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清晨,板門店停戰協定落筆生效,一場歷時兩年零零一個月的戰爭按下了暫停鍵。熱氣騰騰的山野迅速歸于寂靜,但關于這場戰爭的敘述剛剛開始。七十年后,同一片半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版本。
翻開朝鮮中學歷史教材,第一頁寫著“偉大祖國保衛戰爭”。通篇記錄里,金日成元帥運籌帷幄、人民軍勇往直前,“三晝夜橫渡漢江”“五日內解放漢城”,細節生動,節奏緊促。可是,從“鴨綠江”到“志愿軍”四個字,連角落里都找不到。對朝鮮學生而言,似乎所有戰果都出自本民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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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越過圖們江,志愿軍老戰士留下的日記卻另有景象。1950年10月19日夜,“一秒鐘都不能耽誤,朝鮮人民在等著我們!”這句話被記錄在七十軍偵察連連長的筆記本上。兩天后,第一批入朝部隊跨江作戰,短短十七天在云山打出第一仗。對中國軍人而言,這不僅是保家,更是護鄰。
1951年春,第三次戰役結束,雙方陣線在“三八線”附近僵持。志愿軍后勤部一位干部在給國內報喜電中說:“兄弟同袍,血脈相連。”同一時間,朝鮮官方廣播只字未提外援,反復強調“人民軍獨立完成正義反攻”。一段對話在停戰后被翻譯人員記錄——“中國同志在哪里?”“在心里”,對答沉默而復雜。
時間繼續向前。1967年,朝鮮勞動黨第六次代表會議正式提出“主體思想完整體系”。“三個自”——“自主”“自立”“自衛”成為執政理念,也順勢成為解釋朝鮮戰爭的理論基石。若承認外援主力,就難以自圓其說“自主抗戰”。于是,教材重新修訂,志愿軍集體退場,戰史被框定為“人民軍獨立作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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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問,朝鮮是否否定中國的犧牲?答案并非如此簡單。公開渠道中,平壤多次肯定友軍情誼。2021年10月25日,《勞動新聞》再次刊文稱“志愿軍與朝鮮軍民并肩作戰”。對外表態與對內教育截然不同,這種二分法反映的恰是朝鮮的安全焦慮——對內維系民族凝聚,對外維系外交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做法并非孤例。蘇聯在1961年出版的《衛國戰爭史》里,也極力突出自己單獨抗擊法西斯的形象,對英美等盟國援助輕描淡寫。戰爭史往往與國家認同捆綁,敘事權重隨政局而動,這是國際政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
從歷史研究角度看,數據不會說謊。根據中朝雙方檔案,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入朝志愿軍先后出動240萬人次,犧牲18.3萬人,醫療救護占朝鮮戰區總量近六成。志愿軍炮兵曾在上甘嶺戰役一天發射18萬發炮彈,為人民軍正面防御提供決定性支援。若完全抹去這些數字,許多戰術與結果就變得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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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倘若教材真實呈現外援規模,對年輕一代的沖擊并不僅僅是“面子問題”。外援越大,本民族在戰略縱深、工業基礎上的缺口越清晰,這對于強調“自力更生”的朝鮮經濟路線是一種潛在挑戰。因此,從政權穩固邏輯而言,刪減外援似乎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遺憾的是,記憶被人為切割,也帶來認知斷層。對朝鮮民眾而言,志愿軍的英名與朝鮮山川的地名一樣被歲月塵封;對中國而言,數十萬將士在異國灑下的青春少了本應得到的敬意。歷史的齒輪卻不因教材而停擺,戰爭所塑造的地緣格局依舊深刻影響東亞安全態勢。
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歷史更像頑固的巖層,被風沙覆蓋,但總會在某個雨季顯露紋理。志愿軍的存在,寫在戰場碑石,也刻在檔案紙張,任憑如何刪改,都不可能徹底隱沒。對研究者而言,尋找被遮蔽的章節,厘清事實與宣講之間的縫隙,是對那場烽火歲月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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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戰協定簽字至今已經走過七十一年。那條用鋼筋水泥、鐵絲網和地雷鋪就的軍事分界線依舊橫亙半島。每年春秋,松骨峰、上甘嶺、龍源里舊址前依然有歸國老兵悄悄進山,“看看犧牲的弟兄”。他們沒有在朝鮮的課本里留下名字,卻在對岸幾代中國軍人心中留下坐標——那里埋著拯救半島的青春和骨血。
戰爭塵埃早已落地,記憶卻從不老去。抗美援朝的勝負結局,已然載入聯合國文件與多國軍史;志愿軍的故事,也必將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解密,被更多研究者還原、注腳、傳遞。歷史無法被永久塵封,那些在山林與冰雪中倒下的身影,終究會以另一種方式重回課堂與人們的談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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