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漢猥褻女子，何以被免罰

古稀之年、罹患絕癥、精神異常。

在這種境遇之下，一般人的反應是彌補人生遺憾，與家人一起靜待終期。而有人卻在這種情況下激發人性幽暗，將惡意對準無辜之人。

據媒體報道，8月26日晚，湖南懷化溆浦縣，一名身患絕癥的老年男性，闖入一家商鋪對獨自守店的女子進行猥褻騷擾。

而在這之前，這位老人專挑女性獨自一人守店時機，多次闖入當地不同商鋪，猥褻騷擾女性。但因其年事已高，又罹患絕癥，當地警方只對其口頭警告教育，并未拘留處罰。

一位被猥褻女性親屬稱，其嫂子遭猥褻報警后，警方未作實質處罰，老人甚至揚言要來店里報復。輿論發酵后，警方對老人做了精神鑒定，確認他有精神障礙，目前已送入精神病院治療。

老人專挑女性獨自一人守店時機闖入商鋪（視頻截圖）

據報道，該老人約70歲，患尿毒癥和癌癥，目前由其繼女贍養。

此前，發生過不少高齡老人違法犯罪后，未被行政拘留或監外執行刑罰等事，也出現不少惡性傷人事件后，施害者因精神障礙減輕或免于刑罰的情況。

而此次事件的主人公，一下集齊了高齡、精神障礙和絕癥三種情形，讓公眾覺得他疊滿了逃脫法律制裁的buff，甚至懷疑他是借此buff為所欲為。

這違背了普通人的樸素認知。

可以看出，此類事件中，公眾情緒的核心，不是“同情誰”或“針對誰”，而是追問法律在顧及“人道主義”價值時，如何保障更多人的秩序與安全？

合法但不公？

此次事件引起關注的焦點在于老人多次猥褻女性的行為，與其未被實質處罰結果之間的強烈反差。

依據常人樸素的道德和正義觀念，無論何人違法犯罪，都應受到處罰，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這也能震懾潛在違法犯罪之人。

否則，錯誤的“示范”，可能引發他人效仿。

但在現實中，法律規定有時與這種常識存在錯位。如本案老人未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猥褻他人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褻精神病人、智力殘疾人、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但該法同時規定，年滿七十周歲以上的老人，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

上海有男子猥褻求職者，因年滿七十周歲，不執行行政拘留

因此，盡管涉事老人猥褻女性，但確實無法執行行政拘留，只能口頭警告和教育。

有人會問：老人多次猥褻女性，為何不按刑法追責？刑法確實設有強制猥褻、侮辱罪，但出于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判斷猥褻行為時，只有在強制程度和猥褻程度都比較強時，才能構成刑法上的強制猥褻罪。

強制猥褻、侮辱罪強調行為人是否通過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猥褻，以及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行為持續性和社會危害等。

在該案中，因為涉事老人年事較高，在強制程度、猥褻程度和人身危險性等認定方面可能會存在難度。

而且，該老人經鑒定還有精神障礙。

近幾年，由于精神病人惡性犯罪事件屢屢引起關注，大多數人已經知曉，精神病人犯罪可以不負或部分免于刑事責任。

刑法第18條規定：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行為時造成危害，并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精神病人，不負刑責；必要時可由政府實施強制醫療。

但間歇性精神病在“精神正常時犯罪”仍要追責，“部分喪失能力”的，可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18條對特殊人員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

故此，精神障礙成了對該老人另一無法實質處罰的理由。

緊接著，當地警方在經過專業鑒定后，將老人送醫治療也符合我國精神衛生法的規定。不過，按照受害者親屬的說法，該老人此前已多次猥褻女性，那么當地警方在此前就該對老人進行精神鑒定并送醫，而非等輿情發酵后再處理。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老人的絕癥在法律上并不構成免責理由。無論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刑法，均無“因罹患絕癥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的規定，頂多是在執行環節出于人道主義關懷予以暫緩或暫停執行。

但這種人道主義關懷如果處理不妥當，就會在公眾眼中形成放縱違法者的不良印象。

公眾的落差如何產生

中國自古有“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傳統，會對犯罪的老、幼、婦孺和殘疾者施以較輕的刑罰處罰。

到現在，對未成年人、孕哺期婦女、精神病人、重病與高齡者提供差別化處理，是世界各國法律的通行做法，也是社會文明的體現。

而現實中，這種制度設計的“人道豁免”和公眾的觀感存在一定的落差。其中原因在于，對那些被人道關懷者的替代性處罰措施不夠硬和執行不夠實。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在公眾眼里，不拘留等同于不處罰，寬宥成了縱容。

如治安管理處罰法雖規定七十周歲老人不得行政拘留，然而，在對方明確且多次違法的情況下，可以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啟用罰款、告誡、責令具結悔過、納入不良記錄、通報家屬與社區等配套手段。

或者是，在發生一起猥褻事件后，就及時對老人進行精神鑒定，并送醫治療，便可以避免后續再有人遭到猥褻。

但由于這些替代性措施的缺乏或不及時，讓“未拘留”這一合法處置在社會效果上被公眾感知為“沒處理”，從而，法律的人道關懷被理解成對違法者的縱容。

此外，雖然法律對重疾或絕癥患者并無豁免或減輕處罰規定，但實際操作中，尤其是在治安處罰中，為了避免這類人被拘留后在拘留場所發生意外，執法人員也傾向于不拘留。公眾自然感到不公與失望。

精神障礙違法者免責更容易引發情緒反彈。近幾年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中，不時出現精神病人違法犯罪的情況，而警方在通報中一般會指明違法者或嫌疑人曾有精神疾病史。

這也觸發了特殊的情緒。公眾一看到這類信息，會默認該違法者或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不會被處罰，如后續強制送醫，還會懷疑是“技術性免責”。

這其中，既有大家把精神病人違法犯罪等同于不受處罰的固有認知，也有精神疾病鑒定程序、結果的公開度不足的因素。

因此，這一系列的落差若不處理好，難免會出現一些負面影響。

如在前述老人猥褻婦女事件中，不及時處罰或介入，會讓當地的女性，尤其獨自守店的女性陷入一種安全恐慌中，并會讓受害者長期處于一種“回避—恐懼—自責”的心理循環。

此外，當此類事件中，對違法人員的處置形成一種“違法-教育-再犯-再教育”的路徑并產生路徑依賴，那么，公眾會把法律當成是街市上的勸架機器，而非權威的治理者和裁判者。

更為重要的是，這類事件處理不妥，在輿論發酵下，容易傷及真正需要保護的高齡與重病者，引發對他們的偏見和歧視。

而這又是另一種不公。

人道主義與公共安全，并不矛盾

不過，法律已對此問題做出一些改變。從2026年開始，故意借自己年老、年幼而實施治安違法行為的人，難以再絕對避免拘留——2025年6月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對不執行拘留的規定打了補丁：

對“14—16周歲”“16—18周歲初次違法”以及“70周歲以上”等本應不執行行政拘留的對象，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或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可以突破“不執行”的限制，依法執行拘留。

《欺詐之子》劇照

因此在規定上，如果這次的涉事老人是在2026年1月1日后“犯事”，那么執法者就可以依據他短時間內多次實施猥褻的特征，執行行政拘留，打破年齡“保護”。

這是法律對近幾年違法犯罪形勢變化的回應。尤其是針對“一老一小”，從以前的“一刀切”寬宥變成現在更加精細的分情況處置。這更符合現實，也更契合公眾對法律的期待。

除此之外，對70歲以上無法拘留的違法人，也應同步作出相應的罰款、具結悔過、公開告誡，并及時通報監護人、子女與社區。

同時，在無法執行治安處罰時，相關人員也可以指導受害者依據民法典第997條、1010條規定，主張人格權禁令與精神損害撫慰金，訴諸民事訴訟途徑，獲得一定精神賠償。

關于精神障礙違法者，應該及時依法啟動強制醫療程序，但也要在各環節做到依法依規審查、評估，避免“以送醫代處罰”或濫用強制送醫。而且，對于送醫評估和鑒定，在不泄露隱私前提下，可以對一些重要程序節點進行書面告知與適度公開，回應社會關切。

精神障礙違法者出院后，也應該有相應的隨訪和觀察機制，并讓家屬做好看管工作，家屬實在無力看管的，應及時求助社會機構，防止出現惡性循環。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總而言之，法律對老年人、重病者、精神障礙者的特殊處置，是文明與善意的體現，但善意不能變異為縱容。

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是把他們推到法律之外，而是提供更合適的法律工具與社會支持：該處罰的處罰，該治療的治療，該幫扶的幫扶。

對受害者，法律也應當給予“看得見的安全”，而非陷入無能為力的不安。如此，社會的“同情”與“敬畏”才能回到正確的位置。

作者 |冷西

編輯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