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逝世4年后，彭梅魁去探望黃克誠：這是我伯伯留給你的遺物

1978年11月的清晨，北京西山起了薄霧，落葉翻滾，一輛小吉普在山間公路緩緩向前。車里坐著彭梅魁，他的膝頭放著一個舊書箱，黃布包層層裹著，縫線已經發白。這趟行程，他已在心里排練過無數遍——四年前病榻上的伯伯把箱子交給自己時，氣息微弱，卻反復叮囑：“帶給老黃。”

等車停在玉泉山療養院門口，他深吸一口氣。迎出來的軍醫告訴他，黃克誠剛做完針灸，情緒不錯。片刻后，門被推開，黃克誠佝僂的身影出現在燈下，雙目已失明，但聲音依舊洪亮：“是誰來了？”彭梅魁上前，壓住激動，把箱子遞上：“這是彭伯伯留給您的。”

黃克誠的手在箱蓋上停了幾秒，指尖輕顫。他沒有立即打開，而是要護士幫他摸清箱子每一道棱角。那一刻，屋內靜得能聽見秒針走動。隨后，他輕聲道：“他終究還是惦記著我。”

時間仿佛被拉回到48年前。1930年2月，江西修水的城墻上，黃克誠頂著一副打了裂紋的眼鏡，提刀第一個翻上女兒墻。彭德懷當時正帶指揮部繞側翼，看見這一幕，下意識問旁邊參謀：“那個像書生的連長是誰？”參謀答不上來，只能搖頭。戰斗結束后，彭德懷沿著陣地一路打聽，才在衛生所找到渾身泥血的黃克誠。“別逞強，命要緊。”彭德懷拍了拍他肩膀，從此把這個讀書人記在心里。

他們真正的交鋒發生在1932年漳州城下。紅三軍團連攻未克，傷亡漸增。黃克誠主張撤離，彭德懷依舊咬牙堅持。兩人在農舍里摔茶盞、拍桌子，爭得臉紅脖子粗。參謀長勸不住，只能在屋外干著急。一個月后，攻城無果被迫撤退，復盤會上，彭德懷主動承認自己判斷失誤，黃克誠卻替他兜底：“決策是集體的，別把責任推給一個人。”場面因此熄火，雙方心底卻結下另一層默契——可以吵，但不翻舊賬。

這種“可以吵”的關系貫穿此后幾十年。延安整風時，黃克誠因直言被列入“懷疑對象”。消息傳到彭德懷耳中，他直接闖到臨時審查組，音量震得屋頂梁灰直落：“誰審他的材料？調來給我看！”不久黃克誠獲釋，但他并不知道幕后發生了什么。直到1959年廬山，彭德懷被罷職后，他才從舊檔案里得知真相，忍不住寫信道謝。信寄出幾天后又被退回——彭德懷的專收地址已被取消。

1965年，彭德懷調三線建設，赴西南考察前路過太原，兩人夜談到子時。憶及抗戰歲月，黃克誠提醒他：“話要慎出口。”彭德懷點頭，卻仍按自己的節奏做事。數月后分手于車站月臺，誰也沒料到那是最后一次握手。

1973年春，彭德懷確診直腸癌，住進解放軍總醫院14層病房。病程后期，他時常半夜醒來，讓侄女拿稿紙。那是一份厚厚的《國防工業布局與西南鐵路建設設想》，條理分明，細致到橋墩混凝土配比。他寫完最后一頁時，已經不能久坐。一天夜里，他艱難地對侄女說了短短一句，“梅魁，把這些稿子務必交給老黃。”那段話從錄音里統計，僅23個字。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與世長辭。追悼安排因特殊時期極為低調，沒有戰友到場，亦無公開哀樂。黃克誠依舊身在山西，高平旱情嚴重，他帶隊挖井直到凌晨才回駐地。聽聞噩耗，他愣在院墻下，良久才低聲說：“他走得太急了。”

“四年，我才見到這箱東西。”黃克誠摸索著讓護士幫忙拆開繩扣。里面是三本稿子、一支硯臺、一封信。信只有一句話：“黃兄掌眼，謬誤之處煩批注。”黃克誠不再說話，手握著稿紙，像握著一桿滾燙的槍栓。

這一年年底，中央決定為幾位老同志恢復名譽。黃克誠領到通知的那天，把稿子上交軍委辦公室備案，只留硯臺陪伴案頭。他對身邊助理說：“彭總寫字用它半生，我留它，算是值班哨。”助理插不上話，只能默默點頭。

往后八年里，黃克誠因雙目失明需常住醫院。他對醫護交待：床頭柜最上格放硯臺，誰也別挪。1986年12月28日凌晨，他的心電圖滑成直線。護士來收拾遺物時，發現硯臺被他雙手合抱在胸前，指尖已然冰涼。

彭德懷與黃克誠的交往，從修水城墻到玉泉山病房，跨越半個世紀，既有刀光劍影，也有書卷清香。那只祖傳硯臺，如今陳列在軍事博物館的玻璃柜里，旁邊沒有冗長說明，只有兩行字：彭德懷遺物，1978年托付黃克誠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