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想調邊疆，調離后不想回，讓他主政一方，認為自己更適合軍隊

“1964年5月的一天，在總參作戰部的走廊里，丁盛壓低聲音卻按不住急勁：‘首長，我真不會種棉花！’”這句吐槽里，透出一位戰將對即將遠赴新疆的不安。調令已經簽發，拒絕并非選項，可他的猶豫并非意氣用事，而是對自身定位的再三權衡。此前十余年，他的戰場足跡幾乎遍及華北、東北和中南，槍聲、硝煙、行軍路線圖，那些熟悉的元素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節奏。突然被告知要去生產建設兵團從事農墾與地方治理，丁盛一下子失了方位感。

出發前夕，賀老總拍拍他的肩膀，用帶著湖南口音的普通話說，放心去，“真有事就把兵拉起來練”。這句話給了他臨時的定心丸：邊疆雖冷清，但需要備戰；兵團雖主抓生產，但歸根結底仍是軍人的戰場。帶著半信半疑，他登上開往烏魯木齊的專列。列車穿越河西走廊的戈壁，車窗外除了沙丘就是枯草，丁盛心里犯嘀咕：指揮一個師沖鋒可以，指揮拖拉機播種合適嗎？

1965年初，丁盛正式出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從編制看，這是貨真價實的大軍區副職，可新疆能機動的野戰部隊只剩一個獨立師。行政會議里，水利、氣象、棉花單產、職工口糧，在座干部談得熱火朝天，他卻抓不住重點。不得不說，他認定自己是把沖鋒號吹到最大聲的人，而不是研究滴灌技術的人。為化解尷尬，他常去團場與基層官兵聊天，聽他們講鹽堿改良、風沙自救。越聽越明白：屯墾戍邊同樣關系國家安全，只是戰法不同，需要的是時間、韌性和組織動員。

1966年6月，“大運動”席卷天山南北。軍區、兵團機關接連被貼大字報，不少干部被批斗。丁盛也被推上臺。“他是總參派來的奪權代表”——批判詞聲聲入耳。丁盛的脾氣素來耿直，他在會上反唇相譏：“組織命令我來，新疆需要我來，我怎能置身事外？”幾句硬話，惹得對方面紅耳赤。有人干脆破口大罵，他拍桌子：“批判可以，辱罵不行！”場面一度劍拔弩張。王恩茂、徐立清等人暗中護著他，局勢才沒徹底失控。可這番折騰下來，他每晚回住處都累得一言不發，心里那股想重返野戰軍的念頭越燒越旺。

1967年春，中央決定把丁盛等一批干部暫時調回北京“休整”。短短兩年，新疆的冰雪、風沙和文斗武斗，讓丁盛體會到地方工作的復雜。他對戰友說：“兵團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打法不對路。”這句自嘲里既有無奈，也有自省。北京的空氣似乎都讓人松口氣，可他心里更急：若能回到熟悉的軍種崗位，發揮才是最大。機會不久就出現。1968年初，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任命電報送到，他幾乎當天便動身南下。飛機落地白云機場，汗濕的軍裝像告訴他：終于回到軍隊陣線上。

然而轉折再次來得突兀。4月某夜，周總理來電：“盛子，回來一趟，有事談。”電話極短，卻暗示風向。抵京后得知：王恩茂因受到沖擊無法回疆，中央考慮讓丁盛再次主持新疆工作。聽完方案，他沉默了許久，答復只有五個字：“恐怕干不了。”理由很直接——新疆地廣人稀，多民族事務棘手，自己缺乏治邊經驗；再者，剛到廣州軍區，還沒摸清戰備情況。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見，隨即將龍書金從湖南調往新疆。龍書金歷經四野血戰，指揮6縱17師以猛著稱，但治政經驗同樣欠缺。1969年，他踏上丁盛三年前的路途，開啟另一段嘗試。邊疆治理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廣州軍區時期的丁盛，逢“楊余傅事件”而際遇突變。1969年10月，黃永勝升任總參謀長，軍區司令員職位空缺，丁盛出任代理。八年時間，他在那里處理南海斗爭、對越防備、海南島要塞建設，算是真正找回“軍人對戰場的掌控感”。從戰術演習到兵器試驗，他幾乎天天泡在一線。有人說他是“白天跑一師，晚上盯雷達”，精力旺得像回到二十歲。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終忘不了新疆那段更像“轉行”的經歷。有戰區參謀問他，若當年再給一次選擇，是否會留下？丁盛搖頭：“邊疆需要懂經緯度、懂民族政策、懂農業的人，我不行。”言辭雖簡，卻顯露職業定位的清晰。正因如此，后來談到干部交流，他常提醒年輕軍官：崗位調動要尊重規律，擅長軍事的人去搞金融、擅長財務的人去指揮沖鋒，表面“全才”，實則浪費。

1976年后局勢調整，丁盛的仕途也出現波折，但對個人履歷的回顧，他向來只字未提委屈。朋友勸他撰寫回憶錄，他公開的只是一句簡單總結：干部服從安排，但也要善于表達適任與否。看似平淡，卻點明一條并未寫進官樣公文的原則——既有組織紀律，也需專業對口。邊疆歲月留給他的，不是行政級別的升降，而是專業分工的分寸感。

丁盛曾說，各條戰線都重要，但人要找到最能貢獻價值的坐標。60年代初，他覺得安徽蚌埠也罷，江西南昌也罷，只要能帶兵打仗就安心；然而被拉去新疆，內心掙扎說明他知道自己擅長與短板。同樣邏輯放到今天，企業里調崗、機構里輪崗，均需借鑒此種匹配思維。任意拔高，成本不見得低。

回頭檢視那段歷史，丁盛的“想去軍隊”并非個人的小算盤，也非對邊疆的不敬，而是群體效率與角色適配的理性選擇。中國幅員遼闊，兵團固邊、軍區備戰、地方黨委協調，都需專業隊伍。把最擅長打仗的人放在槍口一線，把最擅長墾荒的人放在田間地頭，本就是組織設計的初衷。當年新疆局勢動蕩，如果讓善長治政的王恩茂早日歸位，讓戰將回到軍中，也許社會成本會更低。這不是事后諸葛，而是從一次調動延伸出的制度啟示——尊重分工，才見長效。

丁盛終其一生，對軍旅身份的認同從未動搖。他不愿離開戰場，那股自覺如紐扣扣好第一顆。界限感，讓他在新疆迷茫卻不敷衍，在廣州軍區忙碌卻興奮。相同的道理，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與現實坐標里，都不會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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