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接上回。
西門璋和金邦睦一商量,覺得這個郭國偉既然武藝高強,就配備了手槍。接著又和井大杰要了六個人,又另外要了兩個女的,化裝跟蹤時用得著,最后要了中吉普、小卡車各一輛以及摩托車一輛、自行車兩輛。
3月11日,追捕正式開始,郭國偉當時家住在武昌區棋盤街,但當地戶籍警老周向西門璋等人表示,郭國偉自去年仲春搶劫案發至今一直逃在外面。去年底今年初郭國偉回過兩趟家但沒有過夜,但由于局勢混亂,分局對郭國偉沒有興趣,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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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片警老周也知道此人武藝高強,也很得力。他分析郭國偉可能的落腳處,是他舅舅平時住在武昌縣紙坊鎮的一個朋友家。追捕組于是決定去武昌縣訪查,武昌縣當時屬于咸寧專區管轄,為了拘捕成功,井大杰還請武昌縣公安局協助抓捕組查緝郭國偉的命令。
金邦睦與西門璋跟武昌縣公安局聯系好以后,二人駕駛中吉普,帶了一男一女兩個助手前往紙坊鎮的縣公安局,要求縣公安調查一下,郭國偉是否隱藏在當地,要知道他有比較強的反偵查意識以及超乎常人的脫逃能力,所以查摸的時候一定要嚴格注意保密,不能打草驚蛇讓他再次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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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縣局方面說,他們已經查著了郭國偉的藏身之處,是在鎮北口外何二鎖的廢窯那里住著呢。何二鎖是個漁民,當時他跟生產隊約定每月向隊里交納三十元塊錢,生產隊給他記工分,年底按全勞力給他分紅,平時給他糧食。他在村里有住房,但為了打獵方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廢窯里。至于何二鎖結交了一些什么朋友,縣局方面就不清楚了。但根據何二鎖所從事職業的自由程度估算,他跟逃犯郭國偉結識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依縣局方面的意思,應該夜出動人馬把郭國偉拿下,而金邦睦、西門璋則堅決反對,西門璋說:“郭國偉武功極為高強,別說黑夜了,就是大白天用槍對著他,只怕他也敢負隅頑抗。因此晚上肯定是不能下手的,必須等到天亮,人要多才行。但今晚多派些人在廢窯通往外界的各條路口設立暗哨,如果發現目標逃跑可以開槍,但只能打傷我們要抓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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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五點多,郭國偉終于落網了。這家伙被幾支槍逼在廢窯里了,竟然還打倒兩名警察逃跑,西門璋見狀只能命令開槍,負責開槍的只一槍就擊中了郭國偉的右小腿,七八名民警一擁而上給郭國偉銬上了手銬。
警方搜查廢窯,發現了郭國偉的小型旅行皮箱和一輛自行車,自行車是民國時留下的陳年舊貨,箱子里有八百元鈔票、一百多斤糧票和手表、半導體收音機等。一看就知道都是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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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國偉被送往醫院治療后直接押到了武漢市公安局看守所。專案組長井大杰、顧問老胡聞訊后帶上印昭儀前往看守所提審。驗明正身后,單問給宋韻蘭的那架照相機是從哪里來的。郭國偉供述是他搶劫所獲,隨同相機一起搶得的另有一支鋼筆,他不寫字,就賣給—個修筆攤頭了。
井大杰對郭說:“我們是調查一起涉外盜竊案的專案人員,其他案子我們不管,你把搶劫照相機、鋼筆的情況詳細交代清楚就是了。” 郭國偉倒也痛快,毫無保留地交代了作案經過:
3月7日傍晚,郭國偉的房東何二鎖出去捕魚了,郭國偉閑著無事,就騎了輛自行車到市區轉悠。他這種轉悠不一定是為了作案,但是如果撞到合適的作案對象,那他肯定要下手的。這天,郭國偉就碰到了這樣一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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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傍晚時分,騎車路過武昌區復興北街的一所中學附近,昏黃的路燈光照著空寂的馬路。郭國偉慢慢往前蹬著自行車,這時,迎面碰上了一個二十來歲、個頭不高的黑瘦青年。引起郭國偉注意的是對方肩上挎著的那個軍用挎包。郭國偉一下子就發現那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便知里面必定放著什么貴重物件,沒準兒是一包鈔票也說不定。
于是郭國偉就決定下手,他已經跟對方擦肩而過,當下就把自行車掉了個頭,往回騎了二十多米,行至目標身側驟然出手一把攥住了對方的細脖子。郭國偉那只手是什么力道,不過用了五分勁,對方就發出了近乎哀嚎的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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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在郭國偉逼迫下,乖乖地交出了軍用挎包。郭國偉往自行車龍頭上一掛揚長而去。 這個軍用挎包里裝了有那架他送給宋韻蘭的照相機,此外,還有那支鋼筆和一些傳單,最后傳單被他都扔了,軍用挎包給了何二鎖。
聽完郭國偉的陳述,井大杰覺得那個黑瘦青年十分可疑,大概就是沖帕斯卡爾下手的人,于是就盯著郭國偉追問此人的種種細節。但郭國偉對此人印象不深,但聽其口音應該是異常的東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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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璋對從何二鎖處搜獲的那個軍用挎包進行了檢查。這是部隊里發的最普通的草綠色帆布挎包,蓋子上繡著五個紅色毛體字:為人民服務。在包的內袋里還有一行用墨水寫的小字:“太原十九中趙豐裕”。審問結束之后,警方當即撥打武昌公安分局的電話,詢問3月7日之后幾天里是否接到過復興北街一帶發生攔路搶劫案的報案。武昌分局答稱沒有接到這方面的報案。
專案組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對郭國偉的口供基本認定其真實性。因此郭國偉就跟“3·7”涉外盜竊案無關了,現在的嫌疑已經轉移到軍用挎包的主人、太原市第十九中學的趙豐裕身上去了。大家認為,因為如果照相機、鋼筆是他像汪教授那樣從某處廉價買得的,那趙豐裕他在遭劫后應該立刻向公安局報案,可是他并未報案,這說明挎包里的照相機和鋼筆來路不正。有很大可能是他在“東方紅百貨商店”“捉兔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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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井大杰當即與太原市公安局聯系,請他們協助查明太原十九中的趙豐裕目前的下落。太原警方僅用幾個小時就有了回復:太原市第十九中學確有趙豐裕其人,是一個初三年級男生,自1966年12月下旬離開太原外出后至今未歸,警方從其家人處得知,家人在昨天剛收到一封趙豐裕寄自武漢的信,說他現在已經在武漢,而且馬上就要回家了。
專案組一看,既然趙豐裕還在武漢就好辦,當下,井大杰就把查訪此人的活兒交給“第二專案組”的去辦。具體由李睨墨和金邦睦負責這項任務。當時武漢外接待的一共有十七所大中學校,于是“第二專案組”一個個查。在3月12日凌晨三點多,在漢口區魯迅中學接待站里沉沉大睡的趙豐裕被人從睡夢中喚醒,刑警下令給他銬上手銬后直奔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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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審問的印昭儀,趙豐裕表示,那個軍用挎包是其在部隊當連長的表哥送給他的,這次出來串連就帶上了。他和幾個同學是被武漢接待站安排到魯迅中學住宿。但第二天晚上他的挎包就丟失了。那天是學校澡堂的開放日,趙豐裕和兩個同學去洗澡。趙豐裕委托沒有去洗澡的同學代為留意一下挎包。不料那三個同學只顧聊天,竟然沒發現有歹徒溜進他們住宿的教室,致使趙豐裕和他們自己的挎包、外套里的錢包等不翼而飛。
印昭儀問趙豐裕是否記得在失竊前現場曾出現過一個二十來歲、膚色比較黑、個子瘦小的青年。趙豐裕說這個可不清楚。后來,刑警順便還向趙豐裕的同學了解了7日晚上,郭國偉對那個操著東北口音罵“他媽拉個巴子”的青年實施搶劫的時段趙豐裕在干什么。幾名同學說,他們3月4日來武漢后,不管白天黑夜。趙豐裕都沒有離開他們去別處單獨活動過,于是趙豐裕被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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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再次開會研討案情,眾刑警認為,從目前掌握的線索來判斷,郭國偉搶劫的那個對象很有可能就是“3·7”涉外盜竊案的案犯。這人可能是東北人,也許是參加大串連的一名大中院校或者技校的學生,利用串連的機會到處作案。他對帕斯卡爾下手后,為轉移贓物需要一個符合其串連學生身份的軍用挎包,所以他就需要盜竊一個,而趙豐裕則成了他的下手對象。
刑警分析,此人既然是學生或者冒充學生外出的串連者,他很有可能就下榻在魯迅中學接待站。因為他不可能為了偷竊一個挎包而跑到很遠地方偷竊,鑒于上述分析,警方決定派人前往魯迅中學,把3月4日以來下榻于該校接待站的串連者名單全部抄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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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國各地的串連者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三十一人來自東北三省,這三十一人中男生有十九人。專案組刑警認為,“3·7”涉外盜竊案的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就在這十九人中間。
3月13日凌晨三時,刑警抵達魯迅中學后,把名單中尚未離開武漢的五名男生帶到接待站進行問詢,可能由于疑犯的個體特征過于明顯,被訪問的五名東北男生和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都還記得,確實有過這樣一個串連人員,就這樣疑犯的登記資料就被挑選出來了。
張昌永,男,二十二歲,朝鮮族。吉林市東方中學高二學生。1967年3月2日來武漢,3月11日離開,發車時間是當天晚上十點五十一分。當時的火車速度慢,此刻 張昌永應該還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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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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