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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正深陷于一個深刻的悖論之中。西方文明的物質結構——它的技術、商業模式、建筑風格乃至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覆蓋了全球,以至于瓦茨拉夫·哈維爾可以在新加坡的咖啡館里,恍惚間以為自己身處布拉格或倫敦。然而,就在這片物質形態的廣袤疆域內部,一場精神上的萎縮正在悄然發生。一種深刻的信心危機,一種對自己身份和傳統的懷疑,正如同幽靈般徘徊于其思想的殿堂。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歷史學家艾倫·格爾佐(Allen Guelzo)與他的同行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著手一項宏大的智識工程:《黃金之線:一部西方傳統史》(The Golden Thread: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這部跨越千年的巨著,從希臘人在馬拉松抵御波斯入侵的黎明,一直延伸至我們所處的21世紀,其意圖遠非簡單的歷史梳理,而是對當前時代精神困境的一次嚴肅回應,一場智識上的尋根之旅,試圖重新接續那條似乎已在現代喧囂中失落的文明脈絡。然而,格爾佐所要直面的,并非健康的自我審視,而是一種更具腐蝕性的精神狀態,它已滲透進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肌理。
這種精神狀態,格爾佐在其著作的導言中給予了辛辣而精準的診斷。他寫道:“我們看到一種惡意的謙卑,一種與自我憎恨無異的東西,在我們的學校和機構中蔓延。”這是一種“羞辱性的謙卑”,它試圖蒙蔽西方人,使其看不到自身輝煌的傳統,并強迫他們“像行為不端的狗一樣,把鼻子埋進自己最丑惡的罪行里”。這種心態強迫人們將目光死死鎖定于西方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殖民主義、奴隸制、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性別歧視,并以這些無可否認的罪行為判決書,宣判整個傳統的死刑。
這種批判并非沒有知識上的源頭。格爾佐追溯其思想脈絡,指出了馬克思、尼采、斯賓格勒等一系列文化評論家的深遠影響。在他們的論述中,歷史被簡化為經濟力量的運動或權力意志的角逐,西方文明不過是世界舞臺上眾多面孔之一,甚至是最應為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懺悔的那個。這種思潮從最初的學術批判,逐漸演變為一種彌漫于文化精英中的普遍敵意,最終指向的不僅是簡單的漠視,而是徹底的否定,甚至是一種導向野蠻的沖動。
這些指控并非空穴來風,歷史的傷疤清晰可見。希臘人在構建雅典民主的同時施行奴隸制;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在頌揚人權的同時容忍了奴隸制的存在,并為此付出了內戰和百年種族隔離的代價。格爾佐對此毫不諱言。但是,他力圖辨明的是,將西方傳統簡單等同于其犯下的罪惡,是否恰恰忽略了其最為獨特和寶貴的特質?當批判者們將這些罪行羅列出來,并以此論證西方與其他文明并無本質區別時,他們恰恰錯失了問題的關鍵。
因為歷史上幾乎所有人類社會都存在過奴隸制,甚至在今天依然存在,但只有在西方,才爆發了一場并非由奴隸自身發起的、而是由自由人為了終結奴隸制這一“罪惡”原則而進行的慘烈戰爭。這正是西方傳統的與眾不同之處。
這種獨特性,在于一種根植于其傳統內部的、持續的自我批判與自我修正的能力。
美國內戰便是一個絕佳的例證。它不是斯巴達克斯式的奴隸起義,而是一場由白人主導的、為了使社會現實與其文明的崇高理想相符而甘愿付出巨大代價的斗爭。這是一種被稱之為“為天之名的爭論”的意愿,一種為了糾正自身的錯誤而進行內部辯論、乃至兵戎相見的決心。這種在其他文明中罕見的韌性與自我審視能力,才是西方對那些歷史罪行的真正回應。它承認自身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擁有從內部產生變革力量、推動自身走向更符合其宣稱的理想的機制。正是這種內化的自我審視能力,構成了那條貫穿歷史的“金色絲線”的韌性。那么,這條絲線究竟是由哪些珍貴的纖維編織而成的呢?
格爾佐與漢金斯在書中精心地描繪了構成這條“金色絲線”的、相互交織的核心要素。它的源頭是對書面文字的尊崇,從口述史詩到成文記錄的普及,這種對語言、文學和思想傳承的重視,奠定了一個可以被反復審視和辯論的知識基礎。正是在這個由文字構筑的平臺上,誕生了基于自然法的哲學思辨,它訴諸一種超越人類一時一地決策的普適法則,為理性和正義提供了穩固的錨點。
對理性的信賴,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對科學與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將知識通過教育代代相傳的承諾。這種精神延伸至政治領域,便體現為對自由的渴望——言論的自由、商業的自由、結社的自由——并最終凝結為精巧的憲政設計與法治傳統,試圖用制度來馴服權力。然而,這一傳統并未止步于理性和政治,它同樣深刻地理解到,美與真理是近親,因此在藝術與音樂中尋求靈魂的升華,將其視為通往自我理解的深刻途徑,而非權力的附庸或單純的裝飾。這一切又深深植根于一種以一神教為核心的信仰與靈性之中,它提供了終極的道德參照與精神慰藉。最后,這所有復雜的文明進程,都在一個城市的環境中孕育和展開,無論是《舊約》中的耶路撒冷,還是《啟示錄》里從天而降的圣城,都昭示著城市作為文明載體的本質。
然而,守護這些價值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坦途。縱觀歷史長河,這條金色絲線曾數次瀕臨斷裂的邊緣。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在其經典的電視紀錄片《文明》中,曾用“九死一生”來形容羅馬帝國崩潰后西方文明的幸存狀態。那是一個文明之火幾近熄滅的時刻。然而,它挺了過來。數百年后,14世紀的黑死病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摧毀了歐洲的人口與社會結構,文明再次面臨崩潰的深淵。但它又一次站了起來。到了17世紀,殘酷的三十年戰爭讓歐洲大陸陷入絕望的哀嚎,文明似乎又一次走到了盡頭。
格爾佐強調,關鍵在于,在每一次瀕臨毀滅的時刻之后,西方都能夠吸取教訓,從廢墟中重新站起。這種非凡的韌性,似乎預示著復原的可能。但將歷史的視角拉回當下,格爾佐和保羅·吉戈特的對話揭示了我們時代挑戰的特殊性,當內部的自我懷疑與外部一個充滿自信的對手崛起相遇時,情況變得尤為險峻。
我們正面臨著一種雙重威脅。其一來自內部,格爾佐警告說,歷史知識的普遍匱乏使得今天的公民在面對那種針對自身傳統的普遍敵意時,幾乎“手無寸鐵”。當人們對自己從何而來一無所知時,他們自然無法理解為何要守護那些來之不易的制度與傳統。
其二則來自外部。吉戈特以其早年在亞洲的親身經歷,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對比圖景:八十年代的中國,仍在努力學習和追趕西方的成功;而今天的中國,則帶著一種“天命”般的自信,試圖復興其古老的文化傳統,謀求世界主導地位。當一個文明內部充滿自我憎恨與精神真空,而其外部的競爭對手卻展現出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權力意志時,這種內外夾擊的困境,其最可怕的后果或許并非物質上的失敗,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上的虛無化。
這種虛無化的未來,格爾佐引用了H.G.威爾斯在其小說《時間機器》中描繪的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意象。那位時間旅行者去到一個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的后裔生活在由先輩建造的宏偉壯麗的物質結構之中,卻對這些建筑為何而建、如何運作、以及其背后蘊含的精神意義一無所知。他們成了自己遺產的陌生繼承者,文明只剩下空洞的軀殼,靈魂早已消亡。這不僅僅是衰落,而是一種深刻的異化,一種與自身歷史的徹底斷裂。這幅黯淡的前景,正是當前這場信心危機的最終警示,它所威脅的是讓西方文明變成一座無人理解的博物館,其中的居民只是在先輩留下的物質財富中茫然游蕩的空心人。
面對這樣一幅黯淡的前景,格爾佐與漢金斯的努力便不再僅僅是學術性的懷舊,而成為了一項迫在眉睫的文化救援行動。他們的目的并非宣揚某種廉價的“勝利主義”,因為這種心態本身就與西方傳統中深刻的自我批判精神背道而馳。
相反,他們的寫作是出于一種深沉的悲憫,一種對人類境況的清醒認識。
格爾佐認為,文明的本質,是為人類提供一個寶貴的“呼吸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們得以超越為了果腹而勞作、為了躲避壓迫與謀殺而逃亡的動物性生存狀態,從而去追求那些更崇高的事物。西方傳統正是這樣一個空間,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個人自由與自主,帶來了繁榮以及從古老瘟疫中的解放,并創造出能夠提供通往自我理解的深刻途徑的藝術。
這正是《黃金之線:一部西方傳統史》一書的最終目的,它試圖提醒我們一個根本性的真理:“我們今天是誰,正是由我們的過去所塑造。”。它召喚我們重新拾起記憶,追隨那條古老的絲線,穿越歷史的迷宮,最終抵達一個由和平、和解、喜悅、美麗與真理構成的所在。
這不僅是對過去的檢索,更是為了確保未來的可能,為了守護那片能讓精神得以自由呼吸的寶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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