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月30日,美國參議院以51票支持、47票反對的微弱差距,正式終止了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的廣泛關稅措施。
2. 表面來看,這似乎是立法機構對行政權力的一次有效制約,仿佛國會在糾正前任總統偏離軌道的貿易路線。但深入剖析,這一舉動不過是美國漫長貿易爭端史中再尋常不過的一幕。
3. 今天高呼“買美國貨”,明天又推動自由貿易協定,后天再度祭出關稅大棒——這種政策上的劇烈擺動并非決策失誤,而是根植于美國政治體制深處的固有特征。
4. 自建國之初,利益分化就決定了其貿易立場的不穩定性。1787年,《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早已點明:一個多元社會必然存在相互沖突的利益群體——土地所有者、工業主、商人與金融精英,他們對開放或封閉市場的態度天然對立。
5. 麥迪遜當時便清醒地指出,指望政治領袖能超越派系調和矛盾無異于幻想,因為每一項貿易決策本質上都是資源分配的博弈,直接決定哪些群體獲利、哪些群體受損。
6. 經濟學者道格拉斯·歐文耗費十年心血完成著作《貿易的沖突》,系統梳理了美國跨越兩個世紀的貿易演變路徑。
7. 他提出的核心論斷極為清晰:美國的對外貿易方針從不曾是基于長遠戰略的理性設計,而是一場持續不斷的利益爭奪戰。哪一方游說力量更強,政策天平便向其傾斜。
8. 美國各州經濟結構差異顯著:密西西比依賴棉花種植,肯塔基以煙草為支柱,賓夕法尼亞則長期依靠鋼鐵產業。從事出口農業的地區自然傾向低關稅以便銷往海外,而制造業集中的區域則渴望高壁壘來抵御外國競爭。
9. 各州議員進入國會后,首要任務便是維護本地選民的經濟利益。因此,觀察國會中有關貿易法案的投票記錄,幾乎等同于閱讀一幅精確的經濟地理圖譜——每個代表的立場與其所在地區的產業結構高度吻合。
10.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本身就設置了極高的變革門檻。任何新法案必須同時通過眾議院、參議院,并獲得總統簽署,三者缺一不可。
11. 這種制度設計使得政策調整異常艱難,即便多數民眾不滿現狀,現有體系仍可能長期維持不變。正因如此,盡管輿論批評不斷,實際政策卻往往表現出驚人穩定性。
12. 歐文將美國貿易發展劃分為三個關鍵階段,每階段主導邏輯截然不同。第一階段從建國至南北戰爭結束,關稅主要功能是為聯邦政府籌集財政收入,彼時尚無其他穩定稅源。
13. 第二階段自內戰后延續至大蕭條前夕,保護主義成為主流,工業化進程加速背景下,制造業資本占據話語權,推動高關稅屏蔽外來沖擊。
14. 第三階段始于經濟危機之后,直至今日,互惠貿易協議逐漸取代單邊保護,美國開始主動引領全球化進程,構建由其主導的多邊經貿秩序。
15.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重大轉向均非漸進演化結果,而是由劇烈外部沖擊強行撬動。南北戰爭導致共和黨全面掌權,工業州勢力壓倒南方農業利益,關稅水平隨之攀升。
16. 大蕭條徹底摧毀既有經濟模式,民主黨借機推行新政改革,貿易政策才轉向鼓勵互惠合作。換言之,若無重大危機打破僵局,整個系統難以自發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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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稅政治的真相
18. 若論美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貿易決策,1930年通過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堪稱典型反面教材。
19. 當時國會大幅上調近兩萬種商品的進口稅率,達到歷史峰值,此舉迅速引發全球報復性加征,國際貿易幾近凍結,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深度與廣度。
20. 這一慘痛教訓影響深遠,此后數十年間,美國決策層在制定貿易規則時始終小心翼翼,極力避免重演當年悲劇。
21. 然而,歷史警示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當權者是否愿意汲取經驗。特朗普執政期間推行的全球關稅策略,其內在邏輯與《霍利-斯穆特法案》如出一轍:打著“振興本土就業”的旗號,限制外國產品流入。
22. 差別僅在于目標對象由昔日歐洲轉為中國,手段也從普遍性增稅升級為針對特定行業和技術領域的精準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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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歐文在研究中特別提醒:貿易政策的實際后果常常背離制定者的初衷。1808年杰斐遜實施全面貿易禁運,意圖迫使英法在海上爭端中讓步,結果反使本國港口陷入停滯,經濟損失遠超外交收益。
24. 19世紀盛行的高關稅政策聲稱旨在促進工業化進程,但真實成效至今仍存爭議。進入21世紀,中美之間的深度經貿往來究竟是掏空了美國制造業崗位,還是為普通家庭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立場,而非數據本身。
25. 此次參議院否決特朗普關稅提案,51比47的投票分布極其接近,充分說明國內在此議題上的分裂依舊尖銳。
26. 支持者堅信必須用關稅工具捍衛鐵銹地帶工人的生計,反對者則警告此類措施只會推高消費成本、損害盟友關系、擾亂供應鏈。雙方皆可援引統計數據支撐觀點,也能構建完整邏輯鏈條,但彼此之間缺乏共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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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今,美國的貿易取向已不再局限于經濟范疇,更多被賦予地緣戰略意義。二戰結束后大力倡導自由貿易,實則是為了鞏固美元霸權與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促使各國嵌入美國主導的規則體系。
28. 隨著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原有秩序面臨挑戰,舊有邏輯難以為繼。
29. 是繼續維系開放體系以獲取全球化紅利,還是收縮防線優先保障國內產業安全?這一抉擇遠比冷戰時期的戰略選擇更為復雜且充滿不確定性。
30. 歸根結底,此次參議院行動只是暫時遏制了極端關稅政策的蔓延趨勢,并未觸動美國貿易機制的根本運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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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只要那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出口導向型產業與進口替代行業的利益沖突、沿海發達地區與內陸傳統工業區的發展落差、金融資本偏好與實體制造需求的路徑分歧——政策搖擺就注定將持續上演。
32. 下一任總統上臺后,或許會拋出全新話術,包裝成“國家復興計劃”或“經濟獨立藍圖”,但實質仍是不同利益集團在國會殿堂中的新一輪角力。
33. 每一次關稅數字的升降背后,映射的其實是國內權力格局的緩慢遷移與重新平衡。
34. 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看清為何美國貿易政策總似過山車般起伏不定。不是執政團隊缺乏專業能力,而是整套制度本就被設計成多方制衡的博弈平臺。其代價便是政策連續性缺失、執行效率低下、方向頻繁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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