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慰安婦回國后，其親人和丈夫會如何看待她們？

1946年8月，東京車站外的地面還殘留著燒焦的磚瓦味，一列軍方專列慢吞吞停下，車門打開，數十名面容憔悴的女子被催著走向出口。她們來自中國、南洋各地的慰安所，此刻終于踏上故土。汽笛聲淹沒了低低的抽泣，卻掩不住圍觀者異樣的目光。

與戰前離家時的誓師場景相比，歸途格外冷清。家屬接站的身影寥寥無幾，很多女人甚至不知道家門是否仍在。理由并不復雜：戰敗的陰影與“慰安婦”印記同時籠罩，一旦被認出，等來的往往不是擁抱，而是冷漠甚至辱罵。

戰后日本官方資料顯示，大約六成歸國慰安婦選擇不報戶口，直接改名換姓。她們擔心村里的閑言碎語，更擔心丈夫或父母的責難。“別再提前線的事。”一位姓井上的婦女在調查中只留下這句話，然后消失在記錄里。短短十個字，道盡回家之難。

丈夫的態度各有不同。部分男性當年已被征召，自己亦在戰場上經歷慘敗，羞愧與疲憊讓他們無暇再深究妻子的經歷；但也有男人將失敗情緒發泄到女人身上。學者中野日出在1952年的統計里提到，約三分之一的歸國慰安婦在三年內遭到離婚或遺棄，理由始終繞不開“失節”二字。

“你回來，就是恥辱。”有丈夫當眾吼出這句狠話，隨后轉身再也不見。對比之下，同村因饑荒賣兒賣女的悲劇似乎更容易被原諒，日本社會對性與名譽的苛刻在此暴露無遺。

父母輩的反應更顯矛盾。一方面，他們在物質匱乏中需要女兒勞作，另一方面，家族名譽高于一切。戰后頭五年，九州、四國等地出現大量“寄寓”現象：慰安婦被“寄”到外地親戚家當傭人或在城市租房獨居，以免影響本家子弟的婚事。外界很少知道，她們為寄宿支付的費用全靠自己打零工掙來，完全談不上“家人庇護”。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對這一群體的態度極其曖昧。1947年的復員省文件只字未提“慰安婦”三字，而是用“海外從業女子”含糊帶過。補貼、口糧票、醫療照顧全無，她們在政策層面被當作透明人。官方保持沉默，地方社會的歧視因而更加肆無忌憚。

精神創傷不止來自外界評價，還有身體后遺癥。性病、子宮損傷、營養不良困擾不去。戰后醫療資源緊張，慰安婦很難排到公立醫院的號碼，無法生育的陰影隨之放大。數據顯示，1950年前后，日本國內領養數量激增，背后恰好對應大量歸國慰安婦無法生子的現實。

有人試圖自救。大阪、神戶等地出現“互助茶屋”，十來名前慰安婦合租民房，白天賣面點，夜里互相照看。她們把店名起得輕松，如“向日葵”“海風”，可一旦警察查證身份，茶屋就要被迫關門。對當局來說，過去的“軍屬”竟比普通妓女更讓人頭疼，索性統一驅離。

學界對她們的關注起步很晚。直到1973年干田夏光出版《從軍慰安婦》，這一群體的名字才正式進入日本大眾視野。可書中不到一成篇幅觸及“歸國后的處境”，原因在于受訪者極少愿講。“經歷說出口，親戚先翻臉。”采訪筆記里這句旁白隱約解釋了沉默的緣故。

親情裂痕往往難以彌補。沖繩地區某寺廟的登記本記載：1955至1965年，寺中為二十九名女子舉行無親屬葬禮，其中十九人身份備注為“元從軍慰安婦”。她們用極端方式切斷過往，也避免給家族留下一點“恥辱”痕跡。這種以身殉名的悲涼，放在任何時代都駭人。

遺憾的是，歸家者里能真正獲得丈夫接納并維系婚姻的，只占少數。成功案例多發生在丈夫同時經歷戰俘收容所的另一種苦難，雙方用沉默達成共識：不追問、不埋怨，只求活下去。外人看來冷冰冰，但在廢墟時代已是難得恩情。

若問日本社會為何如此苛刻，還得回到“家”與“村”的共同體邏輯。被貼上“不貞”標簽，就等同切斷血脈傳承的正當性。家族史里容不下污點，個人命運于是被犧牲。放到更宏觀的層面，軍國主義的失敗需要替罪羊，而弱勢女性最易被推出頂罪。邏輯殘忍，卻又合乎那段歲月的荒誕。

今天已難統計出多少慰安婦在沉默中老去，亦難求證多少丈夫、父母最終原諒了她們。能夠確定的是：戰爭不只毀滅城池，更撕裂最脆弱的親情紐帶。那些女人背負的，并非個人選擇，而是時代強加的枷鎖。她們回家了，卻再也找不到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