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9天告別妻子，潛伏臺灣42年后歸來發現：子孫滿堂發妻仍等他

婚后不久，他就告別新婚妻子，之后更是潛伏臺灣幾十年，日盼夜盼，終于有了機會回到大陸，令他驚喜的是，他的妻子并沒有再嫁，而是自己將幾個孩子撫養長大，一直都在等他。

他就是謝漢光。

謝漢光1917年出生在采芝村，家里靠種地過活，兄弟姐妹11個，他排行老2，小名叫丙坤。那時候的廣東農村，多數孩子早早就下地干活，謝漢光運氣好，父親覺得“讀書能出息”，咬牙供他念了私塾，后來又送到縣城讀中學。

1940年，23歲的謝漢光考大學，本來想讀法學專科，沒成想那年專業取消，誤打誤撞被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系錄取。

這所學校里藏著不少中共黨員教師，課上課下總跟學生聊抗日、聊家國，謝漢光跟著這些老師，慢慢摸清了自己想走的路，不只是種好樹，更要為這個亂糟糟的國家做點事。

在大學里，他不是最會說的，卻是最能做的。同學梁錚卿、張伯哲跟他合得來，幾個人經常湊在一起，要么去兵工廠幫著裝子彈、打包物資，要么到街頭給難民發粥，聽那些從淪陷區逃來的人講日軍的暴行。

有一次，他們還偷偷掩護過兩個受傷的游擊隊員，把人藏在學校后山的山洞里，每天送藥送吃的，直到傷好送走。

1942年夏天，謝漢光畢業，回了趟老家。家里給他說了門親事，女方叫曾秀萍，是揭西縣五經富鎮的女學生，讀過書，脾氣溫和。

兩人見了面，沒什么轟轟烈烈的情話，只覺得“合眼緣”，就訂了婚期。婚禮很簡單，擺了幾桌酒，請了親戚鄰居，拜了天地就算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過得像摻了蜜，謝漢光每天幫著家里下地，晚上就跟曾秀萍坐在煤油燈底下，他讀大學時的課本，她縫衣服，偶爾說幾句話，都覺得踏實。可這樣的日子只過了短短9天，一封從廣西寄來的信，把平靜打碎了。

信是他大學同學寫的，說廣西桂林黔桂鐵路柳州農場缺人，邀他去當技術員。

謝漢光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工作，之前學校的老師跟他提過，農場里需要人掩護進步人士，算是為抗日做后勤。他沒跟曾秀萍說透，只說“去廣西做事，等穩定了就接你過去”。

曾秀萍沒多問，只是連夜給他收拾行李，把家里僅有的幾塊銀元塞到他口袋里：“照顧好自己，我等你消息。”

謝漢光走的那天，天還沒亮，他看著熟睡的妻子，沒敢叫醒她，悄悄帶上門就走了。

到了柳州農場，謝漢光憑著專業知識，很快就把農場打理得井井有條，沒幾年就升了主任。他沒忘了自己的“另一份工作”，農場成了進步人士的落腳點，中共黨員邱達生、王珉等人都在這兒待過，謝漢光幫他們找住處、傳消息，對外只說“是老家來的親戚”。

1944年11月，日軍攻陷桂林，農場待不下去了。謝漢光帶著妻兒（這時候曾秀萍已經帶著兒子謝定文找到他）跟著難民潮往四川逃，一路上吃了上頓沒下頓，有時候只能靠挖野菜充饑。

到了四川，他在高縣、邛崍的小學找了份教書的活，教逃難的孩子認字，也偷偷跟他們講“要愛國，要把日本人趕出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謝漢光高興得跟孩子似的，拉著妻兒在街上跑。

可沒高興多久，又一件大事找上了他，對方是廣西大學的一位教授，抗戰后去了臺灣，當了臺灣省林業試驗所的所長，寫信邀他去幫忙。

這時候的謝漢光，已經跟中共華南分局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蘇惠接上了頭。方方跟他說：“臺灣剛光復，需要人在那邊做工作，你去了，能幫黨多做點事。”

謝漢光沒猶豫就答應了，他知道這一去風險大，但“為國做事”的念頭，早就刻進了骨子里。

出發前，他犯了難：帶著妻兒，不方便做隱秘工作；不帶，又舍不得。最后還是曾秀萍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動說：“你去忙你的，我帶著定文回娘家，等你回來。”

謝漢光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了妻子，沒敢說“什么時候回來”，只說了句“等著我”，就一個人去了香港，轉道赴臺。

到了臺灣，謝漢光在林業試驗所當技術員，后來所長離職，推薦他當了所長。這個身份成了他最好的掩護：白天，他忙著做林分調查、寫研究報告，甚至還跟同事合寫了篇論文，發表在當地的刊物上，讓人覺得他就是個“埋頭搞科研的書呆子”。

晚上，他就偷偷跟其他地下黨碰頭，張伯哲被他安排在蓮花池分所當科員，梁錚卿去了臺中農林總場，陳仲豪進了基隆中學當老師，幾個人在臺灣建起了一張隱秘的聯絡網，還辦了份叫《光明報》的地下刊物，偷偷傳播進步思想。

1947年初，經張伯哲介紹，謝漢光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宣誓那天，沒什么儀式感，就在臺中一個姓林的人家家里，他跟張伯哲、還有一位姓張的老師，對著縫在衣服里的黨旗，舉起拳頭說：“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那天晚上，謝漢光沒睡著，他摸著口袋里妻子的照片，心里想：“等革命成功了，就回家好好陪你們。”

1949年之后，臺灣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國民黨在大陸輸了仗，退到臺灣后，開始瘋狂搜捕地下黨。1950年1月，中共臺灣負責人蔡孝乾被捕，沒扛住拷打，叛變了，他供出了所有地下黨的名單，包括謝漢光。

那天早上，謝漢光剛到辦公室，一個陌生工人偷偷塞給他一封信，是張伯哲寫的，只有兩句話：“速離，保重”，還附了幾十塊錢。謝漢光心里一緊，知道出事了，沒敢回宿舍拿東西，直接從后門跑了。

他先躲到嘉義縣中埔分所，沒幾天就聽說，刑警去蓮花池分所搜了他的住處，沒抓到人；他又想去臺中畜牧場找梁錚卿，結果畜牧場的工人說，梁錚卿前一天剛被捕；他想聯系張伯哲，卻怎么也找不到人。

后來才知道，張伯哲為了掩護其他人，已經犧牲了。

謝漢光知道，臺灣待不下去了，可又沒法回大陸，只能往偏遠的地方逃。他一路躲躲藏藏，走到臺東的深山里，遇到了一個叫楊溪伯的農民。楊溪伯看他可憐，問他是誰，謝漢光不敢說真名，只說“是國民黨逃兵，沒戶口，想找個地方落腳”。

楊溪伯就把他帶回了家，可村里查戶口嚴，楊溪伯又把他送到了高山族村子，找村長幫忙。謝漢光掏出身上僅有的2個金戒指，遞給村長：“求您幫我整個身份，我只想活下去。”

村長看他老實，又會點農活，就答應了，村里有個叫葉依奎的高山族農民，一年前失蹤了，村長就把謝漢光的戶口安在了“葉依奎”名下。從那天起，“謝漢光”消失了，世上多了個叫“葉依奎”的農民。

在深山里的日子，過得很平淡。謝漢光跟著村民種地、守林，他把在大學里學的農林知識用上了：教村民給果樹剪枝、修水渠，讓糧食收成好了不少；村民不識字，他就幫著看信、寫信，慢慢贏得了大家的信任。

有人看他孤身一人，想給她介紹個媳婦，他每次都搖頭搪塞過去，其實他心里還惦記著家鄉的妻兒呢。

這一等，就是38年。每年過年，他都會對著大陸的方向磕個頭，手里攥著那張早就泛黃的妻子照片。

晚上睡不著的時候，他就偷偷在心里背入黨誓詞，怕自己忘了“為什么來臺灣”。

1987年，臺灣開放了回大陸探親的政策。謝漢光聽到消息時，正在山上砍柴，手里的斧頭“哐當”掉在地上，他等了這么多年，終于能回家了。

他用“葉依奎”的身份申請探親，手續辦了大半年，1988年12月，他從臺灣出發，經香港，終于踏上了廣東的土地。

在香港的時候，他從同鄉嘴里聽到了妻子的消息：曾秀萍這些年過得不容易，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因為他的“臺灣關系”被開除了黨籍，一個人帶著兒子謝定文在揭西縣教書，一直沒改嫁，就等著他回來。

謝漢光聽著，眼淚止不住地流，他以為妻子早就改嫁了，沒想到她等了自己幾十年。

回到采芝村的那天，就像開頭那樣，他站在老宅子前，不敢敲門。直到曾秀萍認出他，兩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進了屋，他看到兒子謝定文已經是個中年人，孫子孫女圍著他喊“爺爺”，才覺得“像是做夢一樣”。

可回來后，新的問題來了：謝漢光用的是“葉依奎”的身份，當地政府只把他當成“困難臺胞”，每個月發20塊錢補助。他想恢復“謝漢光”的身份，想恢復黨籍，可當年的地下黨要么犧牲了，要么失聯了，沒人能證明他的經歷。

謝漢光沒放棄，他一邊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信，一邊四處打聽當年的戰友。

1994年，他終于聯系上了陳仲豪，陳仲豪當年從臺灣逃回來后，一直在汕頭大學當圖書館館長。兩人見面時，都老得認不出對方了，聊起當年在臺灣的日子，又哭又笑。

陳仲豪幫了謝漢光大忙：他聯系上了當年在臺灣的另一位戰友，幾個人一起找證明材料，寫情況說明，遞交給中組部。中組部很重視，派了人來調查，查了一年多，終于確認了謝漢光的身份。

1995年5月23日，中共豐順縣委組織部給謝漢光送來了文件：認定他1947年初參加革命工作，從1995年4月起按科員待遇辦理離休，每月工資400多元。

謝漢光捧著文件，手都在抖，老淚縱橫：“組織沒忘了我，沒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