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歲被通緝，8歲被關大獄，10歲淪為乞丐——中國核潛艇之父

一個人的童年能有多慘？如果4歲就被全國通緝，8歲坐牢，10歲靠乞討活命，大概已經跌進了人生最黑的谷底。

但偏偏，這樣的人，后來卻成為中國核潛艇事業的奠基人。彭士祿，這個名字在很多科技年鑒里低調地出現，但他的一生，比任何傳奇都更震撼。

現在通過一個人真實的經歷，帶你看見：什么叫苦難砸不垮的骨頭、撐起民族脊梁的普通人。

從通緝到乞討：苦難是一種錘煉

1928年，彭士祿才4歲。他的父親彭湃，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被國民黨槍殺后，家族成了“黑名單”。年幼的彭士祿連父母的遺體都沒見上，就被標上“通緝犯”的標簽。反動派追得緊，他被奶媽背著逃亡，幾十戶人家輪流藏，睡過牛棚，也住過破廟。

8歲那年，他被叛徒指認，抓進汕頭石炮臺監獄。孩子的小身子，硬生生吊在梁上，飯里有蛆，身上爬滿虱子。最殘酷的，是眼睜睜看著養母被拷打，卻一句也不能認罪。那年冬天特別冷，他的腳凍傷，蹲不下，躺不平，只能咬牙挺著。

熬到10歲，好不容易從監獄出來，身體卻被折磨得幾乎走不了路。沒有親人、沒有飯吃，他靠沿街乞討活下來。后來，有好心人把他藏了起來，沒多久，又被抓進潮安監獄。直到祖母親自趕來，把他領出這場噩夢。

這一段經歷，看起來像是小說里的情節，但都是真事。很多人會問，一個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不瘋已經算萬幸，怎么還能成長為科學家？彭士祿的童年，沒有摧毀他，反倒錘煉出一種鋼筋鐵骨的堅韌。他在最黑的日子里，學會了不倒下。

革命洗禮：從流浪兒到國家的人

苦難沒有結束，但路開始有了方向。1930年代末，彭士祿在香港碰上了東江縱隊。他沒錢、沒學歷，但一心想干革命。黨組織認出了他是彭湃的兒子，安排他北上延安。

到了延安，他才發現，自己連小學都沒讀完。但他不服輸，白天干活，晚上借書自己啃。周總理知道他的情況，親自關照他進青年干部學院。他主動請纓去當護士，累得吐血也不休息。有人勸他歇歇，他說：“我欠太多了，不能停。”

1945年，他正式入黨，直接免去預備期。這在那個年代，是極高的信任。黨組織沒把他當“烈士遺孤”來照顧，而是當成能干實事的人來培養。后來，他被送到蘇聯留學，本來學的是石油，國家需要他研究核動力，他立刻轉了專業。一句話：“國家讓我干啥，我就去干啥。”

這段轉折，不光是個人命運的反轉，更是一個時代對年輕人的托舉。從一個流浪兒，到能代表國家出國深造的技術骨干，這背后，是延安對知識分子的包容，是黨對下一代的信任。彭士祿沒有讓這份信任白費，他用一輩子的工作，交了答卷。

核潛艇之父的無聲戰斗

1950年代，冷戰的風越刮越緊。美國的核潛艇已經在太平洋來回游，中國卻連圖紙都沒有。毛主席一句話：“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彭士祿聽見了。他放下專業，扎進了核動力研究。

條件苦得不行。試驗基地選在四川的深山，連電話都沒有，計算全靠算盤。他白天干活，晚上挑燈寫報告，吃窩窩頭，睡地鋪。有一次，他連夜計算反應堆核心參數，困得把油燈打翻，差點燒了實驗室。

1970年，中國第一臺核動力反應堆成功運行，1974年，“長征一號”核潛艇正式下水。這是中國第一次，把核能裝進潛艇，讓它在海底長時間潛行。世界上，只有四個國家做到這一點，中國成了第五個。

可彭士祿沒把功勞往自己頭上攬。有人問他怎么評價自己這一生，他說：“我就是一顆螺絲釘，擰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胃切除四分之三，還堅持上班。后來又參與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還是那句話：“我是國家的人。”

在科技不對稱的年代，彭士祿的堅持，換來的是中國在深海領域的獨立自主。沒有儀式、沒有聚光燈，他用一輩子的沉默，把國家安全托在肩上。在今天這個“科技即國力”的時代，他的故事，是對“自主創新”最有力的注腳。

彭士祿這一生，不是傳奇，是實打實的苦干。他沒有童年、沒有安穩，但他用幾十年把苦難轉成了價值。他說過一句話：“我的一生屬于人民。”在這個人人都想要“成功秘訣”的時代，他的經歷給出了另一種答案：扛得住苦，熬得過事，才配談理想。他用一顆普通人的心，做出了不普通的事。

信息來源：我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人民日報2021-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