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當趙作海在監獄度過11年，真兇卻意外現身；當張氏叔侄背負強奸罪名10載，DNA證據終洗冤屈——這些震撼人心的冤假錯案，恰恰印證了疑罪從無制度的生死分量。我是北京來碩律師事務所李肖峰律師，主攻方向行政訴訟與刑事案件，作為辯護律師，我們每天都在與"證據不足"博弈，而這部"人權保障法"正是我們手中最鋒利的武器。
首先制度初衷：寧可錯放，絕不冤枉
1996年刑訴法首次寫入疑罪從無（現第200條第3項），2012年修法更明確"證據確實、充分"的三重標準（第55條）：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最高檢數據顯示，十八大以來法院依法糾正39件重大冤假錯案，其中"證據不足"型占比逐年上升，這標志著制度正從"紙面上的法"走向"實踐中的法"。其核心價值很簡單：錯放只是可能放縱罪犯，錯判卻會毀滅一個家庭。
其次律師突破點：精準打擊證據鏈七寸
狙擊非法證據"毒樹之果"。若訊問時存在刑訊逼供、超期羈押（拘留最長37天），或物證提取未全程錄像，依據第56條可申請排除。某詐騙案中，我們通過調取訊問同步錄音，發現偵查人員連續23小時逼供，最終排除關鍵口供使案件無罪宣判。咬住"合理懷疑"不松口。在一起故意傷害案中，控方僅憑被害人指認定罪，但我們指出兇器未找到、監控存在30分鐘盲區，這就屬于"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法院最終適用第200條第3項判決無罪。警惕"補充偵查"陷阱。檢察院兩次退查后仍證據不足（第175條），必須作出不起訴決定。曾有盜竊案退查兩次后，控方試圖"疑罪從輕"建議緩刑，我們堅決反對，最終檢察院依法不起訴。
最后，辯護不是"替壞人說話"，而是守護法治底線——當證據鏈存在哪怕0.1%的斷裂，我們就要讓100%的定罪無從談起。我是李肖峰律師，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法律問題，可以向我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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