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卡洛斯·洛薩達｜別再稱之為“特朗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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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成了當下的自動標簽，成了我們這個歷史時刻的默認簡稱，甚至以至于鍵盤和手機都該替我們自動補全這個詞組。

“在‘特朗普時代’，經濟精英仿佛置身荒原”，Axios報道稱。“民主黨在‘特朗普時代’苦苦維系存在感”，MSNBC感嘆道。“在‘特朗普時代’，環保飛行已不再要緊”，《華爾街日報》指出。
“‘特朗普時代’如何反過來改變了特朗普本人”，《紐約時報》解釋說。

這些標題都出自今年，但同樣足以概括過去十年。“特朗普時代”幾乎成了那面棱鏡，我們所做、所想、所說的一切都要透過它來觀看與表述。我也曾加入過這種寫法，還寫過一本書，書名是《What Were We Thinking: A Brie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我們當時在想什么：一部……的思想簡史》），至于副標題末尾該填上哪幾個詞，你大概已經猜到了。

毫無疑問，唐納德·特朗普是這個時期最具支配力的政治與文化人物。我們為解讀他的沖動、琢磨他的政策偏好、丈量他的注意力跨度耗費大量心力；我們剖析他的心理，咬文嚼字他的隨想，把鏡頭拉近對準他每一道傷痕。把那么多全國性爭議都視為某個獨一無二人物的作為或過失，這種看法確實省事，卻也令人緊張不安。

這也正合特朗普的心意。那位把自己的名字冠在高樓、飛機、葡萄酒、牛排、古龍水和桌游上的人，自然也會想著把名字冠在一個時代之上；既然公職人員都可以叫“我的將軍”“我的法官”，那歷史為何不能也寫成‘屬于他的歷史’？這是他的時代，我們只是活在其中。

然而，像多數無處不在的觀念一樣，“特朗普時代”因反復套用而有淪為空泛的風險。隨著時間推移，我們越應當借由它如何改變了這個國家，以及改變了身處其中的我們，來理解這個時代，而不是只去計較應當把功過記在誰名下。把注意力強迫性地只聚焦在特朗普一人，會使我們既無法完整把握這個時代，也難以窺見它可能演化出的樣貌。

當我們把它命名為“特朗普時代”的時候，實際上等同于根本沒有命名。

對特朗普“本能”與“影響”的無休止聚焦，會把真正賦予并促成他行動的那些條件遮蔽起來。與其老是追問“他真的能那么做嗎”（不論在任何特定時刻“那么做”具體指什么），不如持續追問：為什么選民會投票讓他那么做，為什么美國國會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會允許他那么做，為什么共和黨與商界精英在他那么做時會為之喝彩，又為什么當他把手伸向它們時，會有那么多機構選擇退縮。

把政治過度人格化，也會束縛政治反對派的想象力。喬·拜登堅信只有他才能擊敗唐納德·特朗普，這既是他在 2024 年決定尋求連任的理由之一，也解釋了為何即便健康狀況與勝選機會每況愈下，他仍堅持留在選戰中。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總統競選似乎立基于這樣一種設想：只要讓人們回想起特朗普有多糟，他們就會轉而反對他并選擇她；而在成為民主黨提名人之后，她甚至鼓勵選民去參加對手的集會，好親耳聽聽他的言行有多么古怪。

民主黨沒有為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拿出有說服力的主張；即便他們身在白宮，目光仍牢牢釘在“特朗普時代”上。如今，那些志在全國舞臺的民主黨人所面臨的兩難依舊在特朗普設定的條件與場域內發生：是與這位總統講和還是與之開戰，是效仿他的戰術還是公開譴責。這樣一種處境，意味著自由派想象力的投降。

把它稱作“特朗普時代”，還在暗示“這個人”和“這個時刻”幾乎合為一體。唐納德·特朗普被視為“獨一無二”，于是，如果你不喜歡他的政府治下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切，那就一邊設法把損害降到最低，一邊等到下一次總統選舉，把他熬過去就行了。

問題在于，美國國會與聯邦最高法院曾給予行政部門的那種禮讓與回旋空間，并不會隨著新總統上任就自動彈回；被拆解的制度不會憑空自我復原；表演性與屈從性的習慣也不可能奇跡般地被拋棄。除非其他權力分支還能找回某種“肌肉記憶”，否則兩大黨中任何一屆新政府都會沿用特朗普所攫取的同等行政權，嘗試進一步擴張它，并將之用于新的目的。倘若J·D·萬斯或其他競爭者接掌“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并登上最高職位，那么把“特朗普主義”（Trumpism，這一概念本身也不必然非得以此人作為核心）推向最終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定型者，未必還是特朗普本人。

因此，當“特朗普時代”超出了其同名人物的身影，這個時期意味著什么，我們又該如何稱呼它？

眼下常見的選項，更多是在強調開啟這一時代的動力，而不是它將駛向何方。有人把它稱為一個新的民粹時代，認為它早在特朗普之前便已出現，也遠在美國疆界之外；也有人把它視為對大規模移民的反彈。有人說這是政治自由主義的倦怠與對經濟全球化的否定。還有人認為，這是對自以為是的左翼的一記清算，或是對美國多種族民主嘗試的又一次背棄。

這類解釋或許能用那句早已被用濫的套話來說明，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可你會怎樣給一個正在成形的時代命名呢：它充斥著右翼取向的技術政治、制度的崩塌、把報復當作政府政策、興高采烈且軍事化的本土主義、文化上的回縮與復仇式歷史觀、選擇性的法律主義與對國際責任的退位，而且這一切還由一種正式化的行政不受追究機制所推動？對這一切，有沒有一個名稱？

如果你的結論指向“競爭性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就這樣命名；如果你設想的是“新的黃金時代”（a new golden age），也可以如此稱呼；如果你辨識到的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便用這個名稱；如果你的判斷更偏向部落式取向，則可稱為“國家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如果你在各地都能看到它的變體，不妨稱其為“強人時代”（the age of the strongman）；如果在你看來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那就把它叫作“法西斯主義”。

把這個時代與那個人等同起來，恰恰助長了把國家與領袖合而為一的沖動，而這當然正合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心意。“只有我一個人能修好一切”，他在2016年這樣宣示。解決什么？任何事。所有事。今年2月他又聲稱：“拯救國家之人不可能違反任何法律。”這句帶著電影里“拿破侖”腔調的臺詞，既顯出他為自己設定的救世使命何其鋪天蓋地，也暴露出他正為自己攫取幾乎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難怪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接連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國家自稱有如此多的地方需要“拯救”，而拯救它的，只此一人。

我們對他操縱風向、主宰話語場的獨特本領驚嘆不已，直至討論滑入循環論證：為什么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能全身而退？因為他是唐納德·特朗普。天命在身，我們史觀里的最新“偉人”。這可是“特朗普時代”，你難道沒聽說過嗎？

然而，把它叫作“特朗普時代”，不過是套上一個什么都能往里裝的“大口袋”標簽，用以囫圇打包眼前的一切，卻解釋不了其中任何一件事。

作者：卡洛斯·洛薩達（Carlos Lozada），《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華盛頓意見版專欄作者，近著《華盛頓之書：如何閱讀政治與政治人物》（The Washington Book: How to 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