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軌人生：1957年戴罪潛逃倪匡，實現從逃犯到香江才子的華麗轉身

1957年深冬，內蒙古的風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倪匡臉上生疼。他縮著脖子蹲在煤堆旁，懷里揣著剛偽造好的介紹信，紙張邊緣被手指攥得發皺。幾個小時前，他還在為拆橋燒火的事惶惶不安——那座木橋是附近礦區運煤的必經之路，被他拆了燒暖后，工地上的人已經鬧開了鍋。“毀壞公共設施”的帽子扣下來，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來說，足以壓垮往后的人生。

“走，必須走。”倪匡咬著牙站起身，把介紹信塞進貼身的棉襖里。他沒敢跟任何人告別，趁著夜色溜出礦區，一路向南。火車在黑夜里哐當前行，他靠在冰冷的車窗上，看著窗外模糊的樹影，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離這里越遠越好。那時的他還不知道，自己在慌亂中買錯了車票，這趟本應駛向廣州的火車，正把他帶往一條完全陌生的人生軌道。

抵達廣州后，倪匡沒敢多待。街頭巷尾的公告欄里，到處貼著清查流動人口的通知，他那本偽造的證件在陽光下幾乎藏不住破綻。經人指點，他跟著幾個同鄉，趁著漲潮時偷偷坐上了一艘小漁船，顛簸了大半夜，終于在澳門的一處灘涂上了岸。可澳門巴掌大的地方，根本容不下一個“逃犯”。幾天后，他又輾轉偷渡到香港，當雙腳踩在九龍碼頭的石板路上時，口袋里只剩下幾枚硬幣，連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

香港的夏天濕熱難耐，倪匡背著簡單的行李，在街頭漫無目的地走。他見過西裝革履的商人，也見過在巷子里乘涼的小販，唯獨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處。為了活下去，他鉆進了一家塑膠廠，每天在機器轟鳴聲中打磨零件，手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工棚里悶熱擁擠，十幾個人擠在一張通鋪上，晚上連翻身都要小心翼翼。可就算這樣，倪匡也沒丟下讀書的習慣。每天收工后，他都會揣著從舊書攤淘來的小說，躲到工廠后門的老榕樹下讀。從《三國演義》到《基督山伯爵》，那些書頁泛黃的文字，成了他在異鄉唯一的慰藉。

這份對書籍的執念，其實早在童年時就扎下了根。1935年，倪匡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普通家庭。從識字那天起，他就對書著了迷。12歲之前，他把家里能找到的傳統小說讀了個遍，連父親藏在箱底的《聊齋志異》都被他翻得卷了邊。中學時，同學們都在追著街頭的連環畫看，他卻一頭扎進了外國經典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狄更斯的《雙城記》，厚厚的譯本被他揣在書包里，課間十分鐘都要抓緊時間讀上幾頁。那時候的他，從沒想過這些被同學嘲笑為“看不懂的閑書”，會在多年后成為他安身立命的資本。

在塑膠廠待了半年后，倪匡終于受不了日復一日的機械勞作。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看著工棚外昏黃的路燈，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讀過那么多書，能不能靠寫字賺錢？”這個想法像一顆火星，瞬間點燃了他沉寂已久的心思。第二天一早，他就向工廠辭了職，用僅剩的積蓄租了一個幾平米的閣樓，買了紙筆，開始埋頭寫小說。

他寫的第一篇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人在異鄉打拼的經歷，里面藏著自己偷渡時的惶恐，也藏著在工廠里的委屈。寫完后，他猶豫了好幾天，才壯著膽子把稿件投給了當地一家雜志社。投完稿的那幾天，他坐立不安，生怕稿件被退回——那可是他唯一的希望了。沒想到一周后，雜志社不僅刊登了他的小說，還寄來了一筆稿費。拿著薄薄的紙幣，倪匡站在閣樓的窗邊，看著樓下穿梭的人群，第一次覺得香港的陽光，也能照得人心里發燙。

從那以后，倪匡像是打開了寫作的閘門。他白天伏在桌前寫字，晚上就去舊書攤找靈感，有時候寫得入迷，連飯都忘了吃。更讓他覺得“幸運”的是，他的稿件幾乎從未被退回過。編輯們喜歡他文字里的鮮活勁兒，不管是武俠故事里的快意恩仇，還是都市小說里的人情冷暖，他都能寫得讓人欲罷不能。漸漸地，他在文壇有了些名氣，還給自己取了個筆名——“衛斯理”。

用“衛斯理”這個筆名創作的科幻小說，成了倪匡文學路上的里程碑。1963年，《藍血人》問世，書中關于外星生命、星際旅行的想象，在當時的香港文壇引起了轟動。讀者們被衛斯理的冒險故事吸引，書店里的《藍血人》一上架就被搶購一空，連帶著他之前寫的作品也成了暢銷書。那時候的倪匡，終于不用再為生計發愁，他搬出了狹小的閣樓，在九龍買了一套房子，書桌前擺著滿滿的書籍，再也不用躲在老榕樹下讀書了。

隨著名氣越來越大，倪匡又迎來了新的機會。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電影行業蓬勃發展，不少導演都找上門來，請他寫劇本。他沒接觸過劇本創作，卻憑著一股敢闖敢試的勁頭，拿起筆就寫。沒想到，他寫的劇本節奏緊湊、故事性強，很受觀眾喜歡。其中，他為導演張徹編寫的武俠電影劇本，更是成了經典。倪匡后來常說，替張徹編劇本是他一生最得意的兩件事之一，另一件，就是替金庸寫小說。

那時候，倪匡和金庸、古龍等人都是好友。他們常常聚在香港的茶餐廳里，一邊喝茶一邊聊寫作。有一次，金庸要去歐洲出差，《天龍八部》的連載不能中斷，便把續寫的任務交給了倪匡。倪匡沒推辭，拿起筆就寫，還“膽大包天”地把阿紫的眼睛寫瞎了。金庸回來后，不僅沒生氣，還笑著說他寫得“有新意”。這份信任，成了兩人友誼里最特別的印記。

晚年的倪匡，依然保持著風趣幽默的性子。朋友們都說他“像外星人一樣古怪”——他會突然在茶桌上講起外星生命的猜想，也會在聊到興起時，當場提筆寫一段故事。可這份古怪里，藏著他對生活的樂觀。從內蒙古的逃犯，到香港的文學才子，他的人生就像一場意外叢生的冒險。就像他自己說的：“人生就是四個字——‘豈有此理’。”誰能想到，當年那個為了取暖拆橋的年輕人，會在多年后，用文字書寫出一段屬于自己的傳奇。

如今再提起倪匡，人們總會想到衛斯理的科幻世界，想到那些被搬上熒幕的經典劇本。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文學之路，是從一張錯買的火車票開始的。那場意外的逃亡，看似打亂了他的人生，卻在不經意間，讓他找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