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涉外、涉港澳臺典型案例（上）

案例一 ：進出口代理制度下，合同相對性的突破

——原告某紡織公司與被告英國某公司、被告尹某、第三人某貿易公司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2017年2月，某紡織公司與某貿易公司簽訂《出口代理協議》，約定某紡織公司委托具有進出口資質的某貿易公司代理出口服裝等商品。2017年8月起，某貿易公司與英國某公司陸續簽訂了多份外貿服裝出口合同，約定由某貿易公司出口服裝至某國。后某貿易公司依約履行了合同，但英國某公司未支付剩余貨款。某紡織公司是該出口服裝的實際生產商，前述合同的締約協商均發生在某紡織公司與英國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尹某之間，尹某2019年3月向某紡織公司書面承諾還款并承擔擔保責任，但英國某公司遲遲未能支付剩余貨款。后某紡織公司以英國某公司和尹某為被告、某貿易公司為第三人訴至法院，要求英國某公司支付剩余貨款，尹某承擔連帶責任。庭審中，被告英國某公司和尹某辯稱：出口合同是某貿易公司與英國某公司簽訂的，某紡織公司無權主張貨款。第三人某貿易公司發表意見稱：某紡織公司沒有出口資質，故委托某貿易公司代理出口，尹某對此是明知的。

【裁判結果】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一方面，本案當事人沒有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但涉案合同為買賣合同，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最能體現合同特征，依照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本案應當適用某紡織公司經常居所地的法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另一方面，買賣合同的簽訂時間和合同發生爭議的時間均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因此應當適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

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的規定，判斷涉案合同是否直接約束某紡織公司與英國某公司的關鍵，在于英國某公司訂立合同之時是否知曉某紡織公司與某貿易公司之間的外貿出口代理關系。本案中，案涉出口合同直接約束某紡織公司與英國某公司，某紡織公司有權要求英國某公司支付剩余貨款，理由如下：一是某紡織公司提供了多份英國某公司與其商量確認合同內容的電子郵件；二是案涉出口合同磋商過程中，相關郵件并沒有發送給某貿易公司；三是尹某對于某貿易公司陳述的締約經過未予否認；四是尹某多次發送郵件給某紡織公司、而非某貿易公司進行對賬，后某紡織公司與尹某協商之后形成結算材料；五是某紡織公司、英國某公司均承認，雙方2015年以來通過有資質的外貿公司有過多年合作，某貿易公司2017年才與某紡織公司簽訂外貿出口代理協議。據此判決：被告英國某公司支付原告某紡織公司剩余貨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尹某對此承擔連帶責任。

判決之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現已生效。

【典型意義】外貿代理制度是現代國際貿易的重要貿易方式，很多貿易公司提供貿易、物流、通關、倉儲、融資、退稅等一站式綜合服務。尋求外貿代理的企業一般是無進出口經營權、或對進出口政策不熟悉的企業，操作方法是委托人自行與國外客戶商談交易細節并對貨物的質量以及交期負責，在簽訂合同環節告知國外客戶由貿易公司作為其代理，以貿易公司的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并約定將貨款匯到貿易公司賬戶。在外貿代理制度下，真實進出口關系的當事人不直接簽訂進出口合同，這就給了個別不誠信的當事人有可乘之機，借合同相對性為由拒絕履行合同義務，本案即是典型。審理這類案件需要突破合同相對性原則，從雙方溝通磋商、訂立合同、履約情況、事后協商等各個環節入手，探尋真實的進出口法律關系。

【案號】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蘇04民初246號

案例二：合同體系下外文多義詞引發爭議的認定思路

——原告某科技公司與被告某實業公司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2017年7月，制造商某實業公司與經銷商某科技公司簽訂《獨家經銷協議》，雙方約定：在危地馬拉等拉美五國，某實業公司就相關產品授予某科技公司獨家經銷權；協議簽訂后的7個工作日內，某科技公司支付3萬美元作為雙方約定的最低訂購量的銷售保證金；某實業公司收到保證金后12個月內，某科技公司至少訂購800臺產品。該協10.3約定，“Warranty terms”應編制在單獨文檔中，應和本協議同時簽署。14.5約定：某科技公司和某實業公司應另行簽訂“Warranty Agreement”，“Warranty Agreement”與本協議同時但獨立運行。14.7約定，在雙方簽訂附加“Warranty Agreement”且經銷商向某實業公司首次下集裝箱訂單前，本協議方才生效。《獨家經銷協議》簽訂后，某科技公司依約支付了3萬美元的銷售保證金。由于某科技公司在約定的期限內未能完成約定的最低訂購量，雙方就保證金是否退還發生爭議。某科技公司訴至法院，要求某實業公司返還已支付的3萬美元銷售保證金及利息。訴訟中，原告某科技公司提交了《獨家經銷協議》的中文翻譯件，其中：10.3的“Warranty terms”被翻譯成“質保條款”；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被翻譯成“擔保協議”。某實業公司對于10.3的“Warranty terms”的翻譯無異議，但對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譯提出異議，認為應翻譯成“質保協議”。原告某科技公司訴稱：根據協議14.7，雙方須另行簽訂“擔保協議”之后，《獨家經銷協議》方才生效，由于雙方未能另行簽訂擔保協議，故《獨家經銷協議》尚未生效。被告某實業公司辯稱，雙方雖未另行簽訂“質保協議”，但是產品均附有質量保修單，視為雙方已經簽訂“質保協議”，《獨家經銷協議》已經生效；某科技公司訂購數量低于約定的最低訂購量，經銷保證金不應返還。

【裁判結果】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由于“warranty”一詞在英語中有多種解釋，如擔保、保證、質保等，因此，“Warranty Agreement”既可以翻譯為“質保協議”，也可以翻譯成“擔保協議”。本案中，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譯，應當結合合同上下文、合同類型、合同目的等情況綜合予以判斷，不能僅以翻譯公司出具的翻譯文本為準。一方面，由于雙方對于10.3的“Warranty terms”被翻譯成“質保條款”均無異議，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14.5和14.7的“Warranty Agreement”的翻譯應與10.3的翻譯一致。另一方面，某科技公司依約支付了銷售保證金，并已實際取得并享有該獨家經銷權，《獨家經銷協議》已經實際履行。據此判決：某實業公司按實際銷售數量占約定的最低訂購量的比例退還某科技公司銷售保證金及利息。

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不僅中文有多義詞，英文亦有多義詞，本案亦是典型?！皐arranty”一詞在法律英語中一般有如下解釋：一是擔保；保證；瑕疵擔保；二是（商品）保用單；三是保修期；四是授權，批準；執照，許可證；五是特約條款，不保證條款，擔保條款。由于“warranty”一詞存在不同的解釋，會直接影響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以及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等。因此，國內當事人在締結及訂立外文版本合同過程中，除了約定各自權利義務之外，還應當對于外文多義詞給予足夠的重視。必要情況下，應當制定效力相同的中外文雙語版本的合同，避免引發類似糾紛。

【案號】一審：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4民初359號；二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1）蘇民終343號

案例三：外方股東陷入長期僵局，國內法治下的爭議解決

——原告德國某化學公司與被告常州某化學公司、第三人德國某進出口公司解散公司糾紛案

【基本案情】常州某化學公司是由德國某化學公司和德國某進出口公司共同出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于1997年3月經批準設立，于1997年4月正式成立。常州某化學公司注冊資本20萬歐元，其中：德國某進出口公司出資9.8萬歐元，占股49%；德國某化學公司出資10.2萬歐元，占股51%。常州某化學公司成立初期，兩德國股東合作良好，企業發展順利；2009年之后，由于兩德國股東就具體經營問題發生爭議，常州某化學公司連續多年經營虧損。自2013年11月股東會之后，常州某化學公司再未召開過股東會會議，公司也未再實際經營。2019年7月，德國某化學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解散常州某化學公司。原告德國某化學公司訴稱，常州某化學公司成立以來，德國某進出口公司實際控制公司日常經營和管理，未能保障并維護其股東權益，導致股東之間經常出現矛盾。被告常州某化學公司稱，德國某化學公司在常州某化學公司成立之初進行了投入，但2010年以后就不再關注常州某化學公司，對常州某化學公司的經營造成很大影響，同意解散常州某化學公司。第三人德國某進出口公司發表意見稱，常州某化學公司成立初期運行順利，后股東之間因具體經營問題發生爭議，雙方就公司解散一事進行了多次溝通，但自2013年股東會議之后就沒有溝通，同意解散常州某化學公司。

【裁判結果】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系公司解散糾紛，常州某化學公司是由兩家德國公司在中國以有限責任公司形式設立的外資企業，依照涉外法律關系適用法相關規定，本案適用常州某化學公司住所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由于外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均沒有對股東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作出具體規定，故依照2018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條關于“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本法”的規定，本案適用公司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依照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公司能否解散，取決于公司是否存在公司僵局，而非公司僵局產生的原因和責任。本案中，常州某化學公司在2013年召開過股東會之后，持續兩年以上無法召開股東會，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常州某化學公司連續多年虧損，目前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態，公司繼續存續將會加大股東利益受損的可能。德國某化學公司和德國某進出口公司僅是對于公司僵局出現的原因持不同表述，對于解散公司并無異議。據此判決：常州某化學公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解散。

判決之后，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該判決現已生效。

【典型意義】改革開放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外企業在華設立外資公司，多數外資企業經營狀況良好，但也有部分企業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原因多種多樣，包括本案涉及的股東之間因為經營問題引發的公司僵局。針對外資企業公司內部治理引發的糾紛，依照涉外法律關系適用法第十四條第一款關于“法人及其分支機構的民事權利能力、民事行為能力、組織機構、股東權利義務等事項，適用登記地法院”的規定，在常外資企業可以適用外商投資法、民法典、公司法等國內法律，解決公司僵局等久拖不決的公司內部治理爭議。

【案號】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4民初160號

案例四：有查明義務的當事人，應當依法查明并提供域外法——原告湯某與被告鄭某、被告維爾京群島某公司公司債券權利確認糾紛案

【基本案情】2018年7月9日，湯某、鄭某和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經營地位于中國香港）簽訂2018年協議，三方約定：為不再執行雙方2016年協議，鄭某以其實際控制的維爾京群島某公司名義持有的開曼群島某公司8億股股票以及3.2億港幣可轉換股債（簡稱CB）補償給湯某；從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上述股票以及CB的所有權歸湯某；本協議如發生爭議，如協商解決不成的，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由湯某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該協議尾部有湯某以及鄭某的簽名，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簽名處有鄭某的簽名，但沒有加蓋公司印章。CB證書載明：本CB產生的或與之有關的非合同義務應適用香港法律，并依照香港法律解釋。案外人某能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東決議等工商資料顯示：作為股東的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簽名處有鄭某簽名和公司蓋章。一審中，法院多次要求湯某提供英屬維爾京群島、中國香港等相關域外法律，但湯某始終未提供。案件審理中，鄭某和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參加訴訟，也未進行答辯。

【裁判結果】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一、認定鄭某是否是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依法應適用維爾京群島法律，2018年協議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約定不能及于實際控制人的認定。某能源公司工商資料中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簽名處均有鄭某簽名以及公司蓋章，而2018年協議僅有鄭某簽名，這不符合以往商業慣例。二、CB證書僅規定了非合同義務適用的法律，未規定轉讓等合同義務適用的法律，2018年協議則明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因此轉讓CB的效力認定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依據物權法關于公司債券出質之后僅出質人與質權人協商同意之下方可轉讓的規定，鄭某轉讓案涉CB的行為不產生物權上的法律效力。據此判決：駁回原告湯某的訴訟請求。

湯某不服，提起上訴，并提供以下法律意見書：一是英屬維爾京群島某大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該意見書載明：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第31條以及特昆特規則，湯某有權認定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的內部要求和程序已經得到遵守，維爾京群島某公司已有效簽署了該協議，維爾京群島某公司應受2018年協議的約束。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某大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該意見書載明：2018年協議具有合同和信托的雙重特征；就香港衡平法中信托法分析，2018年協議是信托文書，維爾京群島某公司是受托人，并代湯某持有信托財產，湯某是受益人，享有信托財產的實益權益，CB質押不會影響衡平法下的實益擁有權；就香港合同法分析，2018年協議是具有約束力的合同，維爾京群島某公司和鄭某沒有依約將CB過戶至湯某名下，構成違約，湯某可通過合同法實現對CB的擁有權。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認為，一、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第31條、特昆特規則，即便鄭某代表權存在瑕疵，在無證據證明湯某具有惡意的情況下，湯某有權認為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的內部要求和程序已經得到遵守，鄭某有權代表維爾京群島某公司簽訂協議。二、2018年協議具有合同和信托雙重特征，依照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關于信托關系適用信托財產所在地法律的規定，CB問題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維爾京群島某公司與湯某之間的信托意圖明確，信托財產為維爾京群島某公司持有的CB，受益人為湯某。據此判決：確認湯某享有維爾京群島某公司持有的CB的實益權益，是該CB的衡平法所有權人。

【典型意義】由于世界各國、各地區法律規定的不同，域外法查明在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審理中尤為關鍵，本案亦是典型。一審中，雖經法院再三釋明，但由于負有查明義務的當事人始終不愿意查明并提供域外法，導致一審法院只能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進行判決；二審中，當事人主動查明了域外法，二審法院據此作出了與一審判決完全相反的判決。域外法的查明直接影響著法院裁判，事關當事人切身利益，負有查明義務的當事人應當高度重視，不能借口查明費用不菲、查明時間較長、查明途徑有限等拒絕查明。

【案號】一審：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蘇04民初174號；二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23）蘇民終577號

案例五：國際經貿合作下，涉外定牌加工企業負有注意義務——原告某農業裝備公司與被告某機械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某農業裝備公司在柴油機領域深根多年，注冊有多個商標，其中A商標于2012年被認定為馳名商標。經多年宣傳、推廣，某農業裝備公司先后被認定為國家知識產權優勢企業、國家知識產權示范企業等榮譽，公司生產的某品牌單缸柴油機于2005年9月被授予中國名牌產品。非洲某公司在非洲某國正在申請注冊與A商標近似的B商標，訴訟中尚未獲得授權。2021年7月，某機械公司與非洲某公司簽訂銷售至非洲某國的張貼有B商標的柴油機銷售合同。生產過程中，某機械公司被執法部門作出沒收侵權產品及標識并處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某農業裝備公司認為某機械公司侵犯其商標權，訴至法院。某機械公司辯稱，其生產和銷售行為屬于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產品最終銷往國外，不會進入我國流通領域，其行為不構成侵害我國注冊商標權的行為，請求法院駁回某農業裝備公司的訴訟請求。

【裁判結果】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某機械公司關于其行為系涉外定牌加工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一方面，沒有證據證明非洲某公司系B商標的權利人，不能證明某機械公司已經取得國外商標權利人的合法授權。另一方面，即便涉外定牌加工行為成立，商標權等知識產權作為專有權，受到地域的限制，即具有嚴格的領土性，其效力只限于本國境內。對于沒有在中國注冊的商標，即使其在外國獲得注冊，在中國也不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與之相應，國內企業獲得的所謂國外商標的使用授權，也不屬于我國商標法保護的商標合法權利，不能作為不侵犯商標權的抗辯事由。據此判決：某機械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農業裝備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并賠償某農業裝備公司經濟損失60萬元。

判決之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現已生效。

【典型意義】涉外定牌加工，是指在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業務中，我國加工企業接受境外商標權人或商標使用權人的委托，按照其要求加工產品，貼附其提供的商標，并將加工的產品全部交付給境外委托人，境外委托人根據約定向國內加工企業支付加工費，貼牌加工的產品不在境內銷售的一種國際貿易形式。隨著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的發展，即使被訴侵權商品出口至國外，亦存在回流國內市場的可能。同時，隨著中國對外交流不斷發展，出國旅游和消費的人數眾多，對于“貼牌商品”也存在接觸和混淆的可能性。所以即便被控侵權產品全部出口，未進入中國市場，但也不能認為涉外定牌加工行為不會在中國境內起到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而否認對其商標使用行為的認定。對此，涉外定牌加工企業尤其要加以重視，避免類似糾紛。

【案號】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蘇04民初4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