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黨早期領導人之一，60年代被定為叛徒，鄧公：不能黑白不分

“老宋，這墓園里的碑文又要改動了？”1963年春，八寶山公墓管理員老張擦拭著花崗巖臺階，突然瞥見幾名戴紅袖章的青年提著鐵錘走來。帶頭的青年將手中文件拍在瞿秋白墓前： “中央專案組有令，叛徒不配葬在革命公墓！”

這座原本刻著 “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的漢白玉墓碑，此刻在鐵器撞擊聲中碎成齏粉。誰又能想到，這位曾與陳獨秀共同起草《新青年》發刊詞、被毛澤東稱為 “我們黨的才子”的早期領導人，會因一本遺著陷入三十年的沉冤。

1925年上海閘北的油印機晝夜不停作響時，26歲的瞿秋白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裹著舊棉袍伏案疾書的身影，常讓送夜宵的工友誤以為是個窮教書先生。在《熱血日報》創刊號上，他用 “犬耕”筆名寫下： “我們不是要改良這個社會，是要完全改造一個社會。”這種近乎天真的革命理想主義，既成就了他，也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1935年長汀羅漢嶺的槍聲響起前，瞿秋白在獄中完成的《多余的話》，原本是知識分子對自身局限性的真誠剖析。這本用香煙紙裝訂的小冊子，字里行間浸透著 “書生難成大事”的自嘲，卻成為二十年后否定其氣節的 “鐵證”。有意思的是，當年審訊他的國軍將領宋希濂，四十年后反而出具了關鍵證詞： “瞿先生談《紅樓夢》時眼中帶光，說'曹雪芹若活到今天，定會加入左聯'。”

當1967年 “討瞿運動”席卷全國時，最荒誕的一幕發生在江蘇常州。造反派闖入瞿秋白故居，將藏書閣的三千冊典籍付之一炬，卻漏過了墻角青磚下埋著的鐵盒——里面藏著1927年瞿秋白主持 “八七會議”時使用的懷表，表蓋內側刻著 “向警予同志留念”。這塊見證過歷史轉折的時計，最終在1999年紀念館落成時重新面世。

瞿秋白遺孀楊之華的遭遇更令人扼腕。這位上海大學最早的女黨員，在秦城監獄用發夾在墻壁刻下 “秋白在，當笑我癡”。1973年寒冬，當專案組拿著 “認罪書”逼迫簽字時，她突然抓起桌上的鋼筆，在材料背面寫下《國際歌》法文原版歌詞。在場人員后來回憶： “她哼著調子寫的，字跡比年輕人還工整。”

轉機出現在1978年深秋。鄧小平聽取瞿獨伊陳情后，特意問起楊之華臨終情況。得知這位 “楊大姐”至死未獲探視，他掐滅煙頭說道： “烈士家屬住牛棚，這是我們黨的恥辱。”據在場秘書回憶，向來冷靜的鄧公罕見地拍了桌子： “瞿秋白的問題必須解決，不能黑白不分！”

1980年文聯座談會堪稱思想解放的縮影。當八旬老報人曹靖華顫巍著背誦《赤都心史》選段時，會場響起了壓抑二十年的掌聲。有意思的是，負責調查的中紀委干部在福建查檔時，偶然發現了1934年瞿秋白給中央蘇區制定的掃盲計劃原件，其中 “每識五百字獎半斤鹽”的務實舉措，讓調查組年輕干事感慨： “這哪像叛徒的手筆？”

1999年常州青果巷重開瞿氏故居那天，九旬的瞿獨伊撫摸父親銅像低語： “媽媽要是看到這些紅領巾，該多高興。”陽光下，佩戴黨徽的講解員正給中學生講述《多余的話》中的段落：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有飯吃，我等著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