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晚年有多凄慘？為生存乞討，63歲活活餓死

每次讀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句，眼前總會浮起一個身影：一襲素衣，手持黃菊，立于薄霧繚繞的東籬邊，目光越過草木，投向遠處的山影。

那姿態，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謫仙，超然于塵世之外。可是誰能想到，這位寫下了悠然詩句的詩人，晚年竟會佝僂著身子，在寒風中顫抖著叩響陌生人的門？

誰又能想到，那個在詩中與飛鳥、秋菊對話的隱士，現實中卻要為一口飯食低聲下氣，結結巴巴地乞求施舍？

一、“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根據《宋書·隱逸傳》中的記載，陶淵明臨終前“偃臥瘠餒有日矣”——瘦骨嶙峋，蜷縮在漏風的茅屋里，甚至連一副裹尸的草席都未能備齊。

友人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寫道：“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證實他中年便染上瘧疾，此后多年深受病痛折磨。

而且就在陶淵明去世的前一年，他仍寫下了《乞食》一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饑餓如同皮鞭，抽打著陶淵明的尊嚴，迫使這位曾經拒官不仕的文人，徘徊于村落之間，叩門乞食卻難以啟齒。

而在更早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陶淵明寫道：“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

字字泣血，道盡長年忍饑挨凍、度日如年的絕望。夏日饑腸轆轆，冬夜無被御寒，只能在晝夜交替之間，盼著難熬的時光快些過去。

學生時代背誦的《飲酒·其五》，一讀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便自然聯想到：陶淵明從前門庭若市，雖然后來歸隱，不再有車馬喧囂，但是他已過上了“財富自由”的生活。

可是事實的真相究竟怎么樣呢？據詩文與零散史料推斷，約在公元408年，一場大火焚毀了陶淵明的居所與家產，他只得攜全家暫居舟中。

此后，陶淵明遷居栗里，靠種田勉強維生。他在《歸園田居·其三》中自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這一年他四十六、七歲，體力尚存，但是種田失敗，只能靠耕作收成糊口，生計艱難。

朋友接濟的米糧肉食，他有時推辭不受，有時卻不得不含愧收下——這種尊嚴與生存的撕扯，貫穿了他生命的最后歲月，直至六十三歲在貧病交加中，活活餓死。

詩中寫得何等的悠然，現實中便過得何等的狼狽。可同樣是辭官不做，戰國時的莊子卻能夠保全性命，這又是因為什么呢？

二、“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

根據《莊子·秋水》記載，楚威王遣使聘其為相，莊子持竿不顧，曰：“吾將曳尾于涂中。”他寧做泥中曳尾之龜，不為廟堂之犧。以編草鞋、捕魚為生，也曾窮得揭不開鍋。

可是即便如此拮據，莊子始終沒有淪落到沿門乞食的地步。猜測這大約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統治者，對文人還是有些敬畏，再加上他身邊還有一些學生吧。

反觀東晉，“九品中正制”早已固化了門閥格局，寒門士人一旦脫離官場，就像是斷翼之鳥，難覓生路。陶淵明既不愿攀附權貴，也沒有辦法學莊子公開授徒謀生，處境自然更加艱難了。

陶淵明一生五次出仕，五次歸隱，并非貪戀官位，否則歸田之后，何至于在詩中反復掙扎于“貧富”、“仕隱”之間，寫下“饑來驅我去”的無奈？他只是不肯低頭。

而這種困境，其實早在“竹林七賢”時代便已埋下了伏筆。嵇康因拒附司馬氏，遭到構陷，刑場之上猶彈《廣陵散》；山濤雖出仕晉廷，但終生背負“棄友求榮”之譏。

在那個連“非暴力不合作”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年代，陶淵明的歸隱，其實就是一種沉默的自我放逐。

“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政治，使得土地與財富盡歸了那些世家大族，寒門文人一旦退出仕途，便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陶淵明不擅長做農事，又遇到天災頻仍，晚年染上瘧疾，體力日漸衰竭，終于無法耕作了，只得偶爾出門乞食度日。而比他更為悲慘的底層老百姓，早已在苛捐雜稅之下“易子而食”。

這不是一人之悲劇，這是一個時代的死局。從歸隱到離世，陶淵明生命的最后十余年，是一場與饑餓、疾病和尊嚴的漫長角力。

其實，早在陶淵明寫下《飲酒·其五》的兩、三年前，詩中便已屢現“饑寒”字樣。等到吟出“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時候，過去當官積下的家產，早已經在那場大火中化為烏有。

起初他還有信心，以為能做個稱職的農夫。但是農耕終究是“看天吃飯”的活路，并不是憑意志就可以得到豐收的。

等到大病之后體力不支，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矜持，叩門乞食。此時，離他寫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句，不過十余年光景。

詩圣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最后病逝在一條船上；寫《游子吟》的孟郊，一生困頓，晚年喪子，死后無錢下葬。

就連寫小說的也不能例外，曹雪芹“舉家食粥酒常賒”，貧病交加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直到死都沒看到自己的著作刊行。這一切看似荒誕，卻并不是孤例。

許多光照千古的文人，竟然都不能得到善終。可他們留下的詩文，卻如暗夜星火，穿越歲月，溫暖了無數后來者的心靈，給予世人不滅的希望。

王國維曾經說過：“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或許正因這些血淚浸透的生命體驗，才使他們的文字具備了穿透時空的力量，最終為不朽吧。世人至今仍愛吟誦“采菊東籬下”，卻鮮有人真正追問：

那雙曾采摘菊花的手，晚年是否在寒風中顫抖著，捧起過乞食的破碗？那雙望過南山的眼睛，最后是否在茅屋漏雨的滴答聲中，悄然闔上呢？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年輕人們，或許難以體察：當這些偉大的文人執著于精神自由時，往往疏于謀生之計；當他們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時候，自己正陷于“寒夜無被眠”的窘境。

亂世不容清高，理想與生存之間，常橫亙著一道無法彌合的裂隙。但是，這一切真是他們的不明智嗎？

結語

“陶淵明們”的偉大，不在于他們活得多么安逸，而在于他們活得很真實。即使他們在寫下諸如“采菊東籬”的名句時，很可能只是在一塊貧瘠的田地里，采摘幾株稀疏的豆苗。

而他們眼中所見的“南山”，很可能也只是一個低矮的“土饅頭”，可那也是因為他們用自己詩意的浪漫，將地上的“六便士”看成了空中的“滿月輪”。

人活著，總要得有點兒理想不是嗎？否則，與螻蟻何異？于是，就讓我們在為陶淵明的坎坷命運扼腕之余，再一次靜心重讀他的詩篇吧。

縱使窮盡一生也無法抵達心中的那個目標，但是我們仍應為了心中所向往的那座“南山”，堅定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