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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途未卜”,人們總是熱衷于搜尋一些時代變遷的端倪,希望從一些細微之處預見季節的轉換。
泡泡瑪特風靡,飛天茅臺跳水。這兩個同時發生的現象,放在一起看似乎有些意味深長。
最近飛天茅臺的市場價格跌破2000元了。在最近此起彼伏的禁酒令推波助瀾之下,茅臺股價,從今年春天的1600元奔向1200元的前低了。這噗通跳水的聲音里,夾雜著酒瓶子酒杯落地的清脆。
與此同時,泡泡瑪特作為一款年輕人的潮流玩具,出現了搶購潮,成了“藏品”,有了“投資屬性”。這家“塑料制品”公司,股價一路上行,市值3500億港元了。
泡泡瑪特,我略有研究,飛天茅臺,我也蹭過幾口。
在我看來二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原材料都很低廉;品牌溢價都很高;都不算“高科技”;都具有“成癮性”;都具有“收藏價值”;都是“精神消費”;都有社交屬性;都搞“饑餓營銷”……
當然二者的不同之處也有很多。
茅臺是由于“高端飯局”的需要而產生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消費就是用來區隔人群的。有些人需要通過一些標簽,彰顯自己不在“民間”。消費,可以很好地實現這一目的。
從功能上說,一個免費的塑料袋就能裝一切,但就有人愿意花巨資買個奢侈品包來裝“空氣”。
從功能上說,60塊錢一瓶的汾酒跟2000元的茅臺一樣,都能讓人“醉臥沙場”還不頭疼。但廉價不能彰顯身份、地位、權勢,于是必須有功能相似但價格昂貴的東西。
身份地位權勢總是引發效仿,導致某些昂貴的東西愈發緊俏。
泡泡瑪特則相反,它從廉價做起的,從給“無產者”提供“情緒價值”出發,然而自發向上。它本來是個幾塊錢的小玩意兒,一路被推舉到了愛馬仕包包上。
問題來了:茅臺與泡泡這一跌一漲,透露出了“季節變換”的信息嗎?我覺得似是而非。
禁酒令無疑重創了茅臺,給原本已低迷的“體制內飯局”補上了一記重拳。有些地方傳出24小時禁酒、禁聚餐——胡錫進為此“鳴不平”:有些故意夸大的禁酒令是低級紅高級黑;節假日和下班后非工作時間適量飲酒,對公職人員而言屬于個人自由;干涉公職人員的個人生活的自由,是不對的……云云。
胡錫進站著說話不腰疼。他應該知道,體制內的管理免不了層層加碼變本加厲。在一個講紀律更講政治的體系里,你給人家講個人自由?哪個干部愿意做維護“個人自由”的“出頭鳥”?誰考公務員是為了追求個人自由?
如果這個最不在乎“個人自由”群體下班都立即回家“抱孩子”,那么“高端飯局”估計會少很多很多。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沒有了火車頭,高端白酒消費就沒了動力。所以,短期內以茅臺為首的高端白酒是不大可能反彈了。
喝白酒的群體,在年輕人眼里是一群“老登”,那么玩泡泡瑪特的當然就是“小登”了。
“老登”們,占據要津,不思進取,觥籌交錯,油膩乏味,活該被攆回家甚至被淘汰。于是,有人把泡泡瑪特的熱銷與高端白酒的涼涼看成一次“成功造反”,從而找出“時代不同了”的證據。
這大約是一種意淫。
泡泡瑪特雖然聽見了茅臺跳水的聲音,但泡泡瑪特不是這屆年輕人的茅臺。玩具替代不了白酒,二者的消費群體,完全處于不同的時空。倒是一些“小登,會不可避免地活成自己討厭的樣子,成為下一屆“老登”。
有史可查的幾千年里,酒一直不可或缺。人生得意須盡歡,與爾同銷萬古愁,得意以酒張揚,失意用酒自虐,歡樂與悲傷都需要酒精。浸染社會越久,越發現酒不可替代。很多國家很多時代都曾有過禁酒行動,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酒的消費,穿越了太多的歷史周期,“長期”地看,權力不曾打敗酒精。
當然,我們都活在“短期”里——已經摔杯為號,不可頂風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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