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也頻同居兩年,丁玲愛上馮雪峰,沈從文指點胡,性可以解救危機

一、

1924年7月，丁玲從上海來到北京求學，結識了胡也頻。

胡也頻家中貧困，十五歲輟學，在金銀手飾鋪做學徒。他靠微薄收入攢下一點錢外出求學。

認識丁玲時，他已經發表過一些作品，且在《京報做副刊的編輯。他對丁玲一見鐘情，開始狂熱追求。

丁玲與瞿秋白有過一段特殊情誼，為了成全閨蜜王劍虹，她放棄了對瞿秋白的愛慕，轉而促成他倆的婚事。然而王劍虹的早死與瞿秋白的迅速再婚，讓丁玲陷入一種痛苦的灰暗情緒。

這種情緒使他無心戀愛。再者，見識過瞿秋白那樣的男人，總會不自覺地以他為參照。胡也頻與瞿秋白一比，完全是次品與正品的差別，所以胡也頻根本入不了她的眼。

胡也頻比丁玲大一歲，有些孩子氣，像她的弟弟。

丁玲只當自己和胡也頻是普通朋友，胡也頻卻已愛到不能自拔了。丁玲回湖南過暑假，胡也頻借了路費，千里迢迢追到湖南。

突兀地造訪，令丁玲和母親大吃一驚。兩月相處，丁玲毫不動心。她想著暑假過完，一到北京就與他分手。過完暑假，兩人返回北京，路費是丁玲母親給的。

因為胡也頻追到湖南，并與她共度暑假，朋友們一致認為他倆是男女朋友。

丁玲見解釋也無人信，索性一賭氣就真的與胡也頻同居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她不擅于獨自生活。她可以沒有戀人，但不能沒有朋友，無論是在上海還是來到北京，她都沒有獨自生活過，可是現在，她的朋友們都到南邊去了，連書信也不通了，她與胡也頻的同居就成了事所必然。

兩個人很窮，搬到北京西山碧云寺附近的村子里去住，每月靠丁玲母親寄來的20元錢度日。

很簡陋的屋子和家具，床是只有一張的，連椅子也只有一張。就這樣一間房，一張床的同居生活，兩個青春的男女竟然能保持一種很純潔的關系。他們之間沒有性，于丁玲而言，這種生活更多的是兩個人住在同一間屋子里相互作伴。

他倆唯一的共同點是年紀都還小，丁玲21歲，胡也頻22歲，年輕人身上還未退卻殆盡的孩子氣，使得他倆的關系類似于兩個兩小無猜的孩子，把愛情當成了過家家游戲。

同居卻無性，是丁玲給自己留的一條后路，這樣她可以隨時從胡也頻那里逃脫。在她的觀念中，只要沒發生性行為，她與胡也頻就算不得真正的戀人。

這兩個北漂的人，相互做著伴，有時窮得飯也吃不上，就帶上兩塊餅，在山里曬一天太陽。前途困苦而迷茫，天性樂觀的胡也頻卻依舊陷在愛情里，他整日只做兩件事，寫詩和戀愛。 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的迥異，使得兩人思想上、情感上、性格上毫不相似。她自己說過與胡也頻的相伴，解決的只是孤單，而不是寂寞。胡也頻滿足不了她的精神與情感需求，她內心始終有塊地方，他無法涉足。

丁玲掙脫不了這種生活，內心苦悶無比，只能訴諸筆端，因此開始寫小說。

丁玲被動地接受著胡也頻的愛，不必付出，雖同居，也不必同他有最親密的行為，她認為他們兩人之間彼此沒有權利相互約束，更不應當擔負什么責任和義務，簡而言之，他倆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自由人。

這段時間里，丁玲寫出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在書中她寫出了大膽狂野的情欲，但她本人卻是禁欲的。由此可見，她并非不曉男女之事，只是與胡也頻從精神到身體都有莫大隔閡。縱然她心有狂魔，那狂魔卻不能被胡也頻呼喚出來。

丁玲的這種性觀念，并非她個人特立獨行，而是在五四時期，很多新女性都有這種不成熟的性觀念，她們注重的是性與婚姻的統一，而非性與愛的統一。

二、

在她與胡也頻一室而居，一床而臥卻純潔地同居了兩年之后，那個能夠喚起她生命中全部熱情的男人出現了，他就是馮雪峰。

1927年冬天，丁玲在《小說月報》位置發表了處女作《夢珂》，得了一筆稿費，她想利用這筆稿費去日本留學。朋友便介紹了馮雪峰來教她日語。

馮雪峰與胡也頻同年，但性格比他成熟很多。丁玲與胡也頻之間的關系像姐弟，與馮雪峰之間則像兄妹。

馮雪峰在北京大學自修日語，當時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經濟窘迫，比胡也頻還窮，窮且不修邊幅，看上去像個鄉巴佬。

其貌不揚的馮雪峰，文學素養極深厚，且談鋒犀利，對很多作家的作品和時事都有獨到而深刻地見解。

馮雪峰的穩重成熟、思想深刻，使丁玲內心深處的愛情噴薄而出。不過一周時間，她就認定馮雪峰是她苦苦等待的愛人。

丁玲覺得自己有權利同馮雪峰戀愛。她與胡也頻同居但無性，不是夫妻，先來的胡也頻并不比后到的馮雪峰享有更多的權利。

然而，這只是丁玲一廂情愿的想法，胡也頻決不允許他和丁玲的感情被馮雪峰橫插一腳。

一次丁玲與馮雪峰去北海公園逛了一天后，胡也頻終于爆發了。他發了瘋般地到處找丁玲，等到丁玲和馮雪峰下午回到家，他不分青紅皂白，揮拳直撲丁玲。

這件事鬧得不可開交，馮雪峰感到很難堪，為此離開北京去了上海。

馮雪峰的性格決定了他一定會避開，但丁玲根本已離不開馮雪峰了。

她在《不是情書》中寫道： “我想過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頻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頻那樣，你能夠更鼓勵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為什么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為什么不想獲得我？……”

在與丁玲的感情中，馮雪峰是相當克制的，他的性格決定了，愛情與尊嚴發生沖突時，他會維護尊嚴而舍棄愛情。然而他愈是克制，丁玲愈是欲罷不能。

他與胡也頻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胡也頻粘得太緊密，兩人之間毫無縫隙和距離，讓丁玲覺得他的愛太輕易，根本不會珍惜。

丁玲在《不是情書中》寫道：

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于你，真正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

丁玲與胡也頻

三、

馮雪峰的離開不僅沒有熄滅丁玲的愛火，反而讓它越燒越旺。

他離開北京兩周后，丁玲就追了過來，于是，胡也頻也追到上海。三個人又在上海開始了一場角逐。

丁玲和胡也頻在上海的沈從文家借住了兩天。這兩天中，丁玲和胡也頻鬧得很厲害，當著沈從文的面又哭又鬧，還打成一團，沈從文成了勸架的。最后，兩人決定和馮雪峰一起去杭州住一段日子。

住進馮雪峰為他們在杭州西湖附近租的房子后，丁玲對胡也頻說：

你要求的我做不到，我要求的你也做不到，不如你去上海住幾天，我在杭州住幾天。

胡也頻答應了，一周后，他返回上海，住到沈從文家。

胡也頻暫離杭州，是受夠了丁玲和馮雪峰的相互傾心，他這個先來的成了個多余的，惹人厭的。何其令他傷心！

三人間的戀愛像場不公平的拔河賽，馮雪峰稍使些力氣，丁玲便會倒向他，但他始終冷靜自持的退讓著。

不過，這次胡也頻住進沈從文家，沈從玟給他指點了迷津，終止了丁玲在兩個男人間的左右搖擺。

胡也頻回到上海后和沈從文談了一夜。關于這次談話，沈從文自己是這樣說的：

“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于某種科學范圍的知識，提出了些新鮮的意見……”這“某種科學范圍的知識和新鮮的意見”，其核心內容就是“性”。

一夜長談后，胡也頻開竅了，他立即返回杭州。

對丁玲和馮雪峰而言，命運留給他們的時間太短，只有一個夜晚。

這一晚，丁玲是愿意屬于馮雪峰的，如果馮雪峰有勇氣一點，他倆就能走到一起了。按照丁玲的“性與婚姻相統一的觀念”，即使胡也頻回來，也無法拆散他們了。

然馮雪峰錯過了，也許他還沒準備好，還在糾結著，考慮著…… 丁玲后來給馮雪峰的《不算情書》中寫，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愿意屬于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作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從這兒看出，即使胡也頻回來了，丁玲仍在等待馮雪峰下決心，然而馮雪峰選擇了放棄。胡也頻返回杭州后，馮雪峰便離開了。

對于胡也頻的愛，有發自道德倫理方面的考慮，而對于馮雪峰的愛，卻是發自內心的激情。如果有足夠的情感動力，丁玲是可以睥睨道德倫理的,是會聽從內心激情召喚的。只是馮雪峰沒有給她這樣的動力。在他的消極和被動面前，她的熱情是尷尬而受挫的。除了胡也頻，她別無選擇。

馮雪峰走后，胡也頻再也不傻了，這次他用上了從沈從文那兒學到的殺手锏，結束了長達兩年半的無性同居生活，與丁玲真正做起了夫妻。

沈從文對自己的人生導師角色倍感自得，他在《記胡也頻》中寫：

這次回去，我對于海軍學生（指胡也頻）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段短短歲月里結束了。兩人住在西湖葛嶺一個單獨院子里，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為新增加了那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

丁玲與胡也頻

四、

丁玲從不避諱公共場合談起對馮雪峰的感情，而馮雪峰則恰恰相反，從未在公開的文字和言談中涉及過對丁玲的愛。那么他究竟愛不愛丁玲呢？

私下里，馮雪峰曾在時過境遷之后對好友談到過自己對丁玲的感情，他說他對她是一見鐘情的，并且也為她達到了不顧一切的程度。但馮雪峰的不顧一切，丁玲卻絲毫未感受到。

不能說馮雪峰的表達夸張，而是他的不顧一切只能到達這樣的程度。

對他而言，在丁玲與胡也頻保持著同居關系之時，他介入了他們之間，是頂著很大的輿論壓力，是冒著外界對他道德的譴責的。

性格使然，他的不顧一切和胡也頻無法相比，終其一生，他都未做過什么出格的事，也許這行為于他真算得上是不顧一切了。

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就在于，男人永遠不會把愛情放在第一位，不會把它當成生活的全部。而女人則會長時間地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把它當成生命的唯一和全部。

丁玲雖然與胡也頻有了夫妻之實，但是她仍舊存著幻想，仍舊活在對馮雪峰的思念之中。不過，兩人之間開始漸漸地遠了。

馮雪峰回到上海后，很快就由黨組織安排返回家鄉義烏進行地下工作，也無暇再顧及兒女情長。

七個月后，1929年3月，他與何愛玉結婚。 從1927年7月到1930年5月的兩年中，丁玲與馮雪峰斷了聯系，連信也不通。但她并不曾忘記他。因思念他偷偷傷心的時候有，提筆給他寫信，最終又把信毀掉的時候有，甚而至于，一個人在極冷的冬夜，跑到他家附近，躲著偷看他家窗口燈光的時候也有。

1930年2月，迫于生計，胡也頻離開上海到山東濟南去教書。在他們捉襟見肘的日子里，胡也頻辛苦地張羅著生計，支持丁玲寫作。

丁玲獨自生活的能力很差，她習慣了胡也頻的陪伴和照顧，所以一旦胡也頻離開上海去了濟南，她一個人便倍感孤單。

這一個月里，她和胡也頻幾乎天天寫信，在信里，丁玲對胡也頻有許多愛稱，第一封信的稱呼是“我愛的頻”，第二封是“美美”，第三封是“愛人”，此外信中還稱胡也頻為“愛”。每封信里也都是滾燙的情話。

胡也是2月底走的，到了3月，丁玲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濟南去找他。

她之所以去濟南，除了生活上的原因，更有情感上的原因。她擔心自己自控力不夠，所以要借助于丈夫的愛來抵抗另一份感情的吸引，不給自己胡思亂想的機會。

在山東省立高中教書的胡也頻很受學生的敬仰，他熱情地向學生們宣傳馬克斯主義和普羅文學，成了學校的核心人物。也正由此，他成了國民黨當局關注的人物，面臨被通緝的危險。于是，兩人在濟南只待到五月，便匆匆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兩人一起加入了左聯。其實在2月時，丁玲便已收到了左聯的邀請，但她考慮到馮雪峰是左聯創始人之一，自己對他余情未了，無法單獨面對他，所以拒絕了，而這次與丈夫一起加入，與丈夫一起同馮雪峰發生聯系，她才感覺是安心的。

時隔兩年，胡也頻與馮雪峰一同忙碌著與革命有關的大事，早就和好如初，丁玲表面看似平靜，內心依舊波濤洶涌。但是她學會了克制。

在馮雪峰的幫助和引導下，丁玲和胡也頻雙雙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11月，丁玲和胡也頻的兒子蔣祖林出生，為人父母的喜悅和政治生活上的新體驗，使得丁玲和胡也頻愈加恩愛，過去的感情生活被她越來越深地放置到心底深處。

內心開始變得平靜，生活仿佛愈加美好了。

可是噩運降臨了。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被捕。丁玲把孩子放在李達家，沒日沒夜地到處奔走營救。這時她才深深地感受到胡也頻對自己是多么重要，孩子不能沒有爸爸，自己不能沒有丈夫，她比任何時候都害怕失去他。

然而她終究還是失去了，2月7日，胡也頻遇難，成為左聯五烈士之一，年僅28歲。

丁玲在讀到胡也頻遇難當天寫給她的信時瘋狂地痛哭。 她對安慰她的李達說：

“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實在太可憐他了。以前我一點都不懂得他，現在我懂得了，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憐了！”

也許這時候，丁玲是后悔的吧，如果知道胡也頻這樣快地就會離開，那么她當初一定會好好珍惜那些兩人相處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