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后，成為「孤兒」的獨生女們

十年前，“全面二孩”的公布與實施，宣告了“政策獨生子女”時代的結束。

它結束得并不突兀，三十余年間，“二孩”的卡扣被不斷放松，直至解開。當失獨家庭、人口老齡化、性別失調等不斷膨脹的社會問題撐破了“優生優育”的外衣，學界宣布“后獨生子女時代”來臨了[1]。

目前中國有多少獨生子女？

官方數據更新于2005年：全國有0-30歲獨生子女人口1.58億人——這是目前為止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中唯一一次設計了兄弟姐妹的數量，而后的數據全靠估算。當前社會學界的基本共識是：中國獨生子女數量在2015年就已超過了2億人。

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失獨”父母是個概率性問題，而失去雙親會是每一個正常壽命的年輕人未來將面臨的必然問題。當喪親疊加上“獨生女”的標簽，處境似乎更加艱難了。

戶口本上只剩自己

心肌梗塞來得很快，2024年初，父親去世的時候，34歲的大劉剛調動到省會城市工作，等她請假趕回老家時，還來不及過多悲傷，就開始了連軸轉。

按照當地的習俗，逝者的壽衣需要由子女來穿，聽聞唯一的女兒在外地工作，醫院催促著家屬趕緊聯系殯儀館帶走遺體，最終在姑姑的努力勸說下，大劉才趕上送父親“最后一程”。

“我爸的身體很重，我根本抬不動，女孩子的力氣是沒法穿的”，身材瘦弱的大劉反復嘗試，都沒有辦法順利給父親穿上壽衣，最后只能交給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大劉很無奈，“那一刻突然明白了為什么有些人對兒子那么有執念。”

其實，父親也不是沒有“兒子”，大劉的母親在她高中時去世，一年后父親就經朋友介紹再婚，有了一個繼子。大劉和父親、繼母、弟弟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但每次回家都感覺自己像個外人。再后來大劉上大學、工作之后不常回家了，她生活用品也全都沒了，“我覺得我爸更在意他們，人家才是一家人。”

當初大劉是不希望父親再婚的，但長輩都勸她說“你爸還年輕，不可能不找，將來也多個人照顧他”。然而當父親住院的時候，繼母的電話第一時間打了過來。“她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全程把自己撇在外邊。”最后父親的住院手續、各項檢查，全都落在大劉一個人身上。

父親和護工相處不好，覺得浪費錢，他住院的時候，大劉只能單位、醫院兩頭跑。父親也不讓人省心，盡管他已經因為心梗、腦梗多次入院，醫生讓戒煙戒酒、清淡飲食還是都被當成了耳旁風。

“我那時候就已經有了一點心理準備”，大劉感到力不從心，“但是這些東西他自己不在意，我也沒有辦法，不可能說隨時守著他。”

大劉不是沒有努力過，藥品都是盡量用最好的，可道理卻從來講不通。在忙碌的工作和看護時間重疊的一天晚上，大劉和固執的父親起了矛盾，她情緒崩潰了，在病房大哭著叫父親不要鬧了，最后只得到這個男人意味深長的沉默。

大劉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但贍養父親的責任讓她不得不慢慢消化負面情緒，最后只能用工作把自己的精力消耗殆盡，來暫時逃避父親的病、逃避家里的矛盾，“我的工作應酬多，那個時候每天都是醉的，我爸不知道也不在意我的工作壓力。”直至父親去世，幾乎是大劉獨自承擔了一切。

小時候，全家都寵著她一個人的時候，大劉覺得當獨生女很幸福，但隨著年齡慢慢長大，責任也全壓在了一個人身上，她開始希望自己不是獨生女。“我爸生病那會兒，我真的是分身乏術，如果拋開錢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獨生女最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一個人沒辦法一直都去照顧著。”

當初醫生建議她父親做手術，但是手術的效果不能保證，醫生讓大劉考慮清楚，“這種時候就很需要有人跟自己一起商量一下，這個責任和壓力對我來說太大了。”

父親去世那天，大劉回老家一個人買好了壽衣、骨灰盒，在醫院給父親的死亡證明簽了字，再去殯儀館走完了一整套流程，緊接著是社保醫保的各類報銷，最后給父親的銀行卡、證件等銷了戶，“我沒時間想其他的，整天都在忙。”三天后，大劉回到了工作崗位。

大劉從此沒再想過輕生，“當這個家只有我自己的時候，我覺得我是爸爸媽媽在這個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樣東西。”但是好好活著，也并不容易，這一年來，逢年過節大劉都是一個人，親戚偶有問候，但是也很少聯系了。

社交媒體平臺上，一些同樣喪親的年輕人在一條條帖子下記錄著自己的心情，當戶口本上只剩下自己之后，大多數人和大劉一樣，忙到只能在一系列“麻煩事”的間隙中，抽空悲傷。

保險的保單憑證不知道放在哪里了、父母名下的房產該怎么繼承、銀行賬戶上的大額存款需要公證書……這一刻，自己成了家長唯一的“大人”。

幾十年的悲歡沉浮，在父母離去后變成一場夢。人到中年變成“孤兒”這件事，并不會因為人生閱歷的增加而變得更容易釋懷。當父母“社會”層面的后事處理好之后，剩下的，是用整個余生去完成哀悼。

至于親戚，失去了父母一輩的聯結，疏遠似乎也成了必然的結局。

突然，努力的方向就沒有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李昀鋆在經歷母親去世后，開始了“哀傷研究”。她訪談了44位喪親的年輕人，完成了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與哀傷共處》，她發現：父母在年輕人正是思索人生意義的年齡去世，會讓他們對社會既定的“結婚、生子，找份好工作”這樣的人生軌跡產生質疑，甚至會懷疑“努力生活”的意義[2]。

大劉用“得過且過”形容成為“空巢獨生女”這一年來的生活。

“以前我以為我的人生會按部就班地工作、結婚、生小孩，然后給父母養老，現在他們不在了，我做什么都好像沒意義了，做出的成績給誰看呢？”她說自己之前在工作上是很拼的，但是現在感覺已經沒有特別大的上進心了，去工作僅僅只是為了有經濟來源，維持生活，“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了。”

在母親去世兩年后，父親也走了，這一年小伊37歲，未婚，陷入了同樣的迷茫。

2023年，還沒能從失去母親的悲傷中抽離，在國外工作的小伊一天突然接到了父親住院的消息。雖然她一直和父親保持著頻繁的聯系，但獨居的父親從來不會提起“壞消息”，身體出問題的事情瞞了女兒半個月，直到這時候，她才知道父親因為感染引起的器官衰竭，已經住進了ICU。小伊回國陪伴了他生命的最后10天。

小伊很早就出國上學，然后留在國外工作，她早已習慣了獨自生活，但心理上卻是一個很戀家的人。父母去世后，小伊說感覺自己一瞬間失去了目標。“很多事情我現在回想起來，潛意識里都是為了得到父母的認可，從小他們對我要求很高，不拿100分都是‘不合格’，現在他們走了，突然我努力的方向就沒有了。”

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小伊都在“擺爛”，一天只吃一頓飯，有時候想得起來就吃，想不起來就不吃，但體重卻不受控制，1米68的小伊在母親去世前只有104斤，父親去世一年后已經漲到了150斤，同時還伴隨著失眠。

沒有成家，更沒有兒女，在這世界上已沒有直系親屬的小伊，那時候只覺得無牽無掛，假如明天就“離開”的話也沒什么好害怕的，因為從心理上覺得自己和這個世界沒有任何聯系了，“活不活著都無所謂了，只是還沒有想過主動去死。”

小伊說自己那段時間最需要的就是清凈，她很感激父母去世之后獨居的時光，“我可以自由地去懷念，自由地去悲傷，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想吃飯就吃飯”，至于有沒有兄弟姐妹分擔她的情緒，重要嗎？“他們陪我一起哭也不能改變父母去世的事實。”

失去媽媽，是孤獨的開始

大劉完整的家庭，在她初三的時候出現了裂痕。那一年，母親病了，她清楚地記得媽媽在生日的前一天去了省會的醫院。因為出發前一晚大劉精心挑選了禮物，回家后發現媽媽已經早早休息了，于是就把禮物留在了她的床頭，那時她以為媽媽只是去大醫院做個檢查就能回來。

考慮到她年紀小，家人也沒有給她透露過多情況，直到母親住院，大劉都不清楚她的病情。

后來母親從醫院回來了，再過了一段時間她才聽說是因為醫生說已經沒得治了。再后來，上高中的大劉在課堂上突然接到家里的電話，趕回家的時候，母親已經走了。從此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會在乎大劉內心的感受，包括父親。

大劉記得小時候父親很疼愛她，雖然經常出差，但每次回來都會帶她去商場買很多玩具。再婚后的父親變了，他已經屬于另一個家了，“可能有了后媽就會有后爸吧”，那個時候大劉在心理上就已經成了“孤兒”，她和父親的關系一度鬧得很僵。“他從頭到尾就沒考慮過我，如果你考慮過我的話，就不會有這么多遺留問題了。”

大劉說的遺留問題，是母親去世時留下的一套房產。

這套房產后來被做生意需要資金的父親賣掉，房款一半還給了銀行，一半購置了新房，而這套新房落在了繼母兒子的名下，大劉此前毫不知情。“那棟房子當初是我媽媽家建的，這筆財產算是她留下的最后一點東西，是我一定要爭取回來的東西。”

因為這套房子的糾紛，她還做過一個夢，夢里母親告訴她這套房子的問題等到今年再解決，別的也沒有多說。“這些年我很少夢到媽媽，只有在非常絕望的時候夢到過，上一次還是在我爸去世的時候。”

到現在，繼母和兒子依然住在這套房子里，大劉說會用法律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哪一步都還沒有解決”。

小伊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也是從母親毫無征兆地確診了癌癥之后開始變化的。

作為獨生女，小伊的成長得到了父母“傾盡所有”的資源和愛。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425元[3]，母親堅持送小學畢業的小伊參加了一個月費用近2萬元人民幣的加拿大夏令營，即便父母都是在各自領域杰出的科研工作者，這筆開銷仍然是巨大的。小伊在那個暑假一半時間學英語，一半時間去到了白求恩故居、尼亞加拉瀑布……

父母忙于搞科研，35歲之后才生小伊，她知道父母的精力如果要進一步分攤的話，可能每一個孩子都無法得到全力的培養。母親積極主張的那段夏令營經歷，為她學習新的語言、出國留學工作埋下了鋪墊。“當時如果家里有兩個孩子，我就不會有機會參加夏令營了，經濟上真的承受不起。”

從小母親是家里管事的那個人，她病倒后，整個家庭的精神支柱也開始坍塌。

小伊的母親在家中排行老大，做事風格就是喜歡一個人承擔起大部分責任，這樣的習慣一直帶到了他們的小家庭。在她去世之前，小伊和父親都不知道家里的存款數目、錢放在哪、銀行卡密碼是多少。

母親去世趕上了全球爆發的新冠疫情，小伊在國內又停留了一年，她和父親一邊懷念母親，一邊學習記賬、理財，整理家里的東西“我覺得那段時光現在想來還是挺懷念的。”

父親的去世稍微沖淡了一點小伊失去母親的悲傷，因為她開始復盤父親的事情，陷入了內疚和后悔。

雖然小伊不喜歡預想沒有真的發生過的事情，但在父親這件事上，她對獨生女是好還是壞的評價有了一絲動搖。“假如我有一個兄弟姐妹的話，在我出國的時候，他可以在家里陪伴我們的爸爸，也許爸爸那個事情就不會發生。”

2021年，阿青母親去世的時候，她33歲，同樣是因為癌癥。

她的父親還健在，但在她初中的時候，父親出軌并執意離婚，孩子、房子都不要，只要和“真愛”在一起。一開始父親還會給她一些生活費，到后來漸漸就不再聯系了，一直到阿青的母親去世，父親也未露過面。

母親住院的時候，阿青和護工一個上“夜班”，一個上“白班”，有一次母親從手術室出來的時候護工還沒趕來，她只能一個人推著笨重的手術床回病房，阿青調侃自己還好只需要管母親一個人，去年她同事的父親、孩子、婆婆同事生病，兩口子都是獨生子女，根本照顧不過來，眼看著她憔悴到不行，每天都不想說話。

母親走后，阿青一直是一個人生活。她已經連續三年一個人吃年夜飯、看春晚，習慣了獨居的生活，也不覺得孤單了。唯一讓她感到無助的一次是自己高燒在家躺了兩天，沒力氣出門拿外賣，更沒力氣做飯，于是硬餓了兩天，“當時覺得一個人好慘。”

不過等恢復之后阿青的這一想法隨即改變，她慶幸只是一個人生病躺著，而不用拖著病體照顧另一個人。

有了那一次的經歷，阿青開始擔心自己某天猝死在家中都沒人知道，于是把緊急聯系人和備用鑰匙的位置告訴了同事，約定好如果失聯超過兩天就直接去她家看看。“我沒什么牽掛，假如得了癌癥，就不治了，最后時光多出去看看。我不怕猝死，但特別怕癱瘓這類需要人照顧的病，死也死不了，好也好不了。”

成年“孤兒”接下來的生活

大劉最近戀愛了，男友的出現并沒有讓她的生活找到落點。一開始大劉會下意識想要依賴他，但理智告訴她要清醒一點，“像我們這種經歷的人，需要更好地向內求，過度依賴別人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對于父母去世的事情，大劉沒有隱瞞，不過自己的經濟狀況，她從沒有透露過，“你也不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事情，凡事還是有所保留，不要全盤托出。”

大劉早已簽好了器官捐贈協議，準備將來生重病的話就不治了，把自己有用的器官和錢都捐出去做善事。對于家庭，她說如果要生孩子的話，前提條件一定是要給小孩完整的家庭，不希望下一代重走自己的路。

小伊把父母的手機帶到了工作的國家，定期充值，定期發消息問候。不久前小伊結婚了，登記那天她給父母發去消息“我今天登記了，好希望你們能看到”。

小伊說自己的先生是個“沒心沒肺”單純的人，她在精神上信任和親近他，其實生活上并不要別人幫自己做什么。

生活的秩序還是沒有回來，不過小伊開始運動了，經歷了這場暴雨，小伊說只有“身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雖然我現在說不害怕死亡，但如果將來有了孩子的話，我覺得我心態會變，可能就會更害怕自己生病或者死亡，因為生命對我來說有另外一種意義了。”

阿青現在一個人過著有貓有狗的生活，她能無壓力地保持單身要得益于身邊沒有長輩催婚。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對感情有很大的不信任感，“也沒遇到合適的人，不想將就。”雖然阿青也沒有排斥將來的緣分，但是她堅定地表示不會生孩子，因為“承擔不起另一個人的人生”。

至于網上那些關于“獨生女被吃絕戶”的傳言，阿青很直白“不擔心，因為我很窮。”

（應受訪者要求，大劉、小伊、阿青均為化名）

參考資料：

[1]風笑天.“后獨生子女時代”的獨生子女問題[J].浙江學刊,2020,(05):64-73.

[2]毛渝川.紅星新文化.與哀傷共處：那些失去父母的年輕人[EB/OL]（2025-4-28）[2025-6-30].https://mp.weixin.qq.com/s/L-j-Y1NHAHHueaUfI1IPAg

[3]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199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01-10-22)[2025-6-30].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42.html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后浪研究所”，作者：豆豆 巴芮 薇薇子，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