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債37萬億危機來襲：美國經濟站在懸崖，全球何去何從？

當美國國債數字在 2025 年 10 月突破 37.86 萬億美元的那一刻，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財政警鐘再次被敲響。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最新采訪中的警告振聾發聵：債務失控疊加內外沖突，正在催生與二戰前夕 “非常類似” 的危險氛圍。從美聯儲主席到華爾街巨頭，越來越多的聲音指向同一結論 —— 這場被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稱為 “最可預測的危機”，已進入倒計時。37 萬億債務背后，不僅是美國的財政困境，更是全球經濟秩序的嚴峻考驗。

債務狂飆：從 “數字游戲” 到 “生存危機”

美國國債的膨脹速度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2017 年還停留在 20 萬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短短八年間竟近乎翻倍，如今已相當于中國、德國、日本等五國經濟總量之和。更令人擔憂的是增長加速度：2023 年以來，美債以每 100 天增加約 1 萬億美元的速度狂飆，較疫情前的預測提前了整整 9 年突破關鍵關口。

債務的 “重量” 正通過利息支出直觀顯現。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顯示，2024 年聯邦財政支付的國債利息高達 8700 億美元，首次超過軍費開支，2025 年更將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利歐的比喻精準而殘酷：“這就像動脈中的斑塊，不斷擠壓可用的支出空間。” 當利息支出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等關鍵領域的投入必然受到擠壓，最終拖累經濟活力。

財政失衡的根源清晰可見。一方面，醫療保健、社會項目和國防成本持續攀升，構成剛性支出壓力；另一方面，稅收政策限制了財政收入增長，2017 年稅改法案僅十年就預計減少 1.5 萬億美元收入。這種 “支出增、收入減” 的剪刀差，讓 2025 財年聯邦赤字維持在 1.8 萬億美元的高位，未來十年每年借款額可能接近 2 萬億美元。

大佬共識：危機已進入 “倒計時”

達利歐并非首個警示風險的觀察者，但他給出的 “兩三年內爆發” 時間表，讓市場神經高度緊繃。這位執掌橋水基金四十年的投資傳奇，將危機形容為 “債務引起的心臟病發作”，并明確指出風險將在特朗普政府任內集中釋放。

他的警告得到了金融界的廣泛呼應。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呼吁以 “成年人的態度” 正視問題，摩根大通 CEO 戴蒙直言 “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并強調其影響將波及全球。無黨派機構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主席 Maya MacGuineas 的批評更為尖銳：“美國政府仍在過度借貸，當前債務規模已與 GDP 相當，很快將刷新二戰后紀錄。”

更嚴峻的是，債務危機并非孤立存在。達利歐特別強調，37 萬億債務與社會分裂、地緣政治風險相互交織，構成了 “有足夠理由擔憂” 的環境。他甚至直言，美國正因 “不可調和的分歧” 發展出 “某種形式的內戰”，而這些內部沖突與全球局勢動蕩疊加，恰與二戰前夕的歷史情境高度相似。這種 “債務 + 沖突” 的組合，讓危機的破壞性遠超單純的經濟衰退。

信用動搖：美元霸權遭遇 “信任危機”

美國長期以來憑借美元霸權 “舉債成癮”，但這種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2025 年 5 月，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 Aaa 下調至 Aa1，至此美國已失去三大評級機構的最高評級，標志著其信用根基開始松動。評級機構明確指出，“治理水平持續惡化” 和債務失控是降級核心原因。

信用評級下調直接沖擊了美債的市場吸引力。投資者對美債的風險補償要求顯著上升，導致長端美債收益率突破 4.5% 高位，而美元指數卻同步走弱，形成與傳統理論相悖的背離現象。這種分化背后，是全球投資者對美元資產信心的動搖 ——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確定性，讓資金開始流向歐元、瑞士法郎等替代貨幣，美元儲備貨幣地位遭遇挑戰。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亞爾?弗格森的警告更具歷史厚重感：“任何大國只要償債費用超過國防開支，就不會長期保持強大。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舊制度的法國皆是如此，如今美國正接受這項定律的檢驗。” 當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償債能力產生懷疑，可能引發撤資潮，進而觸發美元危機。

破局之困：政治僵局與出路之爭

面對迫在眉睫的危機，美國政壇卻陷入集體失語。在總統大選背景下，兩黨候選人都刻意回避債務問題，且均反對削減作為債務主要推手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這種政治極化正是達利歐眼中的核心癥結 —— 兩黨將債務當作博弈籌碼，而非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導致改革寸步難行。

CRFB 提出的解決方案頗具針對性：延長可自由支配支出上限政策，實施 “超級現收現付” 規則，即每增加 1 美元支出或減稅需配套 2 美元收入補充。同時，迫切需要改革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信托基金，避免其在七年內資金枯竭。這些建議直指問題核心，但在兩黨對立的格局下，落地可能性微乎其微。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經濟增長 + 關稅” 解決方案，被多數經濟學家斥為幻想。歷史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速長期低于債務增速，而關稅本質上是對消費者和企業的變相征稅，最終會抑制經濟活力。在高利率、高物價與高債務并存的 “三高” 環境下，單純依賴增長化解債務無異于緣木求魚。

全球避險：資本轉向黃金的信號

市場已開始用腳投票。在達利歐提出 “配置 15% 資產于黃金” 的建議前，黃金價格已突破 4000 美元 / 盎司創下歷史新高。DoubleLine Capital 首席執行官岡拉克更激進，建議將黃金配置比例提升至 25%，其核心邏輯正是通脹壓力與美元走弱將持續推高黃金價值。

黃金的走強折射出全球資本的避險情緒。當美債信用受損、美元地位動搖，這種傳統避險資產重新成為 “壓艙石”。橋水基金的操作也印證了這一趨勢 —— 盡管管理資產規模從 1400 億美元降至 920 億美元，但通過戰略調整，該基金今年有望實現 2010 年以來最大漲幅，其持倉策略被視為市場風向標。

對普通投資者而言，黃金的配置價值不僅在于對沖通脹，更在于應對潛在的全球金融動蕩。達利歐的警告或許過于悲觀，但 37 萬億債務催生的風險真實存在，而歷史經驗早已證明，當大國債務危機爆發，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獨善其身

結語

37.86 萬億美元的國債數字，早已不是冰冷的統計數據，而是懸在全球經濟頭頂的 “達摩克利斯之劍”。達利歐的 “二戰前夕” 警示，與其說是歷史類比，不如說是對現實風險的緊急預警。當債務利息超越軍費、信用評級接連下調、政治僵局難以打破，美國正站在財政可持續性的懸崖邊。

這場危機的化解，需要美國兩黨放下政治分歧，以 “增加稅收 + 削減開支” 的組合拳重建財政平衡。但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這樣的共識難以達成。對全球而言，唯有提前做好風險對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才能在這場 “可預測的危機” 真正來臨時，將損失降到最低。畢竟，37 萬億債務的崩塌風險，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