔。他感激我的關愛，承諾守城兩星期。 　　

我回到桂林后，9月11日打電話給蔣先生，我說，鑒于兵力不足、防御工事脆弱，守全縣三個月是不可能的。蔣先生問我能守多久。我建議讓九十三軍在全縣與靈川之間憑借有利的地形條件抵抗，然而，在9月27日前，九十三軍不可撤至靈川以南。我解釋道，把軍用物資后撤，至少需要兩星期，蔣先生同意我的建議。我告訴陳牧農，已經為他向蔣先生緩頰，但他必須對我信守諾言守城兩星期。他感謝我幫他擺脫險惡環境。 　　

當天，九十三軍守衛黃沙河的部隊未經抵抗就后撤至全縣的主陣地。我打電話訓斥他，黃沙河的陷落標志了桂柳會戰的開始。誰想到，當敵人逼近全州，九十三軍由四川開往廣西時，沿途拉夫擾民，到處毆打百姓，在貴陽市架起機槍同保安部隊斗毆。5月離開四川綦江，7月間到達全州。陳牧農治軍怠忽，又不積極備戰，有些軍官競用汽車運載物品去重慶出售圖利，這些物資不是盜取國有財產，就是從湘粵的商人、難民手中壓價買進的，也有強行扣留、明奪暗搶來的。九十七軍一六六師師長王之宇、副師長黃淑皆住在重慶公館中，怕吃苦不隨部隊行軍。陳素農是浙江人，他接替被撤職的湖南人李明灝，軍委會中的湖南系人員就扯陳素農后腿，不發給汽車運兵，所以九十七軍的物資、給養還得士兵們背著行軍，他們連草鞋都穿不上，光著腳板走路，造成士兵厭戰畏戰。 　　

我報告蔣先生陳牧農擅自后撤，他命令我立即槍斃陳，接著我收到蔣先生的電話，確認他的命令。不然，我是不敢執行處決令的。蔣先生有權下令立即處決，但他通常是交付軍法署審理的，例如張德能案。 　　

陳牧農向我莊嚴承諾堅守全縣兩周，但敵人一逼近他就逃跑，我氣壞了。損失三個月的醫藥、彈藥、糧食供應所引起的后果是無可估量的。九十三軍團以上軍官要求我幫忙求情，我沒有理由拒絕。另外，陳牧農已往是一員勇將。蔣的惱怒只是原因之一，有足夠的理由判他死刑。但作為中國人，我必須為他求情，我們中國人常常強調人情。我請求蔣先生下令將陳牧農移交軍法署審理。

9月17日，我派一名高級軍官通知陳牧農出席會議。我不能告訴他，他將面臨什么——若他知道就會逃走。他晚上才到。9月19日，我收到蔣先生電報，拒絕我的請求。蔣先生嚴令務將陳牧農槍決后的尸體拍照呈核備案。我將蔣先生的電報向陳牧農出示，問他要不要寫一紙遺囑。他要求我批準他與蔣先生通電話。我打電話給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稱陳牧農要直接向蔣先生報告，林答：“委員長已經休息了，不必報告，命令已經下達，請長官立刻執行就是了。”我告訴陳，我已回天乏術，我叫他準備遺囑。我下令夏威負責執行。翌日，我離開桂林赴前方柳州指揮戰事后，陳牧農被槍決。九十三軍隸屬于十六集團軍，夏威是陳的頂頭上司。 　

如果蔣先生不越權指揮，這一慘事不至于發生。全縣在我的戰區，蔣先生應該讓我指揮，我絕不會命令陳牧農在第一個陣地死守三個月。是蔣先生自己的過失導致陳牧農之死，為此，我必須批評他。 　　

9月下旬，六十二、七十九與六十四軍抵達四戰區。10月5日，楊森率二十七集團軍抵達桂東平樂，轄有楊漢域的二十軍與丁治磐的二十六軍以及廣西人羅奇的三十一軍，后者系中央嫡系。這些全是從湖南戰場潰敗下來的部隊，都嚴重缺額。 　　

軍、師級單位上報長官部的兵力數字比實有人數少，因為他們害怕再被指派擔負艱難的任務。上報長官部的人數與上報中央不同，他們上報中央則是多報。 敵人沿西江進逼時，我們不顧中央作出在柳州、桂林取守勢的決定，斷然實施我先前提出之在西江以南發動攻勢的計劃(見張發奎11月11日日記)。美國人十分贊同我進攻桂平敵軍的計劃。 　　

我命令三十一軍的一三五師(師長嚴僧武)與唐紀率領的廣西保安第一、第二縱隊進攻平南西部敵軍。以上部隊組成左翼軍。羅奇的三十七軍配屬鄧龍光指揮，其任務是配合左翼的軍事行動。 　　

10月21日，六十四軍對桂平(在西江北岸，已淪陷)發起進攻。該部從廣東開拔，行軍一千里路在進攻前一日才到達石龍，所以沒有足夠時間了解戰場形勢。它本應休息一下，但我沒辦法，進攻兵力不夠。六十四軍包含新組建的部隊。 　　

我很激動也很得意，這是我第一次向日寇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也是我第一次指揮空地聯合作戰。美國低級軍官、士官、士兵加入了我們的前線部隊，他們配備了無線電臺，所以能引導第十四航空隊的戰機，這些美國人很勇敢;美軍飛行員也很勇敢，他們低飛轟炸敵軍，在能發現敵軍時，戰果十分輝煌。 　　我有信心奪回桂平，然而，我知道即使成功了，如果敵人反攻，我們仍會失敗。我希望贏得盡可能多的時間。有人說，我們明知最后會失敗還發動對桂平的攻勢，這是為了顯示我軍的威武不屈精神。 　　

10月27日，第一三五師與廣西省保安第二縱隊從平南地區后撤。翌日，我命令四十六軍接替攻擊桂平周邊的蒙墟。28日，六十四軍占領了三分之二的蒙墟，但當晚敵軍增援時，又被迫撤出。我命令四十六軍再次奪回。29日，我下令部隊撤到桂平以西的新陣地。 　　

我下令鄧龍光守住武宣以便掩護國軍撤至柳州以及阻礙敵軍前進，當晚我奉白崇禧指示返回柳州。 　　

10月31日，我下令部隊擺脫敵軍。我估計我們難操勝算，同時我們擔憂桂林前線，敵軍已經穿透桂林的周邊(10月28日九十三軍從高田撤至桂東北，10月31日敵軍進抵桂林郊區。詳見張發奎日記10月28日與31日)。我們擔憂，敵軍占領桂林后，將同從龍虎關進逼荔浦的敵軍會師。 　　

蔣先生(11月2日親擬文稿)發來電報，要我“守住桂柳待命”。我的同事們同我一致認為這是做不到的。柳州不像桂林有城墻與山洞，防御工事薄弱，缺乏防守的所有必要條件。我報告蔣先生，柳州守不住，要求他改變命令，他沒有答復。 　　

我集中了柳州附近的部隊，主要依靠楊森的二十七軍。鑒于部隊戰斗力薄弱，我不得不采取內線作戰策略，這就意味著我們放棄周邊防御。坦白講，這一策略比較容易執行，因為縮小了作戰范圍。誠然，如果有大量部隊可以調度，我不會采用這一策略。在我的部隊安置完成之前，11月5日，九十三軍在桂林以南的永福被擊潰。翌日，夏威與他的參謀長到達柳州。

敵軍逼近柳州，我命令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在柳江南岸盡可能堅守，該部雖在湖南激戰過，但狀態尚可。換言之，我授權他自行處理后撤事宜。 　　

11月9日，韋云淞從桂林來電稱敵軍已占領省政府所在地。我要求蔣先生，允許桂林守軍突圍，但未獲準。當天我與桂林的電話被切斷。 　　韋云淞逃出桂林。城防司令一走，其部下便不可能繼續抵抗，有些人突圍了，傷亡極為慘重，三十一軍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在七星巖山洞自殺身亡。 敵人使用了毒氣，其實它根本不必違反國際公法訴諸這等殘忍手段，要對付山洞里的國軍只須使用煙幕彈就能奏效的。在戰爭中發生的事是講不清楚的，敵人殘忍極了。在那亂局中，幸存一命就不容易了，誰能保留毒氣的證據? 　　

三十一軍這么快就棄守桂林，我也感到驚奇。正如我已說過，桂林的有利條件是多山地形、堅固的城墻與防御工事，它不應該這么快就放棄。至于柳州，我們沒有接戰，是的，在柳州始終沒有抵抗。 　　

桂柳會戰失利的主因是士氣低落，不同層級軍官的戰斗意志都動搖了。桂柳會戰，三分之一官兵陣亡、負傷或失蹤，被俘的卻不多。失蹤人數很嚴重，有些人在撤退途中乘機逃跑，情況比淞滬、武漢會戰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