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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恒
在全球貿易格局深度震蕩的當下,中國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答案。
9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由中方主辦的全球發展倡議高級別會議并致辭。李強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不到24小時,商務部召開吹風會進一步表明立場,強調“發展中國家身份不變”“中國仍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捍衛發展中成員正當權益的決心不會變”。
這不是一次單純的技術表態,而是一場高度戰略性的外交重塑。放棄新的特權,卻不放棄發展中國家地位;不主動要利,卻釋放出更大的影響力野心;主動讓渡籌碼,卻意在換取規則博弈的核心席位——這是中國在全球經貿秩序博弈中的一次角色轉向:從制度的適應者向制度的貢獻者演進。
在WTO體系被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重壓之際,中國不是抽身離場,而是選擇更深度站場。這背后真正的落點是:中國不再滿足于“規則跟隨”,而是要在下一輪全球治理的起草席上擁有發言權。
放棄特權,不等于后退;這是一種更具長期戰略意義的“讓權”——中國以“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身份,對外喊出了新的經貿邏輯,也對內釋放出深化改革、開放升級的信號。
01:放棄“新特權”背后,是爭取“規則席位”的長期戰略
中國在WTO談判中宣布“不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看似是讓利,實則是升位。這種“主動不爭利”的姿態,既不是妥協,也非退讓,而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復雜國際經貿格局下重新定義自身談判角色與戰略坐標。
按照WTO現行規則,發展中成員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S&DT),主要體現在“義務較輕”“過渡期更長”“獲得更多技術援助”等方面。中國以發展中成員身份于2001年加入WTO,本應享有這些制度性權益,但是在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享受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少于其他發展中成員,如率先將農業綜合支持量約束為零,放棄使用農業“發展箱”補貼和農業出口補貼的權利。中國的農產品平均關稅到2010年降稅義務履行完畢時降至15.2%,約為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的四分之一,遠低于發展中成員56%和發達成員39%的平均關稅水平。
當前環境下,中國此番表態更像是一種制度性升級申明——從“可以豁免規則”轉向“要參與制定規則”,從“受益者”轉為“治理者”。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明確表示:這是中方著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對外作出的重要立場宣誓,是中方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的重要行動,必將為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注入強心劑,必將為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進程注入正能量。這番話背后隱藏的政策邏輯是:在新一輪全球規則談判中,誰放棄了狹隘特權,誰就有可能爭得引領權。
尤其是在美國主導的小圈子貿易規則(如IPEF)加速成型、“脫鉤—去風險化”日益政治化的當下,中國必須通過實質行動證明自己仍然是多邊主義的穩定力量。與其在每一次新規則博弈中反復強調“我弱我有理”,不如主動轉身說一句“我強我愿擔”——這不僅有助于重塑中國在WTO話語權,也有助于在全球經貿秩序調整周期中,獲得長期影響力的杠桿支點。
這是一場以“減少爭利”換“增強發言權”的角色切換。更深層的意圖是:當全球經濟新一輪規則尚未落地時,中國要站在談判桌中央,而不是在桌邊等待“安排”。
02:發展中成員的“身份保留”,是一種大國平衡術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不再尋求WTO框架下的新“特殊與差別待遇”,但商務部反復強調——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不會變、立場不會變、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永遠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
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一種有意維持的身份平衡。一方面,中國在全球貿易總量、產業體系完整性、基礎設施投資能力等維度上,已具備許多發達國家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國人均GDP尚處中等偏下水平,區域發展不均、城鄉鴻溝和社會保障體系仍面臨重大挑戰。在世貿組織中,中國需要扮演“發展中代表”和“大國引領者”兩個角色,前者帶來聯盟與認同,后者爭取規則與影響。
更深層來看,這是對當前國際力量結構變化的一種回應——當美國以“去風險”為名邊緣化WTO、打造閉環規則體系(如美歐TTIP、印太IPEF)時,中國若一味強調自身“強大”,就可能失去“全球多數”的輿論支持基礎。而保持發展中成員身份,恰恰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跨陣營對話的政治籌碼,在南北之間保持調和角色,在全球南方中維持“代言人”位置。
這種身份張力并非中國獨有,事實上也是所有“中等偏上國家”的集體困境:要增長,要話語權,但又不能被發展中國家視為“站隊變節”。而中國的回應路徑是——既不放棄大國身份,也不背棄發展陣營,而是在“兩端對話”中爭取博弈主動權。
3:在WTO瀕臨“失聲”時,中國為何如此選擇?
中國此時選擇在WTO舞臺上“讓權不讓位”,既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策略判斷,也是一種制度理想主義的堅持。在多邊主義面臨嚴峻挑戰的當下,WTO事實上已處于“三功能癱瘓”狀態:規則制定談不動、爭端解決機制被掏空、成員間分歧不斷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國家早已轉向“雙邊協定”或“小圈子規則”,WTO成了“還在用但不再談”的舞臺。
但中國沒有離場,反而在服務貿易規制、漁業補貼協定等談判中頻頻讓步,并宣布不主張特殊待遇,就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依然是多邊貿易體制最堅定的維護者之一。
本質上,中國知道,如果WTO全面失靈、全球進入碎片化治理狀態——不論是靠美國主導的印太框架,還是歐盟倡導的“綠色關稅機制”——都不利于中國制造業的全球配置、對外投資的市場穩定,也不利于新興市場國家構建平等參與的通道。WTO仍是中國能夠以“全球南方身份”參與博弈的最低制度平臺,也是當下最具合法性的話語舞臺。
正如商務部世貿司司長韓勇所說,中國此舉將為將給全球經貿合作帶來新機遇、新動力。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指明方向、提振信心、引領發展。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提振誰的信心?其實是希望讓越來越多對多邊主義感到失望的中小經濟體重返共識軌道。
這種“先讓一步”的外交邏輯,是在爭取更大主動性:不靠對抗贏空間,而靠讓利塑共識。
可以說,這是一次帶著危機意識的戰略押注。中國寧可“主動收回特權”,也要“保住話語陣地”,因為它看得更長遠——全球規則重構的窗口正在緩慢開啟,失去現在的位子,將意味著未來只能被動接受新規矩的安排。
尾聲:不再做制度例外,要做制度塑造者
從“不再主張新特權”到“堅持發展中地位不變”,中國在WTO上的這次表態,是一次清晰的大國宣示:不做制度例外,要做制度塑造者。
這不是一種身份的退讓,而是一種話語權的重構;不是對全球秩序的服從,而是對新一輪治理格局的提前卡位。在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交織加劇、全球產業鏈呈現重構趨勢的背景下,中國選擇繼續維護WTO這張制度底牌,既是維護自己全球利益分布穩定的現實需要,也是為更多發展中經濟體撐起規則空間的責任體現。
從“要發展權利”到“扛制度責任”,這不僅是一種態度轉變,更是一種戰略坐標的上移。一個真正成熟的大國,不是通過不斷索取特權來證明自己的特殊性,而是在關鍵時刻敢于讓利、愿意搭臺,贏得制度紅利的再分配權。
未來的WTO改革之路,注定不會順暢。美國不重返上訴機構,歐盟在“碳邊境”問題上咄咄逼人,數字貿易、綠色補貼、知識產權等新議題正在撕裂傳統共識。在這場制度重構的博弈中,誰越早表達誠意,誰就越可能成為新規則的設計者與受益者。
這一點,中國顯然已經看清楚,并選擇了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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