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81年春節，成都龍泉鎮的街上飄著鞭炮的硝味，王建明穿著新買的西裝從香港回來，手里提著一個鼓鼓的皮箱，街坊們擠在曬壩邊瞅著，箱角露出的洋酒瓶和錄音機惹得人直嘀咕，誰也沒想到，這個被夸了半個月的香港回來的闊氣人，口袋里還藏著一支能錄音的鋼筆。
鎮上供銷社的張嬸記得最清，那陣子他天天往山溝里跑，老問廠里工人最近有沒有發紅頭文件，這話傳到派出所時，王建明正蹲在成都火車站啃涼包子，他盯的那兩個朋友剛用一張空白支票買了臺相機，那支票是軍工單位的趙師傅借給他們的，臨走時王建明塞給趙師傅一支金筆，說算是紀念戰友。
香港茶餐廳的空調吹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明縮在角落，手搓個不停，對面A哥推過來一杯酒，酒面晃著金光，穿超短裙的女的把個牛皮紙袋擱他腿上，說是臺灣那邊來的活動經費，那天夜里他翻來覆去數鈔票，枕頭濕透了，前一晚A哥的臉冷了，說你不干？你拿臺灣錢的事早報上去了。
抓捕王建明那晚，廣州的出租司機老李納悶，這小子怎么突然跳車往小巷子里跑，等警察從他懷里扯出那封寫著“紅藥到手”的電報，車窗外的霓虹燈照著公安局那輛皇冠車，回成都審訊時，王建明的皮鞋底還沾著深圳羅湖橋的土，他說自己只是個逃債的，可技術科從那支金筆里倒出的錄音帶，清清楚楚錄著龍泉鎮軍工廠的采購單。
后來鎮上開大會放錄音，趙師傅癱在長椅上直哆嗦，王建明供出的兩個人，一個在上海碼頭扛包，兜里揣著成都軍區醫院的X光片，另一個在雅安茶館喝茶，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導彈試驗場的坐標，老公安隊長拍桌子罵，就這號人，差點鬧出大事，散會時曬谷場邊的槐樹上還掛著半截紅綢子，正月里王建明回來，大伙兒在這樹下搶過他撒的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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