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迷霧中的穩健之聲：與美國銀行CEO探尋美國經濟的未來

由于不可抗力的限流導致無法接收推送文章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以下操作：

點擊標題下方藍字 “一半杯 ” → 點擊右上角“...” → 點選“設為星標★”，這樣就更容易找到我們和收到推送文章！

保持愛讀文章，保持領先！

在美國經濟的十字路口，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熟悉的、令人不安的緊張感。唐納德·特朗普標志性的關稅政策正被推向最高法院的終極裁決，他重塑美聯儲的意圖也日益清晰，而華盛頓府院之間圍繞政府資金的又一輪博弈，則為這幅本已復雜的圖景再添一筆濃重的不確定性。市場的反應像是多重人格的獨白：一邊是債券收益率的攀升、美元的疲軟以及對通脹卷土重來的持續憂慮；另一邊卻是股票市場無視重力般地屢創新高。在這片充斥著矛盾信號的迷霧中，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聲音，一個既能洞察宏觀風向，又能觸摸微觀脈搏的聲音。

美國銀行首席執行官布萊恩·莫尼漢（Brian Moynihan）恰恰就是這樣一位觀察者。作為執掌美國最大金融機構之一長達十五年的領航人，他不僅身處風暴中心，更手握著由數千萬客戶、數萬億美元交易匯成的實時經濟數據，這讓他得以穿透喧囂，直抵本質。面對重重疑云，他給出的核心判斷出人意料地穩健：短期內，美國經濟不會陷入衰退，通脹仍在可控范圍之內。然而，這種對經濟前景的審慎樂觀，并不能掩蓋華盛頓必須直面的一個根本性頑疾——失控的財政赤字，這正是當前市場焦慮情緒的根源之一。

莫尼漢對美國財政問題的診斷直截了當，他剖析道，政府需要“更好地平衡財政”，近兩萬億美元的年度赤字已經難以為繼，更嚴峻的是，隨著利率上升，國家債務的持有成本正在不斷攀升。

他務實地指出了擺在桌面上的三條路徑：依靠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稅收，直接削減政府開支，或是對福利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最終的解決方案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的混合體。

這種冷靜的經濟學分析與華盛頓殘酷的政治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不會忘記，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兩黨委員會曾提出過整套改革建議，最終卻無果而終；保羅·瑞安等政治家力圖理順財政秩序的努力，也同樣在政治的漩渦中擱淺。這揭示了一個長期困境：解決財政問題在技術上并非無解，但在政治上卻近乎無望。

莫伊尼漢在此展現了他作為企業家的敏銳，他將兩種不同層級的風險清晰地區分開來：國會圍繞政府關門上演的短期政治“鬧劇”，以及債務規模本身所構成的長期、系統性風險。前者在他看來更多是政治表演，后者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當國家破產的敘事主導著華盛頓的話語并驚擾著債券市場時，美國經濟那本實時更新的消費者賬本，卻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或許也令人費解的、與這種自上而下的焦慮截然相反的注腳。

這正是美國經濟當下最引人入勝的矛盾之處。官方發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等數據，描繪了一幅民眾情緒疲軟、憂心忡忡的畫面。然而，莫伊尼漢基于美國銀行海量實時數據的獨特洞察，卻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現實。

他所管理的銀行服務著七千萬客戶，僅信用卡和借記卡一項的支出，其銀行每年就處理高達四萬五千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消費者的支出增長了5%。莫伊尼漢特別強調，即便剔除通脹因素，這也是一個異常強勁的信號，其增速甚至超過了許多低通脹時期。消費者的行為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口是心非”：他們在接受調查問卷時表達著對未來的焦慮，但錢包的投票卻誠實得多，他們在娛樂和旅行上的支出依舊強勁。

這種言行不一的現象，深刻揭示了官方情緒調查與經濟真實體溫之間可能存在的巨大鴻溝。正是基于這種來自經濟毛細血管的真實反饋，美國銀行的研究團隊給出了一個清晰的預測：美國經濟不會陷入衰退，而是將呈現一條緩慢但持續上升的增長軌跡，年增長率預計將從今年的1.5%逐步攀升至未來的2.26%。這種經濟的內在韌性，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們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間，但也讓他們陷入了新的兩難境地。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那個手握利率權柄的機構——美聯儲。

關于美聯儲的下一步棋，市場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普遍預期降息在即。然而，莫伊尼漢的團隊卻持有更為謹慎的觀點，他們認為政策利率最終將穩定在3%左右的水平，一個在多數商業人士職業生涯中更為“正常”的區間。這種分歧背后，是美聯儲正面臨的“雙重任務”困境。一方面，勞動力市場依然強勁，極低的失業率和穩健的工資增長，構成了不應輕易降息的充分理由。

另一方面，對通脹的持續警惕又要求決策者不能掉以輕心。然而，這場關于貨幣政策的技術性思辨，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的洪流。特朗普總統試圖以特定理由解雇聯儲理事，并公開計劃更換主席杰羅姆·鮑威爾，這些行為已將一個經濟調控問題，升級為一場關乎美國制度根基的嚴峻考驗。對此，莫伊尼漢的立場堅定不移，他斬釘截鐵地表示：“美聯儲必須是獨立的，句號，故事結束。”

他引用了俄羅斯、土耳其等國的反面案例來闡明，一個不受政治干預的獨立中央銀行，對于一個強大經濟體的重要性。這并非簡單的政策選擇，而是國家信用的基石，是全球投資者信心的壓艙石。這種試圖將自身意志強加于獨立經濟機構的做法，并非孤例。在貿易領域，一場由關稅引發的更大范圍的不確定性風暴，正以同樣的方式考驗著美國乃至全球的商業領袖們。

這場關稅迷局的最新進展是，其合法性正面臨司法挑戰，案件很可能上訴至最高法院，這為其固有的不確定性又增添了新的變數。莫伊尼漢一針見血地剖析了關稅政策對商業環境的核心影響：最大的損害并非關稅本身是15%還是35%，而是其“來回搖擺、時斷時續”的特性。

這種不可預測性使得企業幾乎無法制定任何可靠的長期戰略規劃——無論是成本核算、利潤預期還是市場定價，一切都懸而未決。因此，商界的核心訴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轉變。正如莫伊尼漢所概括的那樣，企業領袖們的聲音匯成了一句簡單而懇切的請求：“給我一個確定的數字，讓我好做事。”這表明，他們已經從爭論關稅政策的對錯，轉向了對政策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極度渴望。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規則，而非在政治的突發奇想中無所適從。從干預利率到揮舞關稅大棒，這種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不禁讓人反思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經歷了多年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風潮后，美國商業文明的內核正在發生怎樣的演變？

在過去幾年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以及與之相關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和DEI（多元、公平和包容）等概念曾風靡一時，商界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反思。然而，莫伊尼漢對此提出了一個更為經典和持久的理念——“利潤與目標并重”（Profits and Purpose），或者稱之為“正確實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Done Right）。

他解釋說，這并非什么新發明，而是商業思想家吉姆·柯林斯早在幾十年前就描述過的卓越企業的共同特質：它們從不認為對客戶、員工和股東的責任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將三者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協同實現。這種追求內在平衡的理念，與特朗普總統截然不同的“交易型”和強力干預主義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無論是直接“喊話”各大公司的CEO，還是推動政府入股英特爾這樣的標志性案例，特朗普展現的是一種不同的邏輯。

莫伊尼漢對此則破譯出一種新生的政府邏輯，他將其視作一個“交易問題”。他察覺到政府內部一種正在滋長的信念：“如果我們正在支持這些企業……或許我們作為政府也應該得到回報。”這種將政府支持視為一種投資并尋求回報的交易性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商業與權力關系的一種潛在變遷。面對這一切，莫伊尼漢表現出一種百年機構領航人特有的淡然與適應力，強調他的公司自喬治·華盛頓卸任總統時便已存在，早已習慣在各種政治周期和執政風格中穩健前行。然而，無論華盛頓的政治風向如何變化，無論企業領袖們如何定義自己的社會角色，一場由代碼和算法驅動的、更為深刻的革命，正以加密貨幣和人工智能的形式，叩問著傳統金融體系的根基。

莫伊尼漢眼中，對傳統銀行體系構成“嚴重威脅”的，首先是加密貨幣，尤其是作為交易工具的穩定幣。他清晰地闡明了威脅的核心邏輯：如果穩定幣像當年的貨幣市場基金一樣，將數萬億美元的存款從傳統銀行體系中虹吸而出，這背后潛藏的危險是根本性的。它不僅僅是利潤的轉移，更可能瓦解商業銀行的核心社會功能——資本的有效配置。

這種模式的擴張意味著銀行將社區存款轉化為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生產性信貸這一核心作用被釜底抽薪，資金最終只能被動地投資于短期國債，無法為未來創造價值。當然，銀行業也并非坐以待斃，Zelle等支付網絡的成功便是其有力的回應。但莫伊尼漢的核心監管理念是明確的：任何吸收公眾存款的業務，無論其技術外衣如何新潮，都必須受到與銀行同等嚴格的監管，因為這關乎整個金融體系的信任與安全。

與對加密貨幣的警惕不同，他對另一項技術前沿——人工智能（AI）則展現出更為務實的樂觀。在他和美國銀行的實踐中，應用AI的目標并非為了替代人類，而是為了“移除工作量”，從而將寶貴的人力重新部署到能創造更高價值的增長領域。AI助手“America”的案例便是絕佳證明，自2018年推出以來，已有五千萬客戶使用過它，處理了三十億次互動，極大地提升了效率。莫伊尼漢引用了一個宏大的歷史視角來支撐他的信心：自1960年代末以來，盡管技術浪潮一波接一波，美國的就業人口卻從八千萬翻了一番，達到一億六千萬。他堅信，技術最終將提升生產力，并創造出新的工作，而非終結工作。當美國在內部消化著政治極化、財政壓力和技術革命帶來的陣痛時，一個終極問題浮出水面：在風云變幻的國際舞臺上，它賴以成功的“美國模式”，是否還能確保其未來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

當被問及美國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證”時，莫伊尼漢的回答審慎而深刻：“‘保證’或‘確信’這兩個詞太強了。”他清醒地指出，美國終究只是全球八十億人口中的三億，單純的規模優勢并非永恒。

那么，美國真正的“秘方”，或者說其“例外主義”的根源究竟在何處？在他看來，答案在于兩種制度的深度交織與融合：一個歷經考驗、持久穩定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個與之相輔相成的資本主義體系。這種獨特的結合體，激發了無與倫比的個人自決精神和企業家精神，讓人們能夠“從一無所有到功成名就”。

他通過對比指出，歐洲模式往往傾向于過度管理，從而抑制了資本主義的原始活力；而其他一些經濟體則在制度的根基上有所不同。他引用了金融危機后的歷史作為例證：正是憑借這種制度的強大韌性，美國經濟得以迅速“回歸并咆哮”。

最終，莫伊尼漢的觀點匯成了一句既是期許又是告誡的結語。美國的卓越地位并非命中注定，它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能否精心守護其民主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核心制度，不讓其受到損害。這不僅是對未來的展望，更是對當下的深刻警示，為這場穿越不確定性迷霧的深度探尋，畫上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