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桂冠落在美國科學家瑪麗·E·布倫科、弗雷德·拉姆斯德爾和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肩上時,這不僅是科學界的盛事,更是人類對抗自身免疫疾病征程上的里程碑。他們關于外周免疫耐受的突破性發現,如同一把鑰匙,解開了免疫系統如何在攻擊與自保間保持精妙平衡的世紀之謎。
布倫科和拉姆斯德爾在基因層面的探索中,首次發現了FOXP3基因與免疫調控的深刻關聯。
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的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正在進行著一項當時被視為“非主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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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他成功識別出一種特殊的T細胞亞群——調節性T細胞。這些細胞不像其他免疫細胞那樣積極攻擊,反而扮演著“和平使者”的角色,抑制過度的免疫反應。
2003年,坂口志文完成了一項關鍵工作:證明FOXP3基因正是調節性T細胞功能的主控因子。這一發現如同橋梁,將基因層面與細胞層面的發現完美連接,構建了外周免疫耐受的完整理論框架。
因此,2025年諾貝爾獎也授予了這三個人。其中,坂口志文站上2025年諾貝爾獎領獎臺時,他是本世紀第20位榮獲諾貝爾獎的日本籍科學家。這也是日本在2001年提出“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僅用不到25年的時間,日本在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這些自然科學硬核領域也多人或將。為什么日本這么多人能獲得諾貝爾獎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戰后日本的經濟奇跡,最初建立在引進、模仿和改良西方產業技術的基礎之上。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決策層以其深刻的遠見意識到,依附性的技術路徑無法支撐國家的長遠未來。于是,“技術立國”戰略被明確提出,其核心便是將國家研發的重點,從應用技術的消化吸收,堅決地轉向強化自主性的基礎科學研究。
這一戰略轉向,奠定了日本日后諾貝爾獎豐收的政策基石。它意味著國家資源開始向那些短期內看不到經濟效益、卻關乎人類根本認知的科學問題傾斜。數據顯示,日本長期以來保持著高強度的研發投入,2016至2021年間,其研發投入強度(研發經費占GDP比重)始終維持在3.0%以上。尤為關鍵的是,在2023年,其基礎研究投入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例高達14.6%。這種長期、穩定且側重于基礎研究的資金支持,為科學家們安心從事長周期、高風險的探索性研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物質保障”,讓他們能夠擺脫“短平快”項目的束縛,去挑戰那些真正重大的科學難題。
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和名古屋大學,構成了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黃金三角”。其中,京都大學以培養出11位諾獎得主的傳奇,被譽為“科學家的搖籃”。這些頂尖學府的成功,不僅僅在于其雄厚的財力與設備,更在于它們精心營造并世代傳承的獨特學術生態。
在這里,“自由探索”與“寬容失敗”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融入了骨髓的學術文化。教授們被賦予充分的研究自主權,可以基于個人學術興趣和科學直覺,選擇那些看似“冷門”甚至“逆主流”的研究方向。坂口志文對調節性T細胞的早期探索,在當時并非熱點,卻得到了足夠的支持與尊重,這正是這種文化生命力的體現。此外,日本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強調對青年科研人員的扶持,通過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努力營造讓年輕科學家能夠盡早獨立領導課題組的成長環境,確保了科研生命的代際延續。
日本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大多誕生于幾十年前的基礎研究。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曾精辟地指出,日本近年來的諾獎熱潮,本質上是在“收割”數十年前種下的“基礎研究之果”。這種“時間滯后效應”,是理解日本科學成功的關鍵。
它揭示了一個樸素而深刻的道理:重大原創性科學發現,絕非一蹴而就的功利化產出,它需要經歷長時間的知識積累、反復的試錯與漫長的驗證。日本的科技體系,正是由于具備了這種歷史耐心,愿意為一項可能數十年無果的研究提供持續支持,才最終等來了今天的厚積薄發。這恰恰是對急功近利、唯論文數量與即時影響力是圖的科研評價體系的最有力批判。
然而,日本的科研體系面臨的危機正在浮現。政府預算的緊縮,導致大學被迫不斷縮減終身教職(Tenure)崗位,轉而大量增加短期合同制研究人員。在2007至2013年間,日本大學內的短期合同研究人員數量急劇上升,許多富有才華的青年科學家陷入了“努力工作,卻永遠看不到穩定職業前景”的困境,自我感覺如同“用后即棄的一次性用品”。
這種科研環境的惡化,已引發了嚴重的人才外流。一批正值創造力黃金期的中青年科學家,選擇前往中國、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以尋求更優渥的研究條件和更清晰的職業發展通道。當前榮獲諾獎的科學家,其科研黃金期大多處于日本上世紀科研投入的鼎盛時代。倘若當下的人才困境持續,日本的基礎研究優勢將面臨斷檔的風險,今日的輝煌或將難以為繼。
日本的經驗,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建設世界級科技強國的清晰藍圖:它需要長期、穩定且高強度的基礎研究投入作為燃料;需要營造鼓勵自由探索、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作為土壤;需要構建能夠讓青年才俊安心立業、看到未來的職業發展體系作為根基。坂口志文的獲獎,不僅是一項科學成就的榮耀,更是一次深刻的啟示:那些最終能夠改變世界的顛覆性發現,往往孕育于對未知世界純粹而執著的探索之中。而一個偉大的國家科研體系,其最核心的競爭力,或許正在于它是否擁有足夠的包容性、前瞻性與歷史耐心,去守護這些看似遙遠卻蘊藏著無限可能的科學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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