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節,成都龍泉鎮的街上飄著鞭炮的硝味,王建明穿著新買的西裝從香港回來,手里提著一個鼓鼓的皮箱,街坊們擠在曬壩邊瞅著,箱角露出的洋酒瓶和錄音機惹得人直嘀咕,誰也沒想到,這個被夸了半個月的香港回來的闊氣人,口袋里還藏著一支能錄音的鋼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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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上供銷社的張嬸記得最清,那陣子他天天往山溝里跑,老問廠里工人最近有沒有發紅頭文件,這話傳到派出所時,王建明正蹲在成都火車站啃涼包子,他盯的那兩個朋友剛用一張空白支票買了臺相機,那支票是軍工單位的趙師傅借給他們的,臨走時王建明塞給趙師傅一支金筆,說算是紀念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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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茶餐廳的空調吹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明縮在角落,手搓個不停,對面A哥推過來一杯酒,酒面晃著金光,穿超短裙的女的把個牛皮紙袋擱他腿上,說是臺灣那邊來的活動經費,那天夜里他翻來覆去數鈔票,枕頭濕透了,前一晚A哥的臉冷了,說你不干?你拿臺灣錢的事早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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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王建明那晚,廣州的出租司機老李納悶,這小子怎么突然跳車往小巷子里跑,等警察從他懷里扯出那封寫著“紅藥到手”的電報,車窗外的霓虹燈照著公安局那輛皇冠車,回成都審訊時,王建明的皮鞋底還沾著深圳羅湖橋的土,他說自己只是個逃債的,可技術科從那支金筆里倒出的錄音帶,清清楚楚錄著龍泉鎮軍工廠的采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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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鎮上開大會放錄音,趙師傅癱在長椅上直哆嗦,王建明供出的兩個人,一個在上海碼頭扛包,兜里揣著成都軍區醫院的X光片,另一個在雅安茶館喝茶,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導彈試驗場的坐標,老公安隊長拍桌子罵,就這號人,差點鬧出大事,散會時曬谷場邊的槐樹上還掛著半截紅綢子,正月里王建明回來,大伙兒在這樹下搶過他撒的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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