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條關于直播帶貨的新聞在網上火了。
第一條是,羅永浩公開表示,董宇輝自立門戶后,僅僅一年的收入就達到了二三十個億。
第二條是關于辛巴,他在自有衛生巾品牌帶來致癌爭議之后“激流勇退”,由他妻子繼續直播他的帶貨事業。
這兩條新聞恰好就是直播帶貨這個行當的兩面:極少數人憑借它獲取了暴利收入,但同時嚴重缺乏監管,行業野蠻生長。
這里咱們先來看看一份中國網紅主播的收入榜單:2024年,董宇輝年度凈收入28.541億元,李佳琦25.331億元,辛巴24.529億元。榜單前五全部是帶貨主播,且無一例外,凈收入都在10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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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里說的不是“銷售額”,而是凈收入。也就是說,他們每年拿走的現金,比很多上市公司的全年利潤都要高。以后A股干脆也讓主播們上市得了,這樣一來A股至少也能擁有一些更具有盈利能力的“巨頭企業”。
玩笑歸玩笑,直播帶貨這個缺乏監管的行業,確實到了需要法律和監管進行整頓的時候(請注意是依靠法律而非行政權力直接干預)。
因為,一個人憑借著攝像頭、靠幾句類似服裝城販子們伶俐的話術,就能在一年內完成一整個中型產業鏈幾十萬人辛苦打拼的財富積累。
這不是財富的奇跡,而是對經濟根基的摧毀。
如果任由其野蠻生長下去,后果不堪設想。為什么這么說?我有我的幾條理由。
首先,直播帶貨的“繁榮”,是一種吸血式繁榮。
支持者們喜歡說,直播帶貨是“新經濟模式”,是“消費新場景”,是“效率提升”。但事實上,它根本沒有創造價值,而只是在竭澤而漁地榨取價值。
首先,直播間的流量經濟,本質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平臺、主播、品牌方三方分食,最終買單的永遠是消費者和供應鏈上的制造業。
消費者為了所謂的“優惠”,被誘導沖動消費,結果買了一堆并不需要的東西,所謂的低價其實價格并不低;而供應鏈的工廠,被壓榨到極限利潤,甚至“賠錢賺吆喝”。
主播賺得盆滿缽滿,但代價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辛巴模式,2024年曾創下14小時帶貨64億元的紀錄。這樣的銷量看似驚人,但你要知道,它所造成的價格擠壓,足以讓整個行業的正常定價體系徹底崩塌。
辛巴帶貨榴蓮時曾引發了全國市場價格波動,這其實已經涉及到了壟斷,而反壟斷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法治基礎。
以后,誰還敢做品牌溢價?誰還能堅持研發投入?
所謂的價格卷生卷死,一定程度上就是這些主播帶起來的。短期是便宜了消費者,但要死掉多少工廠?
長期看,整個產業的利潤空間被摧毀,研發投入停滯,產品質量下降,經濟基礎逐漸被掏空。
這就是所謂的“吸血式繁榮”。直播間的每一聲吶喊,背后都是工廠的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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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致命的因素在于,直播帶貨縮短了產業鏈,但嚴重減少了就業。
有人說,直播帶貨提高了效率,減少了中間環節。但效率的背后是什么?是就業崗位的消失。
傳統零售環節,有批發商、代理商、經銷商、商場導購、線下門店店員……這一整條鏈條上,承載著數百萬、上千萬個就業崗位。
而現在,主播和平臺直接把產品從工廠賣到消費者手里,幾乎掐斷了整個中間環節。
結果是:產業鏈變短了,社會的就業池也縮小了。原本靠著零售和渠道吃飯的一大批中小企業、店鋪、個體戶,被一場場直播硬生生趕出了市場。
直播間看著很熱鬧,也宣稱自己創造了一些新的就業,但這些新的就業背后是更多倍底層實體就業崗位的消失。
有這樣一個數據:
李佳琦2022年銷售額約為650億,但他的團隊只有幾百人而已。
而華潤萬家2022年的銷售額約為692億元,其業務版圖覆蓋全國112個城市經營約3300家門店,全國員工95000多名。
對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而言,就業的減少對經濟和社會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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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極端的貧富差距正在被直播帶貨放大。
董宇輝28.5億的凈收入,相當于全國570萬個普通城鎮居民的全部收入。李佳琦和辛巴也都在20億以上。榜單前五的主播,加起來一年拿走超過百億現金。
問題是,這百億財富是怎么來的?它來自于無數消費者的荷包,來自于工廠被壓榨掉的利潤,來自于數百萬被擠出就業鏈條的小商販。
也就是說,極少數人,憑借互聯網流量壟斷,輕輕松松攫取了整個社會財富的大頭。
這不僅制造了極端的貧富差距,還讓普通人愈發覺得不公平: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一年只掙幾萬元,而主播隨口幾句就能賺幾千萬?
這種不公平感,一旦積累,就是社會心理的毒藥。它會加劇階層固化,打擊勤勞致富的信念,撕裂整個社會的信任感。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你這是嫉妒。
所以最后我要說的也是直播帶貨最致命的一個缺陷:他們根本就沒有創造真正的創新價值。
讓我們從直播間的狂熱里退出來,冷靜地想一想:主播們到底創造了什么?
他們并沒有研發出一項新技術,沒有改良一條生產線,沒有提升任何產業效率。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借助流量和情緒煽動,把產品賣出去而已。
要知道,經濟發展的根源是來自于創新,美國之所以能在長達一個多世紀都保持全球最強,就是因為它源源不斷的企業創新能力。但直播帶貨能帶來什么創新?
真正的創新者,是那些埋頭研發芯片的工程師,是夜以繼日做實驗的科學家,是不斷改良工藝的產業工人。但這些人,他們的年收入可能還遠遠不如某個小主播一場直播的提成。
當一個社會的最高回報,不是給到那些真正推動進步的人,而是給到一群賣貨主播時,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就已經開始扭曲。這種價值觀的扭曲,會進一步異化青少年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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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直播帶貨,就是經濟的“癌細胞”。
從表面上看,直播帶貨似乎是拉動消費、刺激內需的好辦法,所以它一直得到主流媒體的贊美。但事實上,它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畸形模式。
它就像是給經濟不斷地打腎上腺素:短期內興奮、交易量暴漲,但長期看,身體卻嚴重透支、根基走向崩塌。
價格體系被破壞,制造業利潤被榨干,產業鏈就業崗位被擠掉,創新被擠壓,社會財富差距急速擴大,價值觀徹底錯位……所有這些,都是經濟的“癌變”。
癌細胞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生長得極快,繁殖力極強,但卻以消耗宿主為代價。直播帶貨就是這樣的癌細胞。它瘋狂擴張,掠奪資源,但最終會讓整個經濟體虛弱、失血。
所以,直播帶貨必須被法律和監管規范,而不是任其野蠻生長。從反壟斷、消費者權益保護、產品安全監管、稅收等各個方面,都需要嚴格規范。
當然,這篇文章絕不是主張動用行政權力直接“重錘”直播帶貨行業,而是希望市場經濟的法律能夠真正起作用,讓直播帶貨行業受到應有的規范。
真正的經濟大國,靠的不是直播間的吆喝聲,而是產業的厚度、科技的突破、經濟結構的健康。否則,當未來的經濟模式都寄托在主播的一張嘴皮子上時,那才是真正的經濟國運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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