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在陜北的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于1937年9月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正式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由此,抗日統一戰線全面形成,在之后的時間里八路軍在抗日敵后戰場中發揮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令侵華日軍十分頭疼。從1940年起,敵后戰場逐步成為抗擊侵華日軍的主戰場,至1943年牽制了58%的日軍和90%的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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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八路軍在1937年8月改編之初,其實編制員額非常有限,雖然名義上設有3個師,但實際上卻總共僅下轄著6個建制旅(每師轄兩個旅),具體分別是一一五師三四三旅、三四四旅,一二零師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三八六旅。
當時,為了適應緊湊的編制結構和有限的部隊單位,我軍的許多高級將領不得不連降多級,比如原先的紅軍方面軍總指揮降為師長、軍團長連降數級當旅長,至于軍長、師長改編后只能當團長(這也充分說明了我黨領導下的黨員干部不謀利不謀權,一切以大局為重)。而哪怕是級別規格并不高的旅長一職,也才只有區區6個位置,所以選誰來當旅長就成了外界高度關注的話題。
而根據資料記載,其實在紅軍正式改編兩個月前,我軍高層經過磋商討論就已經對于6個旅長人選有了基本的方案。1937年6月上旬,時任紅軍前敵總指揮的彭德懷和時任前敵政治委員的任弼時對改編后的干部配備提出了比較合適的方案,并形成了報告回電黨中央進行了詳細匯報。方案中明確提出:“現提出旅長以上建議名單,其中第一旅旅長陳光、第二旅旅長徐海東,第三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第四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第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陳再道,第六旅旅長陳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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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的是,因為在1937年6月上旬之際,國民政府還沒有下達具體的部隊編制番號,因此當時六個旅只能用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第五旅、第六旅來代稱(相應的,三個師也一樣,分別用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來暫時代稱)。
不過,到了1937年8月,由于某種原因,原定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拒絕了擔任旅長一職的安排,申請前往延安學習。(這里簡要介紹一下盧冬生的情況:盧冬生是賀老總手下的一員得力干將,曾任紅二軍團第四師師長等職,在長征中履立戰功。)于是,總部最終只得收回盧冬生任旅長的人事任命,改為由副旅長張宗遜擔任旅長一職。
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同年9月初,6個旅的旅長任命也隨之正式下發。其中,一一五師三四三旅旅長為陳光、三四四旅旅長為徐海東,一二零師三五八旅旅長為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為陳伯鈞,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為王宏坤、三八六旅旅長為陳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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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無論是陳光、徐海東、張宗遜還是陳伯鈞、王宏坤、陳賡都是我軍的功勛戰將。那么,當時黨中央、中央軍委為什么會選擇這六位干將來擔任旅長一職呢?其實原因很簡單,概括而言有這么幾點:1、資歷深厚、履歷豐富,更能服眾,比如徐海東、陳光、陳伯鈞在紅軍時期就已經是軍團級領導了,張宗遜、王宏坤也當過軍長,還有陳賡則是黃埔一期的老資格、在長征中當過中央縱隊干部團團長。2、能力過硬、才眾突出,這六位戰將懂指揮懂打仗,有戰略意識和全局視角,還馭人有方,非常適合在旅長這個崗位施展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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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東
那么,上述這六位功勛旅長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發展如何呢?在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陳賡被授予大將軍銜,張宗遜、陳伯鈞、王宏坤被授予上將軍銜,只有陳光不幸于1954年6月7日在武漢逝世。縱觀這六位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都是新中國的開國功臣和功勛締造者,他們在戎馬一生的軍事生涯中創造了共和國的奇跡,成為軍事史上的楷模,受到人們的敬仰。
當然了,到了抗日戰爭中后期,八路軍的有生力量在戰火硝煙中不斷成長壯大,旅級單位的數量自然也是不斷提升。當時,八路軍下轄各師、各地方軍區都擴編增設了相應的獨立旅、新編旅、警備旅、教導旅和騎兵旅等旅級部隊。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抗戰期間,八路軍先后組建了70多個旅,到抗戰結束前仍有近50個旅,這也使得我軍一大批優秀戰將得以走上旅級領導崗位,進一步施展了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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