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四十年

尊重人性、釋放活力、相信市場。

文 | 華商韜略 峨眉峰

2006年7月，地中海的盡頭泛起硝煙，七月戰爭進入第二天。

以色列國防軍轟炸黎巴嫩貝魯特國際機場和南部地區，造成27人死亡。

戰爭開始的同一時間，幾位溫州商人從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國際機場出發返回上海。

他們是應以色列駐滬總領事顧特曼的邀請，前往以色列考察當地商機的，卻意外地偶遇這場戰爭。

這群商人中就包括均瑤集團創始三兄弟的老三王均豪。1991年兄弟三人出資承包了一條從長沙到溫州的空中航線。這是民營資本第一次進入國內航空業，被時人稱為“膽大包天”。

戰爭中的以色列人頗具浪漫主義氣質。一位以色列空軍軍官趕著早上去轟炸黎巴嫩，就為了能在晚上回家陪妻子到海邊散步。

這種微妙的松弛感也讓幾位溫州老總并未感受到戰爭的緊迫。在特拉維夫，一位女兵還與他們輪流合影。

“虧本的生意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闖”，戰爭對溫州人就不是個事。

當年在伊拉克，美聯社剛發布戰爭結束的消息后，幾十個溫州人就從巴格達的廢墟里鉆了出來，和幸存的伊拉克人談如何重建新油井。

歷經千辛萬苦，也要走遍千山萬水是溫州人被地緣環境打磨出的品格。

這里面朝東海，三面環山，耕地稀少，臺風頻發。沒地可種的溫州人只能在家經營手工作坊，為了打磨產品，每天窩在家里996，再靠著兩條腿把貨賣到全世界。

這在1985年被《解放日報》概括為“溫州模式”。干部把烏紗帽放在辦公室里，人到下面領著老百姓去辦廠子；老百姓再把臉皮撕下來放在家里，人到外面去做生意。

▲來源：中新浙里公眾號

而后的40年間，溫州人把“溫州模式”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廣復制，形成一個個“溫州街”、“溫州城”。

時至今日，溫州模式仍然具備鮮活的生命力。

【八大王與萌芽中的溫州民營經濟】

1982年，溫州樂清縣柳市鎮，一場大抓捕正在醞釀當中。

“螺絲大王”劉大源一早起來，發現街上居然貼出了“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標語。

在他身后，還有便衣盯梢。

做生意的人通常嗅覺敏銳，劉大源當即決定跑路——趁人不備鉆進小巷，回家取出幾萬塊現金來到河邊，跳進一只小木船。

狼狽跑路的劉大源只穿著背心褲衩。

劉大源是溫州第一批生意人。1969年高中畢業后，他不愿進國營廠，寧愿去做買賣。

當年柳市鎮的家庭作坊，主要產品是斷路器、繼電器、行程開關、交流接觸器等小電器產品，劉大源就倒騰做小電器用的螺絲。

可以說劉大源之于當年的溫州低壓小電器，如同今天的黃仁勛之于ChatGPT。

那時候，上海的國營標準件廠也只有2萬多種螺絲，劉大源的店里卻有4萬種之多，堪稱“螺絲博物館”。

市場傳言，上海國營標準件廠是劉大源給干黃的。

靠賣螺絲致富的劉大源1977年就在家里裝上了電話，電話號就三位數：282。

當時鎮政府都在用手搖電話，動不動就打不通，有急事打電話就得找老劉。

手握電話筒的劉大源十分跋扈。干部想打得提前一天找他預約：他高興就讓打，不高興就別打。

1980年，劉大源又買了柳市的第一臺摩托車，開在路上炸街。

那是一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真理被解放后，“東方猶太人”一夜覺醒，“前店后廠”“掛戶經營”的家庭作坊開始冒頭，柳市人個個是大王。

除了劉大源以外，還有“五金大王”胡金林、“目錄大王”葉建華、“礦燈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吳師廉、“膠木大王”陳銀松、“線圈大王”鄭祥青和“舊貨大王”王邁仟。

“八大王”的生意都是用最簡單的手工勞作，生產各種工業產品，除了“目錄大王”葉建華。

他原來是開照相館的，柳市小家電火了之后，他拿著相機給小家電拍照片，還在照片上備注產品名稱、規格、型號等，最后形成了一本《電器產品樣本》，讓走出溫州賣貨的供銷員隨身攜帶，方便客戶看貨。

葉建華的生意有些超前，到被抓時只賺到4萬多塊錢。

20年后，一位杭州的小個子把葉建華的目錄用互聯網重新做了一遍，一家要做102年的企業就此誕生——葉建華也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阿里爺爺”。

葉建華還在小打小鬧，其他幾位“大王”的生意卻在慢慢做大，劉大源家里安上了電話機買了摩托車，另外幾人也不遑多讓。

像胡金林，樂清稅務局去查他的賬，發現他賬戶上有120多萬存款，一個人頂幾個社隊的產值。

一位頗有資歷的干部，拿著賬本找胡金林談話：“老子兩萬五千里長征過來，工資才381塊，你小子一年賺幾十萬！不是挖我社會主義墻腳嗎？”

“你憑啥這么有錢？”此話一出，胡金林就知道“八大王”危險了——你辦廠子、蓋洋樓、騎摩托、打電話，可你那個廠子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呢？

柳市鎮山雨欲來，直到1982年，懸劍落下。

1982年1月和4月，國務院兩次發文，要求打擊經濟犯罪，嚴懲投機倒把。一場“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在全國開展。

站在市場經濟下的能人們被以“投機倒把罪”的罪名抓了一批，“柳市八大王”首當其沖，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

他們中6人被捕入獄、只有劉大源和胡金林跑了，罪名最重的王邁仟被判處7年刑期。

自八大王以下，柳市的個體戶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樂清的產業發展也遭受全面重創。

為了整肅溫州民營經濟，擅長“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山東人袁芳烈，左手“軍令狀”，右手是“尚方寶劍”，早在1年前就到溫州當了市委書記，抓“八大王”就發生在袁芳烈上任初期。

抓了“八大王”之后，袁芳烈發現事情不對，打擊投機倒把好像救不了溫州經濟。

當年溫州有三分之一的國營廠垮了，袁芳烈想把這些廠子扶持起來，到處幫他們找錢、找項目，卻毫無起色。而一個老太太用五臺土制機子織松緊帶，一年卻能賺6000塊，比他這個市委書記還有錢。

“專業戶”“家庭工場”“聯戶企業”“供銷員”“掛戶經營”“私人錢莊”，……這些溫州人口中的新名詞，讓袁芳烈聽得滿腦門子問號。

袁芳烈也在調研中思考，其實這些事物在溫州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但每次都讓他們這些“剪刀手”給“咔嚓”了。

恰恰正是這些分散、零星的，規模不大，數量不多，有的甚至是“非法”的東西，反而具備頑強的生命力，撐起了溫州的經濟。

個體經濟紅紅火火，國營經濟半死不活，袁芳烈把“軍令狀”擱在一旁，屁股一歪，坐在了民營經濟這頭。

可溫州的民營經濟早就被之前的運動搞得七零八落，“大王”們也跑的跑，抓的抓，民營經濟的信心已經跌入谷底。

袁芳烈召集重點戶和專業戶代表開會，沒人敢來，甚至有的代表連夜打包行李跑路。

“八大王”還被關著，你老袁搞這一出，到底是不是鴻門宴？

老百姓用腳給袁芳烈指路，想讓溫州人有信心繼續“走遍萬水千山”，首先要先把“八大王”放出來看，給他們平反。

改革的政策恰逢其時。1984年，中央第三個“一號文件”指出，要疏通流通渠道，發展商業生產。借此東風，時任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在省委常委電話會議上提議要給“八大王”平反，得到一致同意。

1984年年春，在全市鄉鎮書記以上干部大會上，溫州市委公開宣布為“八大王”徹底平反。

“八大王”沉冤得雪，重拾溫州人的做生意信心，溫州的家庭手工業再次“井噴”，引領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1985年，《解放日報》刊發報道《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正式提出“溫州模式”，主要特點是以家庭為單位生產、通過專業的農民供銷員，從全國各地采購原材料。

溫州人“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也要把商品賣到全國各地。

溫州個體商業的“井噴”現象吸引了社會學家費孝通。他為“溫州模式“”做了定調式的總結，說溫州的經濟發展是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

這六個字的內涵，在此后的四十年被無限延伸。

【一場打假打出兩家500強】

“八大王”的平反，帶動了“溫州模式”的爆發。

袁芳烈也因此被稱為“溫州模式”的“接生婆”，1985年他離開溫州時，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已經翻了一番。

在袁芳烈的主持下，溫州全民動員，每人出資3元錢創辦了溫州大學，補足當地高等教育的短板。

到1986年底，當時人口約600余萬的溫州共有120萬人從傳統農業轉入工商業，家庭工業已飛漲為14.65萬戶，擁有470多個專業市場，10萬農民購銷員馳騁大江南北。

溫州迎來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黃金年代”。

生意越做越大，溫州人走進了自己的舒適區，他們在商業上的狡黠開始暴露。

在溫州泰順，當地村民從全國各地的國營廠騙來了大量二手設備。設備運到，農民就在報紙上發訃告，說接收設備的人死了，國營廠總不能向黑白照片討債，只能自認倒霉。

這套沾點黑色幽默的把戲，被泰順人玩了幾年，在當地形成了一個二手設備的專賣市場。

商業秩序開始崩壞，產品的假冒偽劣也就不再意外。

1989年8月，時任浙江省副省長柴松岳，帶著財政廳和交通廳的兩位女副廳長到北京出差。

8月的北京天氣悶熱，賓館里冷氣給得十足。

幾個人剛說了兩句話，有些著涼的柴松岳就打了個噴嚏——皮帶斷了。

這條皮帶是柴松岳2個月前到溫州出差花5塊錢買的，陪同的溫州副書記親自帶他去著名的蒼南市場挑選，貨攤的老板也拍著胸脯說，這是真牛皮。

新皮帶怎么就斷了呢？

柴松岳把皮帶抽了出來，發現里面是一層馬糞紙，外面用破布包起來，再用膠水粘起來，最后用塑料壓起來，只是看著像真皮的。

此時后來以訛傳訛，到了朱同志那里，打噴嚏變成了放屁。

柴松岳放屁崩斷了皮帶，被他講遍全國。

劣質皮鞋、劣質皮帶、劣質眼鏡、劣質電器，當年的溫州似乎就沒什么產品是質量過關的。

以小電器聞名的柳市再次成為風暴眼。

彼時，改革開放正在走入深水區，各地都在大干快上，生怕錯過改革的潮水，各地在生產中采購了大量柳市小家電。

可是柳市產的電器質量越來越次。偽劣電器經常漏電，事故頻頻發生，甚至導致一家煤礦瓦斯爆炸，多人傷亡。1990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單獨給柳市發文，7部委聯合組織了20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

打假風暴持續了5個多月，全鎮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部全部關閉，1544個家庭工業戶歇業，359個舊貨經營執照被吊銷。

上千個家庭失業，柳市鎮元氣大傷，柳市人出門在外都抬不起頭來。“倒洗腳水不能同時把小孩一起倒掉”，主管浙江工業的柴松岳覺得打假不能這么干。

他跑去柳市調研，發現劣質電器廠分為兩種，一種是小作坊，要技術沒技術，要廠房沒廠房，純粹的無照經營。

另一種，是有技術，也想干事，但限于政策，沒有合格原材料，也就造不出來合格的產品。

眾所周知，電器元件是需要貴金屬做導電觸點的，導電性最好的就是白銀。

80年代，白銀買賣還被嚴控，鄉鎮企業上哪找白銀。找不到白銀，只能熔“袁大頭”，有人統計過，80年代有將近1億枚“袁大頭”被溫州人用在小家電制造中。

連“袁大頭”都沒有的廠子，就只能用銅代替，產品質量自然大打折扣。

企業生產需要很多白銀材料，有關管理部門要打擊金銀買賣，而政府又要支持私營企業生產，柳市電器企業進入無法脫身的“矛盾圈”。

據溫州市政府統計，1984年，柳市年白銀用量有10多噸。可在當時的政策背景下，溫州市政府和柳市鎮的小企業，面對這么大的白銀缺口束手無策。

白銀的計劃供應成了柳市小電器的死穴。

浙江的領導層也都知道柳市缺銀。打假風暴后，時任省委書記李澤民和省長柴松岳一起找中國人民銀行和浙江省人民銀行，幫柳市求來了500斤白銀，暫緩了燃眉之急。

白銀到了，該給誰也是個問題。柴松岳牽頭和打假工作組開了幾天會，得出一個解決柳市假貨的八字方針：整頓、杜絕、打擊、扶持。

不合格的廠子要“整頓”，危害社會的劣質產品要“杜絕”，違法亂紀的企業要“打擊”，工藝合格，但缺少原材料的廠子要“扶持”。

在柴松岳看來，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扶持。該扶持誰？柴松岳和溫州的有關領導，圈出來了四家產品口碑不錯的企業，把這500斤白銀送了過去。

這四家電子廠就像四顆種子，在柳市的田野上緩步成長。

在這四家廠子中，有一家叫求精開關廠。合伙人是兩個初中畢業的草根。一個叫南存輝，是個修鞋匠，最早在“目錄大王”葉建華的照相館門口擺攤；另一個叫胡成中，是個裁縫。

兩人是初中同學，南存輝當班長，胡成中是體育委員。

南存輝和胡成中一起創業，拿到這批白銀后，產品質量突飛猛進，生意也越做越大，卻在幾年后因經營理念分歧而分家。

求精廠一分為二，用一堵墻隔開了兩個車間分成兩個工廠，一家叫德力西，另一家叫正泰。

▲正泰集團總部，來源：環球人物公眾號

而后的四十年里，兩家企業比質量、拓市場，在不斷的競爭中共同成長，在競爭中一起邁進全國民營企業五百強。

南存輝和胡成中也被人稱作“柳市雙雄”，長江后浪推前浪，取代“八大王”成為溫州模式的新晉代言人，續寫了溫州商人敢打敢拼的血性傳奇。

【失意十年】

解放思想，破舊立新，溫州似乎應該進入第二個黃金年代。可現實卻是溫州一頭扎進了失意十年。

1999年，均瑤集團將總部從溫州遷至上海，在浦東新區一舉拿下200畝土地，嶄新的總部大樓拔地而起。

這仿佛是一聲信號槍響，拉開了溫州企業向長三角核心城市大舉遷徙的序幕。

2004年，“柳市雙雄”南存輝和胡成中也帶著公司遷往上海。德力西在上海青浦區簽下千畝土地，正泰集團緊隨其后，在上海圈地1500畝。

溫州企業“用腳投票”，成群結隊地涌向土地資源更富集、人才高地效應更顯著的上海。

世紀之交的短短幾年內，溫州人在上海創辦的企業竟如雨后春筍般突破了5000家。

“創業在溫州，發展在上海”，這句在溫州商圈流傳甚廣的共識，精準描繪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戰略轉移。

究其根本，80年代那波第一批富起來的溫州人開始“做多家鄉”，從1998年開始，手握上百萬資金的溫州人就開始在本地炒房、炒地皮，生生用3年時間把溫州房價從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這時候，上海房價也不過3000元/平方米，和溫州比整個是一片價格洼地。

南存輝、胡成中、王均瑤等領軍人物不得以更審慎的目光重新打量家鄉這片熱土，為了企業有更好的發展前景，成群結對北上上海。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也在一次小范圍的內部討論中說，溫州的第一桶金在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后就被逼出去了，同時帶走的還有企業家資源，人力資本的逆淘汰使得本土經濟發展缺乏競爭力。

陳德榮口中的“逼出去”，一大原因就是溫州的土地價格。

企業大批搬離，溫州的產業開始出現空心化，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也迎來拐點，從80年代中期的一路上揚，到21世紀的逐漸回落。

留在本地的溫州人，手握大筆資金，卻不甘心繼續辦廠子，手上的閑錢該往何處去呢？

2001年，《溫州晚報》給他們支了一招，到上海炒樓去！

2001年8月18日，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在《溫州晚報》的組織下，專程到上海來買房。

上海房產協會甚至收到市政府領導指示：“一定要把溫州看房團服務好。”這一次，溫州人砸下5000萬，兩個月后，第二波溫州看房團來襲，成交8000萬。

這是溫州炒房團第一次見諸報端，而后數年，他們先下上海，再戰杭州，隨后是蘇錫常，再分兵南下廣東、福建海南，北上青島，大連、哈爾濱，足跡遍及各大省會，再后來連二三線城市也出現了溫州人的身影。

炒房團甚至還會與一些資金實力較弱的開發商合作，整體吃掉他們的樓盤，讓開發商的資金得以快速滾動。

房子都能炒，還有什么是不能炒的嗎？與炒房同期，溫州人還流行去山西炒煤，去新疆炒棉花。

到2004年，山西境內60%的中小煤礦已經由溫州煤團承包，投資額度高達40多億元人民幣。溫州人控制的小煤礦幾乎分布在山西省每一個產煤縣，像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溫州人承包。

溫州人一度控制著山西20%的煤炭年產量，也就是全國煤炭年產量的5%。

新疆的棉花也沒被溫州人放過。在2003年，溫州人帶著100億的資金在新疆收購棉花。

單單在阿克蘇地區，溫州人就花了30億。2002年以前阿克蘇的軋花廠還不過百余家，2003年底，就增加到了190家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溫州老板開的。

棉花的價格也被溫州從1.2元/公斤炒到了8元/公斤。

溫州人炒房、炒煤、炒棉花，溫州資本開始橫行世界。支撐他們的底氣是從本地民間借貸得到的資本血液。

當年溫州的民間借貸相當發達，將近300家擔保公司在為溫州人服務，企業之間還有互相擔保。如果實在還不上錢，還可以抵押廠房和手里的土地去銀行貸款。

地上地下兩套金融體系，在溫州打起了默契球。

到了2011年全國的限購、限貸政策密集出臺，房地產泡沫被戳破，炒房團折戟沉沙。那些炒煤、炒棉花的溫州人也早已改頭換面，撤離了各自的戰場。

政策的變化，溫州市政府出臺“29號文”，嚴打民間借貸和互相擔保，直接引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及擔保鏈斷裂，一批溫州“大王”時隔30年再次跑路。

號稱“擔保大王”的張福林，曾經叱咤溫州“民間金融市場”、號稱有10多億元資金，在借貸危機后跑路越南，被抓獲時連同妻子葉挺英身上總共只有500元的現金，且信用卡已經透支20多萬元。

“眼鏡大王”胡福林借了12億，最后因為一筆幾千萬的民間借貸還不上，跑路美國。

當年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出獄后創辦的莊吉集團也在這場震蕩中破產清盤。

擔保危機讓溫州民營經濟開始全面衰敗，在炒房和擔保中打光了本錢的溫州老板，被這場危機一棒打倒。

2012年，溫州的GDP、規上工業增加值、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多項增幅指標全方位“墊底”。溫州新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4年，淘汰率極高。

創業土壤的活力急劇衰退。曾經作為溫州工商業繁榮標志、多達三四百家的各類專業市場，也紛紛凋零。留存下來的大多分布在老城區，規模小、布局散，全市專業市場的總交易額在省內僅排名第六。

資本市場的晴雨表——上市公司數量，溫州也被同省的臺州后來居上，遠遠甩開。

上世紀90年代，意氣風發的溫州先后跑出了正泰、德力西、均瑤、美特斯邦威等一批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叱咤風云。

然而，2012年后，溫州最為外界所知的上市公司卻是康寧醫院——它的專長是治療精神病。

在上市的招股書中，它貢獻了一個有名的段子：“每8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精神病”。

這個戲劇性的轉變，仿佛為溫州這資本出走、實業迷失、增長乏力的十年，添上了一個荒誕的注腳。

【向新求質】

老一輩溫州創業者蹬著三輪車跑遍全國推銷小電器、紐扣、皮鞋的歲月已漸行漸遠。

2014年開始，溫州市政府對過往十年進行反思。

同樣是制造業，寧波的裝備制造，年產值早有千億，溫州的小電器擺脫了假冒偽劣的標簽，可產值卻遠遠落后；

同樣是做鞋業，服裝，泉州跑出了安踏、七匹狼，溫州的美特斯邦威、奧康卻早仿佛是上個世代的品牌。

何時溫州才能有自己的千億產業？

2014年時，溫州全市有14萬家小微企業，為全社會貢獻了96%的工業產值、75%的稅收和95%的外貿出口額，并吸納了80%的就業人員，占比遠在全國民營經濟“56789”之上。

這么多小微企業，能不能再跑出幾家“小巨人”出來？

溫州決心找回“失落的十年”。

2014年，溫州開始“刮骨療傷”，提出實施“五一〇產業培育提升工程”，做大做強電氣、鞋業、服裝、汽摩配、泵閥“五大支柱產業”，培育發展網絡經濟、旅游休閑、激光與光電、軌道交通等“十大新興產業”。

簡單來說，就是把溫州制造業的“底盤”修好，讓他們稍微“跳一跳”就可以觸及千億產值；再給具備良好發展勢頭產業推一把，讓他們能在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占據一定先機。

“五一〇產業培育提升工程”是這座城市重獲新生的起點。十年過后，溫州的轉型已經頗有成效。作為“主引擎”溫州的工業生產再次帶動城市的前進。近三年，溫州工業增加值邁上3000億元關口。年均增長8.1%，分別較全國、全省高3.4個、2.2個百分點。

汽車零部件、電氣產業引領著這輪增長，2024年的增速都在20%左右。

當下中國最具創新力的產品——新能源汽車，溫州力量正在活躍，瑞安和龍港生產的汽車零配件，可以直供上海整車廠。2025年前四個月，新能源領域工業總產值增速高達26.6%，成為拉動全市工業增長的“火車頭”。

回到柳市鎮所在的樂清，當年的打假風暴并未擊垮這里的電氣產業，反而讓他們更規范的經營，讓樂清的電氣產業成為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成為先進制造業的“國家隊”。

當下，樂清低壓電氣占全國市場份額達65%以上，預計2025年樂清電氣集群總產值將超3000億元。

當年從樂清出發的正泰集團，“出走半生”，又回歸樂清。

2024年，正泰集團的石墨烯新材料創新中心落戶在正泰(樂清)物聯網傳感產業園。

中心研發的石墨烯均勻可控包覆銅粉的技術，讓石墨烯復合材料觸點可取代低壓電器中的銀觸點。

根據數據測算，若采用108%IACS的石墨烯銅電纜替換全國630萬公里的高壓輸電線路，年節電量相當于再造一個三峽電站。

當年卡住柳市脖子的“銀觸點”幾乎可以宣告退休。

四十年后，再次走進正泰的廠區，早已不見當年求精開關廠的影子。全自動注塑車間內，24臺機器僅需2名工人值守，每臺設備都接入物聯網平臺，生產數據實時反饋，實現運營可視化、透明化、平臺化。

通過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深度創新，正泰實現了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精準管理，更帶動產業鏈上400多家核心供應商、600多條生產線進行數字化改造，人均生產效率提升了3倍。

依托于智慧電器和綠色能源兩大產業集群的正泰，足跡早已遍布全球。從我國大江南北到世界六大洲，在無數日常生活、交通出行、工農業運轉的場景背后，都有正泰的身影。

創新的磁場還在吸引著一大批“專精特新”企業落戶溫州。有數據統計，2025年5月，在溫州共有4700余家高新技術企業，在他們身下還有1.6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做基座。

昔日受困于產業空心化的溫州，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正在深度融合，

向新求質，這些“創業新勢力”讓老一代溫州人“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的“四千精神”被注入新內涵：從“走遍千山萬水”到布局全球研發網絡，從“想盡千方百計”到攻堅核心技術。

克服了“失意十年”的陣痛后，溫州經濟已重拾升勢，2024年，溫州經濟成績斐然，GDP總量達到9718.8億元，增長6.3%，距離“萬億俱樂部”僅一步之遙。

從區域格局看，溫州在浙江省內第三名的地位依然穩固，與追趕者紹興、嘉興保持著明顯差距。在全國排名里，溫州也力壓沈陽、廈門等城市。

回看“失意十年”，在當前整體經濟環境面臨挑戰的背景下，溫州取得這一成績實屬不易，彰顯了強大的韌性與活力。

時間回到1984年，袁芳烈力排眾議，為“八大王”平反。這一舉動，遠不止是撥亂反正，更是點燃了“溫州模式”的星星之火。

正如后來一手創辦正泰集團的的南存輝所言：“‘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辦求精電器開關廠，否則我是不敢辦廠的。”

袁芳烈打響了溫州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發令槍。從1984年“八大王”平反，到2024年即將叩開的“萬億GDP之門”，溫州像一把刀鋒，刺破了體制的禁錮。

40年間，草莽創業、資本狂歡、向新求質，溫州精神的內核卻始終未變：“尊重人性、釋放活力、相信市場。”

【參考資料】

[1]《在以色列頂著炮火從商 浙商資本國際化取經猶太》浙江在線

[2]《口述歷史丨浙江前省長打噴嚏繃斷皮帶 總理大笑：報應！》浙江日報

[3]《口述歷史|原溫州市委書記揭秘“溫州模式”》浙江日報

[4]《柳市的白銀時代》樂清日報

[5]《那些離開C位的“溫州大王”背影》商界

[6]《訪溫州“八大王”胡金林｜如今在柬埔寨續寫傳奇》浙江日報

[7]《溫州炒房團：千億資金從何而來又向何處去》中國企業報

[8]《溫州炒煤團在山西：億元投資一兩年內就能收回》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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