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年365天，鎏金銀壺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出差”，堪稱“最拼”文化使者。這是固博頭號鎮館之寶，全球僅此一件的孤品，對于國內外重要的絲路展、中外文化交流展，的確不可或缺。
身姿挺拔，上腹細長、下腹圓鼓，通體閃耀華光，壺身層疊的浮雕與環形單把頂端的雕塑，現出深目高鼻的洋人形象……“看起來分明是外國器物！”面對鎏金銀壺，觀眾難免心生疑惑。“混血”感十足的這尊精美銀壺，為何出現在中國西北腹地？
鎏金銀壺
薩珊王朝，波斯文化最豐盛、最璀璨也是最后的國度。這尊鎏金銀壺，正是波斯薩珊王朝金屬工藝登峰造極的杰作，距今約1500年。它采用鍛鏨、錘揲等七種工藝，壺身環刻連珠紋，是典型的薩珊酒器形制。其靈魂卻烙著希臘印記。三組六人被惟妙惟肖地刻畫于壺身上，肢體充滿張力，面容、卷發、服飾無不帶有希臘古典氣息，上演著無聲戲劇。此場景恰為著名的“金蘋果”與“帕里斯審判”——那場引發特洛伊戰爭的傳說。
鎏金銀壺跋涉的萬水千山更是傳奇。誕生于波斯帝國熔爐與作坊的它，隨龐大的商隊啟程，被小心翼翼包裹在柔軟的絲綢或毛皮中，馱在穩健的駝峰上，穿越中亞的綠洲與戈壁……最終抵達固原。這條漫漫長路，每一步都伴隨風沙侵蝕、匪患威脅與自然險阻。當它最終作為無上珍寶，被北周王朝的柱國大將軍李賢擁有，并被鄭重置于他長眠的墓室，其旅程本身已成為一個震撼的象征。串起希臘文明、波斯文明、中華文明的它，證明在交通極其艱難的時代，人類對交流的渴望、對異域奇珍的向往，更見證一個因絲綢之路而緊密相連、彼此輝映的世界。
“外來器物最迷人的地方，不光是新穎，它們沒有僅僅停留在使用的層面，而是很快出現了模仿、借鑒、融合、創新。”考古學家齊東方在《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一書中提及，鎏金銀壺這類帶把、有流的胡瓶，比壇子罐子在傾倒液體時更實用，因而在中國迅速普及到日常生活中，并在陶瓷器中大量制作，唐代后期各種各樣帶把的壺多由此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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