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一份由郭沫若、吳晗等學者聯名提交的《關于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擺上國務院會議桌。報告主張挖掘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以“豐富歷史知識,創造旅游價值”,但周恩來總理審閱后僅以“我對死人不感興趣”冷淡回應,最終批示改為先行試掘規模較小的定陵。這一決策背后,折射出新中國初期文物保護與學術沖動之間的深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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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當著科學院院長,跟吳晗一起把這事往前推,說白了學術里想探索一下,時代里有股建設勁頭,吳晗講過一句,人力物力夠用,開干就行,鄭振鐸、夏鼐他們不點頭,國內考古手段還不上線,大墓不是一般坑,爭在這兒,一邊想著挖出來能把底氣擺上臺面,另一邊提醒動一下就沒回頭路,周恩來把話說定,先試掘定陵,學術這邊有個交代,風險這邊留條縫看得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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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進場是1956年5月,新中國主動去挖的第一個帝王陵,隊伍手里鐵鏟、手電,工具就這么些,一年多打開地宮,出來一堆東西,絲綢、金器、棺槨,算下來接近3000件,問題也跟著出來,剛露面的絲織品顏色很亮,過不了多久發黑發脆,萬歷和皇后的骨骼抬出來是完整的,1966年被紅衛兵燒沒了,原棺槨現場處理失誤丟了,只能做復制品擺著,夏鼐當時反復講,文物保護要超低溫設備,恒溫恒濕庫房都難保證,條件差在哪兒一目了然。
定陵的結果對照鄭振鐸當年的提醒,他1955年就寫信到國務院,手段不夠的時候,挖就是破壞,拿定陵做試驗田,后來試掘出了問題,郭沫若在1965年還提出長陵再挖一處,周恩來把口徑定住,十年內不開帝王陵,接著把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升成國家政策,話點在這兒,考古是一次性的取走,不是去找寶玩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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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里頭,學術想沖一把,行政要把盤子穩住,郭沫若他們對歷史的再現有勁頭,技術要跟得上,政治風向也會變,這點估計不足,周恩來看的是全局,先把風險壓住,定陵里萬歷金冠、鳳冠留在了庫房,大家都看得到,絲綢、文獻丟了不少,這次發掘在學界被當成一堂重課,后面一個更大的動作,文物保護制度往前走,1982年《文物保護法》把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寫進條文,從這類經驗里抽出來的方法。
往長線看,定陵成了考古倫理的分水嶺,求知這頭和保護那頭,界線在哪兒,這回讓人心里有數,帝王陵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價值不只實物,未解的部分讓研究有持續的動力,現在有遙感、有虛擬重建,能不動土也摸清結構,2003年秦始皇陵的勘探用了磁法、雷達,把信息拿到手不直接開挖,這種做法延續的是那段時間的審慎思路。
郭沫若和周恩來分歧擺出來,短期的學術收獲和長期的文化安全怎么取,定陵給后人留話,揭開事實要先保住本體,拿文物去換認知,結尾總會寫成時代局限,周恩來那句對死人不感興趣,說的是尊重生命的分寸和文明能延續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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