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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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答，滴答，我在奔向死亡。
每一個生命，在它降臨在這個世界上的那個瞬間，它就獲得了一個不可改寫的終局——死亡。
人類自然不會例外，你我也不例外。
2021 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 78.2 歲，以我個人的粉絲和讀者的畫像來看，大部分讀者的應當還處在生命額度的前 1/3。
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醫療技術的進步，78.2 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地向更大的數字擴張。所以對于現在正處于 20 歲，30 歲，乃至 40 歲，又身處忌諱死亡的亞洲文化中的中國青年來說，幾乎從不考慮自己的生命還剩下多少。
然而，如何認識死亡，意味著如何看待生活。唯有越早的意識到死亡的必然性，才能讓有限的生命更有意義。
以現代中國人的典型社會時鐘為例，一個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如此劃分：
3 歲以前的嬰兒期在家中度過，3 歲到 6 歲在幼兒園度過一個天真爛漫的童年，6歲到 12 歲在小學學習，12 歲到 15 歲在初中學習，15 歲到 18 歲在為高考而奮斗，18 歲到 21 歲就讀于大學，如果“上進”一些，那么在 21 歲到 24 歲則在讀研究生。
接下來，進入從 24 歲到 65 歲的工作階段，大約是 41 年。
如果我們將人生的最后 5 年，預估為“病榻期”，將出生到幼兒園“畢業”的前 6 年，當作個體記憶缺失的“無知期”，再將小學到高中的 12 年作為成為現代人的“必修課”。
大約是 55 年，這個數字與我們工作的時間大體重疊。這意味著對于大多數的現代人來說，人生中體力最好，精力最旺盛，頭腦最明晰的那段年華，正好就是現代社會要求我們上班工作的那段時間。
也許你現在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上班的間隙閱讀這篇文章。你每日的工作也許讓你滿意，也許讓你不滿意。也許，你精心地計算過這份工作給你帶來的收入，也許正盤算著在幾年后找到或晉升到一個收入更高的職位。也許，你還計算著今年、明年、后年的預期收入，將能為你帶來怎樣的生活改善。也許，是一間新房，一場旅行，一張綠卡，或者是愛情的結晶。
但幾乎很少有人計算過，你現在從事的工作，以及為了維持這份工作所付出的準備，占據了你人生的百分之多少。
時間就是金錢，反過來說金錢就是時間。
這份工作為你帶來了多少收入，這些收入能購買你想象中的幸福嗎？你是否計算過，你有多少時間能拿來享受這些買來的幸福？如果你工作的唯一目標，是有朝一日不再工作，那么這個有朝一日是多久，你為了這個有朝一日又要付出多久。
你是否真的從有限生命的角度考慮過，你當下的工作，以及以工作為中心設計的人生布局是否值得？
在《互聯網與中國后現代性囈語》中，我曾經寫過，自工業革命以來，時間的暴政主宰了現代社會。如何在一個不斷加速的世界中，如何在個體層面找到一個可執行的、幸福的、不被內卷的人生框架，這是我這次寫作的主題。
滴答，滴答，滴答，你在邁向死亡。
本文作者： 評論尸 、 汐箋 ，文中第一人稱“我”的個體經歷描述均來自評論尸。
以下分別是他們的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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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評論尸的老讀者，并且在過去讀過我之前撰寫的三篇年度敘事稿件《互聯網是人類歷史的一段彎路嗎？》《壟斷的困境》和《互聯網與中國后現代性囈語》。
那么，在讀完這個序言之后，你應該已經隱隱感覺“不對勁”了。
今年的稿件將與之前的三篇稿件完全不同，在連續三年進行元敘事寫作之后，說老實話我對那種寫作方式已經有了一些厭倦。而且，對我目前所關注、所感興趣、所涉獵的領域來說，我都已經有了一些至少看起來合理（但并不一定正確）的解釋。
2022 年，在《囈語》于《讀庫2205》刊發不久之后，我第一次去拜訪了讀庫的創始人老六。在那次交流中，老六問了一個許多人都問過我，但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回答過的問題：你的寫作動機是什么？
一般來說，寫作是一種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最終的目的，表達要么是為了影響誰，要么是為了獲得名譽或利益。但在這兩點上，我都不太在乎，甚至在《壟斷的困境》上，我主動限制了文章的傳播，避免讓更多的人看到。我不希望我的稿子影響到太多人，也不希望這些稿件能給我帶來什么收益或名譽，因為這些稿子在被寫成的時候，它的使命就已經完成了——解答我自身的問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在各社交媒體平臺上給自己的 Slogan 都是“面向自己寫作”。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回答問題的方法，而三篇稿件的背后，其實回答的都是我個人的職業發展問題，與他人毫無關系。
第一篇《》回答的是作為 2013 年以半個 FA 和媒體人角色加入互聯網行業的我，在 2017 年以后，看到的互聯網行業不可避免的頹勢，究竟來源于何種底層邏輯。
第二篇《》回答的是，在 2020 年以后，身份轉換為互聯網大廠員工后看到的內外信息差與誤解。
第三篇《》回答的是，作為一個從小學（1997 年）就開始上網的老網民，所感受到的互聯網話語體系變遷的背后的邏輯。
但三者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俗氣，是一個無數成功學、職場教育、心理學和勵志書籍都探討過的話題——我的工作和為此付出的人生是否真的有意義？
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說它無聊，是因為這樣的話題十分容易落入職場和成功學的范疇。而在這兩個領域里，幾乎所有可行的、有建設性的方案都已經被遍歷過了，任何新文字都是舊理論的翻版。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個有趣的話題，正如我之前在《囈語》中提到的，在當下這個“見證歷史”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事實上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進行人生設計，而這個框架和之前的任何框架都可能完全不同。這種需求來自兩個方向的張力：
其一，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經濟高速發展后，我們此刻所抵達的這個“中轉站”狀態，為大眾尤其是新一代青年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質條件基礎。從西方的社會發展來看，這種物質條件基礎剛好是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和后現代性思潮的溫床。
其二，則是目前中國這個暫時富裕的中轉站狀態又遠不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建立結構性跨國剝削后那般穩固。從社會整體到個體命運，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外部威脅”和“內生問題”的存在。在國家層面，這種外部威脅是地緣政治緊張。在個人層面，這種內生問題則是經濟衰退與隨時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
在這種兩股力量所形成的張力下，個體很容易產生強烈的認知失調——心理學上，人因為進行與自己的思想、價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為而產生的心理壓力或焦慮。比如，我觀察到大量的青年進入了“躺而不平，平而不躺”的狀態，這便是一種認知失調。
這兩年，在抖音和快手上如雨后春筍一般地涌現了很多非主流生活方式的博主，有在不同網吧之間輾轉只打零工的網吧難民，有用短視頻記錄自己拾荒生活的流浪博主，有通過不斷旅居評測不同城市躺平舒適度的城市評測員。
這些看似“躺平”的博主，實際上做著比上班更辛苦的工作，在放棄了主流生活之后，他們為了彌補財務上的缺失所付出的勞動力往往比他們之前上班的時候更多。但奇怪的是，他們是真的快樂。
而另一方面，我也圍觀了大廠青年的精神內耗，他們要么在 BAT 等互聯網行業，要么在金融、地產或相關行業。在過去兩年，這些行業的增速不再，裁員頻發。盡管沒被裁員的人，仍然享受著相對較高的生活水平，但每日卻過得惶惶不可終日。
我們不妨想象，整個社會就像是一條逃離貧困的高速公路。在過去，所有人坐在不同的車上，沿著路的一個方向向前飛馳。因為我們的起點在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那個地方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看不到電影，聽不了演唱會，買不到奶茶，沒有自來水，煤氣和網絡，甚至連電都供應不上。
每個從那個起點上車的人，盡管上的車速度不一，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但都會認為車的方向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遙遠的地平線，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烏托邦。
但當我們從那個始發站出發后越來越遠，路邊的風景開始變得誘人。有一些人認為，是時候下車了，因為路邊的一片油菜花，比人人買得起豪宅更重要。有一些人則仍然在跟著車走，因為前方可能有院子里帶一片油菜花的豪宅。
下車的人和仍在車上的人，互相構成了彼此對理想生活的想象。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大部分人都在因為這種想象中的理想生活而感到痛苦，那么這就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我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陷入到這種痛苦之中，這種痛苦甚至構成了我去撰寫前面的三篇文章（《彎路》《壟斷》《囈語》）的動力。但在這之后，我已經擺脫了這種狀態。
在和老六的交流中，我說 2023 年不會有年度稿件了，因為我已經有了一個相對明確的答案，那種驅動我尋找解釋性答案的動力已經消失。
而這篇文章，則是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不再解釋，而是一種行動框架。
3.1 It’s all about time
在高緯度的生物看來，人是一條生活在時空中的蠕蟲。
人起于時間長河中的一點，以恒定的速度在時間維度上永遠向前蠕動，在空間里上躥下跳，左躲右閃。每個人一生所能經歷的，只是無限時空中自己所爬過的那一條窄窄的通道。
在開始談及幸福、人生、工作這些越來越具體的事情之前，我們要先建立一套度量衡，在這個度量衡里，最重要的不是金錢，不是成就，甚至不是愛情親情友情，以及人生本身，而是時間。
時間是限制我們獲得任何東西唯一的障礙，一個早夭的天才無法獲得世界的贊譽，一個永生的奴隸卻總有一天會成為全世界的奴隸主。任何其他阻礙你的事情，幾乎都可以被時間替換。
但在現代社會，有太多事情讓我們忘記了這一點，比如當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總會想著拿到更多的錢，但卻不把失去的時間計入其中。當我們消費的時候（尤其是購買那些效率工具），我們又會計算我們因此節省了多少時間，從而忘記了我們是以多少時間來換取這些金錢。
這就好像我們走進了一間大型超市，貨架上有著琳瑯滿目的商品，但令人困惑的是每個商品都采用其原產地的貨幣標注了價格。我們可憐的大腦，著實是不善于應付這樣的場景，因此往往是到了收銀臺才知道自己究竟花費了多少錢，是虧了還是賺了。
為此，本文將建立一個新的度量衡——將你人生中的一切，以你現在的時薪反算成時間作為價簽。
我在 2022 年發布的短篇小說《》中，曾實驗性地使用了這個度量衡，直接用小說里的例子來說明它的用法：
小李的月薪是稅前小 6 萬，公司執行 996 制度，換算下來時薪是 173.61 元。一頓 1880 元的法餐，對于這個薪資的小李來說，算是偶爾開葷并不過分。但這頓飯攝入的額外熱量，還要讓小李在健身房多運動一個小時。如果吃這頓飯本身，還用了小李兩小時的時間。那么最終如果將這頓飯換算成時間，它的價格是小李的 14 個小時。
當我們將所有的度量衡都改為時間，生活中的許多事情價格就突然高了起來。比如，小李以為一頓飯付出了 1880 元的現金，但考慮吃飯本身的時間以及吃過之后去健身房消耗熱量的時間，但實際上他付出的是 14 個小時在公司的“牢獄時間”。
這個時候，小李還會覺得“自己辛苦工作，值得這樣偶爾獎勵的一餐”嗎？
因為實際上，他有另一種選擇，就是他不用辛苦工作，也不需要獎勵自己這樣一頓放縱餐。
在小說里，小李選擇了離開大城市和 996 的互聯網行業，去追逐小縣城的閑適。
原因是如果以他在互聯網公司的薪水計算，他在路邊看一小時夕陽的價格是 173.61 元。
而正是由于這個時薪的工作要求加班，他已經好久沒有站在路邊去欣賞夕陽了。他突然意識到，他喜歡夕陽，但他高薪的工作讓他“買不起”夕陽了——他自己太值錢了，以至于無法浪費時間去做那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他降低了自己的時薪，放棄了那些他原本就不應該在意的生活，而去追逐每一次黃昏，那么黃昏對于小李的價格反而下降了。
這便是“時間就是金錢，金錢也是時間”的雙向運用。這不是我為了寫小說而編出來的度量衡，而是我將我自己用了很久的度量衡用在了小說里。
本文將依照這個度量衡，展開大部分討論。
3.2 幸福是什么？
在建立了最重要的度量衡之后，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一下幸福。
幸福是一個貫穿人類哲學史的命題，但它似乎又不只是一個哲學命題，而是切實地影響著我們每個人每日的生活。
盡管有些不可思議，但在近現代，幸福在學術界的話語權一直被掌握在心理學的范疇，如果你還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那么我們可以重溫一下心理學的定義：一門研究人類與動物心理現象、意識與行為的科學。
也就是說，盡管在現代社會中，世俗大眾對幸福有著種種外在的想象，比如很有錢，很有權力，很有性緣，有很美滿的家庭等等。但幸福卻是一個與外在條件關聯不大，藏于我們皮膚之下的東西。
客觀上來講，財富、婚姻、友誼、事業、居住環境、健康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幸福度，但我們還是能在世界上最貧窮的貧民窟里，在無可救藥的安寧病房里，在孤獨終老的人身上找到幸福的光輝。
外在條件對幸福程度的影響似乎是概率相關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對個體而言，是否能夠幸福的決定性因素深埋于我們的內心之中——重要的不是世界，而是我們的潛意識如何解讀這個世界。
1996 年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創立了“積極心理學”，開啟了心理學歷史上首次對人類積極情緒的大規模研究。說來也怪，自弗洛伊德以來的心理學幾乎一直在圍繞著不幸做文章，焦慮，抑郁，沮喪，應激，歇斯底里，性成癮，自殺沖動等等。但在積極心理學被創建之前，很少有心理學家在“如何才能獲得幸福”這件事上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在積極心理學被提出的時候，它是個全然新生的旁支。但短短不到 30 年過去，幸福心理學已幾乎成為此刻歐美心理學領域最熱門的領域之一。
建議你在看完本文之后再去閱讀積極心理學相關的書籍，這樣有助于你在學習具體的“操作方法”之前，對問題的整體有一個框架性的認知。
好，到現在為止，我們有了本文對幸福的定義——幸福是一種以快樂、滿足或滿足感為特征的主觀體驗狀態。
當一個人不需要思考幸福是什么的時候，他就是幸福的，當一個人整天思考幸福是什么的時候，大概率就是不幸的。
幸福受客觀因素的影響，但并不全然可以被客觀衡量，因為對于不同的人來說，相同的境遇有著完全不同的主觀體驗。
我不會說我對幸福的定義是對的，因為有太多比我權威得多的人定義過幸福。而且，本文對幸福的定義過于粗暴與簡陋，但我們畢竟也不是要用一個概念去探討幸福在所有語境中所發揮的作用。
因此，此處我對幸福的定義，是僅用于本文閱讀和討論的幸福。
3.3 幸福終局是一種幻覺
讀到這里，你可能仍然難以接受我們將幸福定義為一種主觀體驗——我的夢想是有錢，我的幸福是做一個有錢人，我希望我能財富自由，只有這樣我才能幸福。
只有達到某種客觀狀態，我才能獲得幸福，因而幸福怎么可能是一種主觀體驗呢？
擁有這樣觀點的人在過去一段時間在社會上，尤其是中青年群體中幾乎已經占據主流。我們不妨順著這個幸福觀，去推理一下其中的幻覺性在哪里。
不過，財務自由本身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概念，它實際上在經濟層面上沒有清晰的定義，財富自由可以指 100 萬，1000 萬，1 個億，也可以指 10 個億。既然如此，我們不妨暫且假定財富自由的標準為：在消費層面（不包括投資）有無限的資金，可以購買任何個人所需求的商品與服務。
這個時候，人們會去做什么？
理論上來講，每個在千篇一律的現代化職場中被壓抑的人，渴望的都是在財務自由后釋放足夠的個性與天性。但奇怪的是，當我問及身邊人，他們對財富自由后生活的想象時，他們要么回答“從來沒想過”，要么會描述兩種非常單調、枯燥、由社會建構出來的標準幸福圖景：
在一線大城市郊區，一個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一個獨立設計師打造的大別墅，和自己的愛人在一起，養了一只狗和兩只貓，和自己的愛人在一起，有兩個淘氣的孩子，一日三餐吃有機食物。
我要環游世界，酒池肉林，享受這世界上最好的美食，我的衣服、鞋和包要塞滿一個 70 平的步入式衣帽間，奢侈品品牌會在我的家中開特賣會，VIC 只有資格挑我剩下的。
但你無論是看《與卡戴珊同行》《璀璨帝國》等美國的富豪真人秀，還是看看現實中國內王思聰的生活，或者有機會與你交際圈里能達到這一等級的“富人”聊一聊都會發現，沒有一個財富自由的人真的在過這兩種如監獄一般刻板印象的幸福生活。
因為，這樣的生活只有兩個字可以概括就是無聊。
沒有財富自由的人之所以難以想象財富自由之后的生活，并非經濟水平受限無法想象自己未曾獲得的東西，當然這是一部分因素。但更大的因素是，人們（包括一部分已經財富自由的人）從未認真思考過自己想要什么。
渴望財富自由的窮人，對財富自由的幻想，來自一部分財富自由的富人在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富人并不是因為做這些事一定能獲得快樂，而是因為他剛好做這件事快樂，而他又很有錢。
因此，這種復制由他人定義的幸福圖景的方式，只會讓人陷入一種困惑。
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富人階層中尤為突出，那一時期因為某些機緣巧合而暴富的中小企業家們的典型形象，便是硬要將一副酒肉塞滿的臃腫身體塞進一套完全不合身的西裝里，再把稀疏的頭發打得油光锃亮。
你問他為何如此穿搭，他會告訴你，因為港商就這樣。但吃海鮮吃到痛風，喝酒喝到肝硬化，身體臃腫還要穿充滿拘束感西服的生活，從“身體”的角度幸福嗎？顯然不。
幸福終局幻覺并不總是一件壞事，在人人吃不飽穿不暖的時代，我們總需要一些幻覺才能給我們帶來活下去以及繼續努力完成一定生活條件積累的動力。
但當我們的生活普遍到達一定水平之上，幸福終局幻覺就會帶來它的負面效應：我們會認為我們的當下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因為我們想要的幸福生活永遠在地平線的盡頭。
用最簡單的生活場景來解釋這個，就是在沒有衣服穿，需要打補丁的年代，生活無論如何算不上幸福。但在我們當下這個時代，需要去追求讓每個人買得起 Patagonia、Miu Miu 和 lululemon 嗎？
真的每個人都喜歡這些品牌嗎？認為自己喜歡始祖鳥和 Miu Miu 卻買不起的人，究竟是“一見鐘情”還是被這些公司的營銷費用入侵了自己的喜好呢？
如果真到了每個人都買得起這些品牌的程度，是不是會有所謂“更好”，其實更貴的幸福生活出現，讓你繼續“不幸福”。
我并不反對消費，因為在商品社會，我們的一切生活都是“消費”來的，甚至適度地向“消費主義”妥協，有助于你發現新的生活。
但消費終究不能替代生活本身，你不能永遠將消費主義營造的“幸福終極幻覺”當成是自己追求的生活目標，否則，這會讓你已經消費的部分失去意義。
3.4 幸福人生是一個過程
當我將幸福視為一個過程時，我似乎更容易獲得幸福。
這涉及我們在 3.1 和 3.2 中對于人生度量衡和幸福本身的定義，如果你忘記了，可以再去復習一下。
對于從未如此思考的人來說，這似乎有些困難，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幸福終局”的思考方式來進行說明。
假設你的目標是在 35 歲時過上財富自由的生活。盡管我們在上一節討論了“財富自由圖景”可能是難以描述并且是虛假的，但沒有關系，我們可以先暫時忽略達成這個圖景之后的想象，先來想象一下圖景達成之前的人生。
當我們將人生的 OKR 定在 35 歲財富自由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有一個清晰的數字目標，這個目標甚至因人而異，對小鎮青年來說可能是幾百萬，對城市青年來說可能是幾千萬甚至過億。這個數字目標是多少并不重要，因為我們實際根本不需要實現它。
我們需要的是通過這個數字目標反向規劃從你現在到這個目標之間的行動路徑（Krs），這可能包括去一個高速增長的行業上班（比如互聯網或金融），從事一個極具錢途的副業（比如做 KOL），結交更多上流社會的朋友，節省開支等等。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大多數 Kr 在執行的過程中毫無快樂可言。
無論是去內卷，還是去為了錢做副業，又或者是為了結交上流社會而出入根本不習慣的場合，這些事情本身都不會給我們帶來快樂。但它卻實打實地消耗了我們的時間——從畢業到 35 歲。
如果將人的幸福畫成一個函數圖像的話，它在圖表中更像是一塊面積（積分），而不是高度：
在這張圖中，橫軸是時間，或者說是我們的年齡，縱軸是我們在每個時刻上的幸福值，受當時的經濟因素影響但也有很多其他的影響要素。而我們一生的幸福總量，并非此時此刻我們所在的點，而是整條線段下方所覆蓋的面積。
在許多語境中，我們討論“是否幸福”時，總是會對著那條紅色的線進行比較：在 10 歲時，我的幸福值是 70，而現在卻只有 40，因此我是不幸的。
但這種說法，實際忽略了自己 10 歲時已獲得的幸福感受。
幸福是一個過程，這意味著你應當以自己曾經度過怎樣的人生的加總（面積）來衡量人生的幸福度，而不能以此時此刻你的幸福值作為人生幸福的量度。否則，除了那些一直在走上坡路，并最后在無痛的夢鄉中擁抱死亡的人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什么樣的人生還能被稱為幸福人生。
當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之后，我們將面臨另一個問題：如何將自己的幸福面積最大化。
如果你還有一定的幾何知識，應該記得這樣一個定律：在一個歐幾里得平面里，周長相等的情況下，圖形越接近圓形，面積越大。正方形大于長方形，長方形大于三角形。
由于一個人的人生不可能在這張圖上表現為“圓形”，因此我們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 x 與 y 軸的平衡問題，我們應當盡可能地讓其圖形保持在可被分割為正方形，或長方形的范圍內，減少三角形。
盡管我也無法解釋為什么，但當以折線圖表示人生幸福量時，幸福人生確實滿足等周不等式。
也許是因為，從大多數人的主觀經歷來說，穩步上升的人生和小步下滑的人生（可被分割為多個長方形）都不一定會有很強烈的不幸感，而大起大落的人生（三角形）卻總是不盡如人意。
但正如我們在上一節中提到的，以長周期（5~10 年）去追求幸福是不現實的，因為即便是你能夠達成目標，也無法用未來的快樂填補今日的痛苦。
與其追尋一個幸福的結果，不如追尋一個幸福的過程：我用了 10 年做了一件并沒有很好結果的事情，但在這 10 年間的每一天我都十分快樂。
這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做法，但實際卻并非如此。因為快樂地工作，實際上是成就偉大不凡的重要因素。
無論是在中國的古訓還是外國的諺語里，我們總是聽到教導年輕人要吃苦的說法。而在那些真實的勵志雞湯故事中，我們也總是聽到各類偉人、天才、商業大亨講述他們早年作為愣頭青時的艱苦經歷。
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在這類故事中的“艱苦”往往是作者或者世人所認為的艱苦，而并非名人自身所認可的艱苦。
也許某個名人在撰寫他的回憶錄時會想到，他曾經在吃不上飯的情況下堅持在某個地方做學徒，這對于已經在寫回憶錄的現在的他來說是一件艱苦的事情。但對于曾經那個年輕的他來說，這并不一定十分痛苦，甚至有可能是一種快樂。
因此，以過程為導向建構幸福觀并非要及時行樂，而是讓尋找能夠賦予自身意義感和幸福感的工作，哪怕這種工作本身是十分艱苦，具有挑戰性的，甚至是不會導向傳統意義的良好結果的。
許多慈善或公益性質的工作都帶有這種屬性，比如去偏遠地區支教、扶貧或公益。從物質生活條件上，是艱苦的。從物質財富結果上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在整個支教或從事公益工作的過程中，人們所獲得的道德愉悅感是恒久的，這種愉悅感甚至可以持續到工作結束后的許多年。
這便是一種典型的，“幸福過程”的實現方法。當然，投身公益事業并非實現“幸福過程”的唯一路徑。
“幸福過程”是一種思考方式，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在不對生活和工作作出任何改變的情況下將“幸福結果”修改為“幸福過程”，關于這一點我們會在附錄中詳細說明。
但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花一點時間來解釋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如何構建一個“幸福過程”。
3.5 延遲滿足≈不滿足
在建構了幸福人生圖樣（橫軸、縱軸）和計算方法（積分計算）之后，下一步我們要討論一下“幸福值”。
也就是，如何理解我們在每個時間節點上，是否真的幸福。在這里，我們需要討論另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怎樣的快樂，才算是快樂？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我們被反復告知，快樂是有高低之分的。
比如說，暴飲暴食、沒有愛情的性愛、看短視頻，被認為是低級的感官刺激。閱讀、欣賞藝術、獲得成就與他人建立長期關系等，被認為是高級的幸福。
還有一些則夾在中間，比如看一場電影，看一場話劇，讀一本小說等。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件事情，所謂的高級和低級本身就是人為定義的。放在明清時期，西游記就是市井說書人的閑書，根本無法與詩詞歌賦這樣的高級娛樂相比較，和“經典名著”這樣的定位顯然是大相徑庭。
縱然我們不應該否認不同的媒介給人帶來的感官刺激和內容深淺確實存在的天然差異，但是高級和低級是一個過于社會建構的劃分方法，它會影響我們對快樂的獲取及對幸福的判斷。
每個人由于天賦、性格、成長環境和學識的差異，對于快樂的獲得機制是有很大差異的。
有的人可以從奶頭樂中獲得快樂，持續地獲得快樂，并且完全沒有負罪感，那么這樣的人如果再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基礎，就可以非常低成本地度過快樂一生，正所謂一時放縱一時爽，一直放縱一直爽。
但是作為本文讀者的你，顯然很難達到這樣三和大神的境界。
我們需要意識到，絕大部分人能夠接受的延遲滿足帶來的快樂其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也沒有自己想象的能夠堅持的延遲那么久。
在我的觀察中，大部分難以獲得快樂的人，往往不是無法欣賞高階快樂，恰恰是無法從低階娛樂中獲得快樂。比如一個人，如果讀了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又讀了齊格蒙特·鮑曼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我稱之為“消費虛無主義”的精神困境之中。
消費虛無主義者一邊批判發達工業社會通過創造偽需求使現代人總是在為自己并不需要的東西買單，但另一方面卻又因不能承認大部分其斥之為“消費主義過剩商品”的東西確實能為自己帶來快樂，而產生心理失調，十分痛苦。
他們認為一切消費都是無意義的，被操縱的，但又無法從消費以外獲得快樂。因為在一個商品高度發達的當下，幾乎任何快樂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消費色彩。即便是那些在過去被認為代表著精神娛樂、高尚娛樂的項目，也是消費的一部分，比如冥想（瑜伽墊買不買？）、繪畫（iPad 買不買？）、唱歌（麥克風買不買？）、寫作（鍵盤買不買？）。
就算你喜歡的是冬日午后和煦的陽光，也得買件保暖好的衣服才能日日享受。
當一個正常的人類需求，被某家公司，某個新產品滿足時，消費虛無主義者會跳出來說：“你看，你們又落入了資本的陷阱，你以前根本沒有這樣的需求，是因為他們發明了這樣商品，你才覺得你需要這件商品。”
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對消費主義的矯枉過正，會顯而易見地阻礙人們獲得快樂——你會在獲得快樂的同時，因認知失調而產生負罪感。
拋棄不同娛樂三六九等的道德分野，除了會讓你更能快樂之外，不會有任何損失。
這里不得不提到，許多人都不知道的延遲滿足泡沫破滅。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做了一個時至今日仍被不斷復述的實驗：讓一些孩子在一個單調的小房間里，看著一塊棉花糖。實驗者告訴孩子，如果在他回來之前，棉花糖沒有被吃掉，就可以額外獲得一塊棉花糖。
一些孩子很快放棄，而另外一些孩子成功等到了第二塊糖，根據跟蹤調查發現，那些成功抵御住立刻吃掉一塊糖欲望的孩子，在之后的成績、就業、處理人際關系上，都比另外那些孩子都要優秀。
但這個實驗，在 2018 年的另一篇論文中幾乎被推翻1。
紐約大學的研究者泰勒·沃茨，加州大學的雷格·鄧肯和全浩南，將原始的延遲滿足實驗樣本擴大到了 10 倍（900 人），使孩子的人口學特征更加多樣化（包含不同種族），并對孩子原本的家庭環境做出了變量控制。最終的結果發現，擁有延遲滿足能力的群體比沒有這一能力的群體只增加了 10% 的成功概率，這遠低于推導出“延遲滿足”能力的那份研究。
其中的一種猜測是，延遲滿足能力與成就之間并非因果性，而是相關性。那些家境好的孩子，在小時更容易抵制一顆糖的誘惑。而等到他們長大后，更容易成功也是因為他們家境好，而不是因為他們懂得延遲滿足。
如果你曾是一個信奉延遲滿足的人，在讀到這段之后可能會有一種強烈的幻滅感。但如果你真的能從延遲滿足中獲得滿足的人，就會覺得這個新的消息對你的生活沒什么影響。
所以，實際上沒有所謂的低質量快樂，與低質量幸福。人生的幸福，是一生中每個時刻幸福度的積分，而幸福度是一種只與“當下”有關的主觀體驗。
這意味著，如果你當下是快樂的，并且這種快樂不傷害別人，也不會顯著讓你的未來變得不快樂，它就是一種良性及時行樂。而所有對良性及時行樂的道德批判都是對你幸福的戕害。
在很多關于遠離低質量娛樂，勸說人們應當自律，延遲滿足類的進步教雞湯里。都會試圖描述這樣一種場景：
上班勞累了一周，本知道應當去學習一下、見見朋友、搞搞副業或做一些高質量的娛樂，但不知不覺中卻躺在床上刷了兩整天的抖音或打了幾十盤王者。到了周日的晚上才恍然大悟，懊悔不已。
接下來，進步教雞湯往往會針對這個場景提出一些改進措施，幫助你放棄抖音和王者這種低質量娛樂，追尋一些“高質量娛樂”或“延遲滿足”。
但在 3.1 一節中我們已經知道了，幸福和快樂的最重要量度其實是時間，因此你也許一眼就可以看出延遲滿足理論的缺陷——
我在所謂的低質量娛樂中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末，僅在周末結束的時候有一些懊悔。而在延遲滿足模式下，度過的可能是一個忙碌但并不愉快的周末，而這種忙碌究竟在何時帶給我何種快樂是完全無法預測的。
“低質量娛樂”給我帶來了 2 天的幸福，“對低質量娛樂的反思”帶給了我 2 小時的抑郁。
這意味著，我需要解決的恰恰不是“低質量娛樂”，而是“低質量娛樂有害”這種使我周日晚上感到愧疚的社會建構。
一個人如果能一輩子沉迷于奶頭樂的快樂之中，恰恰證明了他充分享受了現代化給他帶來的幸福。
而那些不能從奶頭樂中獲得快樂，或時常對奶頭樂進行反思的人才是不夠幸運的，他們必須為獲得與他人實際上同等的快樂付出更多。
但注意，仍有一些“及時行樂”是不能被接受的，比如酗酒（不是小酌）、濫交甚至是吸毒。
我并不是回到了“道德約束”的角度，去譴責這些及時行樂。
而是因為它顯然不滿足上文中我對良性及時行樂的范疇——因為它要么會傷害別人，要么會讓你的壽命顯著變短，最終導致人生的幸福積分面積減小。
當我們回到面積模型，我們會發現，我們在每個時刻面臨兩種選擇：過度縱欲與延遲滿足。
那種會導致未來幸福度明顯下降的過度縱欲，就像是在“借貸”，將未來的幸福借到現在來使用。而延遲滿足則像是在“投資理財”，將今天的幸福留到明天收獲，以期待更多的利息。
投資理財在表面看上去是良性的行為，但所有的理財產品下面都寫著“理財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如果你是一個在理財時都追求保本的人，那你就更不應該將自己此刻的幸福感無限度地投入到追求明天的幸福之中。
同樣的道理其實不止在娛樂層面上，在職業選擇上也是如此：
有的人能夠接受延遲滿足，那么他們就可以做一些科研工作，堅持 10 年如一日地研究某一項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并且在獲得成功之后享受巨大的榮譽。
有的人很難接受苦心研究 10 年，希望自己的工作內容可以在半年內就投入市場，就會選擇去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研發，還有的人更著急，希望自己的產出的生命周期是以周為單位的，快速產出，快速得到成果或者負面反饋，這樣的人最適合的工作其實是自媒體老師。
但是很顯然，不同的工作生命周期天然不同，我們自然沒必要認為哪一個更高級，哪一個更低級，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對于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做“正確”的事情，而是做適合的事情，也就是找到適合自己延遲滿足感節奏的工作內容。
況且市場也不會因為某一項工作更正確，就給予勞動者更高的報酬。如此看來就更沒必要刻意追求所謂的“正確”。
3.6 錢是制約我追求幸福的障礙嗎？
2004 年，一位名叫麥子的網友寫過一篇稿子，叫《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講述了一個農家子弟奮斗了18年，才能與城市居民的孩子過上同樣生活的故事。
文章本身的基本邏輯放到今日仍然適用，對于不同家境的孩子以及擁有不同戶口的孩子來說，以同一“最終目標”反推其所需的投入仍然是有巨大差異的——有的人一生都在去羅馬的路上，而另一些人生在羅馬。
在寫本文之前，我曾經把本文的部分內容，也即其中的一些觀點與我的朋友交流。
在這些碎片化的交流中，我往往會獲得一個典型的反饋，就是：我沒有你有錢，所以我不能像你這樣活得灑脫。
但正如前文所說，這一邏輯成立的前提是我們仍以“最終目標”為最終目標。如果以更通俗的話來說明，即這篇文章的內容雖無問題，但存在一個從標題就出現的錯誤基礎假設——“喝咖啡是幸福的”。
喝 30 元一杯的星巴克算是幸福嗎？對很多人來說可能確實如此，甚至不僅如此，在真正的咖啡愛好者眼中星巴克的咖啡只是無功無過的普通連鎖咖啡。即便是口糧咖啡，也有更好的 Seesaw 和 Grid 選擇。而真正想要品味咖啡獨特的魅力，需要自行購買那些動輒上百甚至上千一斤的稀有產地咖啡豆自己研磨沖泡，更別提上海那些獨立品牌上千元一杯的限定。
這么看來，享受咖啡確實與物質財富掛鉤，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咖啡的魅力。
但是等等，這回答了“喝咖啡是幸福的”這件事嗎？似乎沒有。
因為咖啡愛好者也不是先天就愛喝咖啡的。相信絕大多數人在學生甚至更小的兒童時代無意中第一次喝到咖啡的反應都是：竟然有人為了喝這個東西付費？
咖啡的幸福感有一定的生理基礎，它的愉悅感主要來自人的神經系統對咖啡因的反應。它的次要愉悅感來自不同咖啡豆風味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來自不同生產地區的咖啡豆在不同制作工藝上帶來的上千種化合物（烴類、醇類、醛類、酮類、羧酸類、酯類、吡嗪類、吡咯類、吡啶類、呋喃類、呋喃酮類、酚類）的隨機組合所帶來的 36 大類香氣2。
然而，在咖啡 36 味譜中的檸檬香味其實與檸檬真正的味道相差甚遠，它是指與其他咖啡相比的一種活潑，明快的酸味，但本質仍然是咖啡的酸味而非檸檬的酸味。構成咖啡的這種檸檬香味也與構成檸檬酸的化合物完全不同，主要由3-三甲基色氨酸撐起，輔以環己胺，2-乙烯基-3，4-二氫基吡拉明等化合物。
享受咖啡帶來的樂趣和享受奶茶帶來的樂趣是顯然不同的，前者一般被認為更高級，更高級的原因是它不直接刺激你的多巴胺，并且具有一定的門檻。這種門檻是習得性的，它的習得過程不只是你要掌握描述各類咖啡風味的話語體系以及這套話語體系與化合物、產地和個體味覺之間的關系。即，如何將一種與檸檬八竿子打不著的香氣，強行與檸檬掛鉤。
還有另一個門檻，即“使用36味譜”和“SCAA杯測標準來品評咖啡”這兩件事本身是高級的，感到認同。
如果你覺得其中的邏輯有點繞，那么我不妨去除表象（咖啡）來重新描述一遍：
A代表一種快樂，這種快樂自嬰孩和老人無論教育、年齡、背景都在初次嘗試的時候就能體驗到，無需任何外部的教導，這便是奶茶所代表的快樂，它由純粹的多巴胺驅動。
B代表另一種快樂，這種快樂需要專家的指導，社會的建構，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消費主義的包裝，你才能夠從中感受到快樂，這便是咖啡所代表的快樂，它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關系的快樂”。
一個小鎮青年之所以向往坐在北京 CBD 的星巴克里拿著一個 Macbook 望著北京窗外的車水馬龍，是因為他被星巴克的廣告、影視文藝作品、短視頻、社交媒體、城市中的親戚所影響。而實際“坐在北京 CBD 的星巴克里拿著一個 Macbook 望向北京車水馬龍”的城市青年，向往的是小鎮青年晚上 6 點就下班根本不需要喝咖啡續命。
此時，小鎮青年所向往的快樂是 B 型快樂，城市青年所向往的快樂反倒是 A 型快樂。
習得性快樂有利有弊，其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大多數情況下習得的都是我們無法擁有或暫時無法擁有的快樂。
習得性快樂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原本并不容易獲得的快樂，但在現代社會下我們更多的是被動習得。我們因為生活和工作的壓力，在畢業以后往往難以保持或挖掘新的興趣愛好。相反，在社交場合與消費主義的驅動下，我們習得了許多暫時無法擁有的快樂。因而這種習得性快樂，變成了驅動我們為之不斷付費的習得性不快樂。
比如咖啡就是其中一例，同理的還有高檔奢侈品服裝、箱包，紅酒，高爾夫球，美甲，看展覽等。
回到本節的問題上看，物質財富是影響人幸福的因素嗎？
顯然是，因為如果你處于經濟絕對拮據的狀態下，有許多可以獲得快樂和幸福的方法是你無法使用的。
如果你真的處于相對貧困之中，那么也可以不用繼續閱讀本文了，還是節約些時間把自己從絕境之中拉出來更有意義。
在溫飽線之上，物質財富還是影響你理解本文，并使用本文的方法尋找幸福的因素嗎？顯然不是了，因為在本文的定義中，幸福是一種關乎內在的，針對世界的評判方法和行事方法。
我們需要學會的是讓城市青年在星巴克里加班的時候，感受到能喝得起星巴克的幸福，而不是抱怨自己在加班。讓困在縣城里的小鎮青年，感受到能準點下班的幸福，而不是抱怨自己賺不到更多的錢。
這里可能會有人質疑，這不是自我洗腦嗎？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的，而且在本文的后面，我會給出非常具體的“自我洗腦”教程。因為，在當下的社會，如果你不自己給自己洗腦，不反復強化自身的價值錨定。你就會被消費主義或工作主義洗腦。
因此，我們至少需要一種自我洗腦來抵御外部的洗腦來維持我們自身的平靜。
即，一種正向的，對我們有利的習得性快樂。
4.1 不確定的時代=可能性的時代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暴發以后，不確定性成為唯一的確定。
即便是疫情與防控已在 2022 年年底成為歷史中的一頁，但所有人都能意識到，無論是從宏觀敘事還是個體生涯來看，“回到過去”或者說回到 2020 年以前的模式，已經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之下，許多人原本的生活被打破了，并至今沒有建立起新的模式。一種懸浮的狀態彌漫在整個社會之中，以至于給許多人帶來了迷茫與畏懼。但這種不確定的狀態，其實恰好是打破線性化刻板人生的一個契機。
在過去，我們人生的典型模板過于穩定，以至于絕大多數人都遵循這一典型模板來構建屬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對于出生于改革開放后的一、二線城市的中國青年來說，這個典型模板大體包括：
拼命求學到至少本科；
加入金融或科技互聯網等高增長行業；
在 GDP 前十的城市購買一套住宅（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南京和武漢）；
在 30~35 歲之間結婚并生子；
每年 1~2 次的境外旅行或過上同等購買力的“中產生活”；
然而，當你可以用一套標準來形容上億人的幸福時，你就知道它大概率是假的。這是一種我們上文中描述的“終局思維”，而這種終局來自中國新中產階級之間彼此自我認同帶來的幻覺。
為什么要購買這些品牌的車子？為什么要讓孩子上這樣的學校？為什么要這樣配置保險，訂購私立醫院的會員卡？為什么要過這樣的生活？
絕大多數人并不真的從中產生活幻象中感到快樂，要么他們財力不夠，只能幻想自己過上這樣的生活會很幸福。要么他們已經足夠成功，順利踏入這個模板，卻只是因為“身邊的人都這么做”而“自己也這么做”，從未真正從這些昂貴的生活方式中獲得樂趣。
實際上，這種確定性的幸福模板在我們至今仍在懷念的確定時代里，曾被很多青年詬病為“社會時鐘”或“社會規訓”，它反而是由那些過不上這樣生活的人構建出來的。
因為真正滿足這個模板的大廠青年，每天都在被 KPI、OKR、房貸和小孩的學費裹挾前行，一刻都不敢停留下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連出境旅游和去崇禮滑雪都成為了一種任務。
而自疫情以來社會的變化，讓這種虛假，但確定性的幸福模板徹底成為泡影。與之相對的，迎來的是可能性的時代。
如果你曾經讀過任何一本改開后的經濟史，就會意識到重建實際上是一種機會。
在輿論場上，一方面我們看到無數年輕人在懷念 90 年代“倒騰服裝”就能賺錢的遍地黃金時代，但這些懷念 90 年代的年輕人可能并不清楚在 90 年代的許多地區，“倒騰服裝”不僅可能破產，還有可能坐牢。另一方面，當人們抱怨當下沒有機會的時候，我們看 2020 年開始，直播賽道的火熱，線下零售進入萬店連鎖時代，跨境電商首次實現了品牌出海而非制品出海等造富機會在短短四年里的涌現……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都是在擁有確定性的時代無法想象的宏觀機會。
回到微觀，確定性的幸福對應的是強大的社會規訓。
幸福模板在過去發揮的并非真正的保障作用，即便是你按照模板里的所有事情都做對了，仍然有可能因為考學失利、跳槽失敗、行業局部危機、理財失敗等等原因最終沒有獲得模板里的幸福。
換句話說，在過去，人們像磨盤上的動物一樣追求著前方的胡蘿卜——總有一些人會得到胡蘿卜，但重點在于讓所有人都相信朝著一個方向走，會有胡蘿卜。
胡蘿卜更像是一種終極想象，誰吃到胡蘿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一根胡蘿卜，便可讓無數的人對此趨之若鶩。
但現在，那根胡蘿卜徹底消失了，經歷短暫的慌張之后，我們可能發現，遠在磨盤之外，有更廣闊的世界在等著。
4.2 規訓是最為無力的約束
我們在反對各種形式的規訓、建構或社會時鐘時，總是會強調個體對群體的無力。
但總是忽略一種群體性行為之所以要使用規訓、建構或社會時鐘等軟約束來限制個人，恰恰是因為其自身無力到無法形成剛性規則，否則它的表現形式應當是暴力、法律、合同或至少規章。
事實上，目前大多數的社會規訓的無力正是因為它們與某些剛性規則有直接沖突，比如最典型的是 996 和《勞動法》。
企業要實際執行一個 996 的職場制度，必須設計一整套基于企業文化和職場氛圍的機制讓員工自愿放棄休閑時間來加班，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是使員工之間形成惡性競爭也就是所謂的“內卷”。
但之所以如此麻煩，而不是簡單地將 996 明文寫進公司章程或勞動合同中，是因為它敢這么寫，就相當于通過勞動官司白給員工送錢。
如果你在 996 的風波后關注過相關的勞動仲裁和起訴案例就會發現，幾乎所有關于 996 的仲裁和起訴，勞動者一方都會受到法律的支持。
《勞動法》也許曾經是 txt，但在當下它確實是 exe，而致使大多數員工認為自己無力反抗的，實際上是企業和勞動市場上的一系列社會建構。
規訓的作用界面是我們的精神，而不是我們的身體。它使人們自以為自己別無選擇，無力反抗，以至于干脆閉上眼睛不去眺望隧道外的世界，不去嘗試作出不同的選擇，盡管實際上我們有的可選，能夠做到。
但也有一種反例：家庭規訓。
在前兩年“原生家庭”“與原生家庭和解”是中文互聯網上年輕人最熱捧的一個內容方向。“原生家庭”這個工具在心理學領域非常復古，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后繼者，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自 1940 年以后的心理學發展，直接把人們帶回了精神分析流派的石器時代也就是弗洛伊德時代。
我們且不論原生家庭是否真的造成了我們的一切困擾，單說與原生家庭的切割到底難不難。
大多數與原生家庭切割的故事里，講述都在圍繞各種應然的要素展開，但缺少一個實然的關鍵點：遺產繼承所帶來的經濟要素。
在現代社會，對于成年人來說，有一整套機制保護其個人人生的自由。從實然的角度上來說，我們事實上不需要與原生家庭“切割”，因為我們本就不被視為一個整體。
而其中唯一真正需要切割的是經濟支持與遺產，這一部分受到《憲法》《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中相關法條的約定，形成了一套基本以“撫養-贍養-繼承”為核心的經濟契約機制。
子女為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經濟賬”在法律上可以通過“贍養費”來完成其義務，除此之外的感情賬如果算不清，便無需再算。畢竟如果原生家庭環境不佳，這意味著父母實際上未能履行《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心理和情感的保護，因此你也不必為沒能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第十四條所規定的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而自責。
盡管兩部法律都強調了家長對子女的情感支持，子女對父母的情感慰藉，但法務實踐中幾乎無法計算情感賬。
而實際上許多子女無法與原生家庭割舍的真正原因，是在法律的實然規定之外，還在期待這一套應然的經濟契約。一般來說，是指父母、親戚的人脈關系以及最重要的遺產繼承。
這在城市中產階級中青年中尤甚，在過去的 40 年里由于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巨變，如今 20~40 歲的青壯年與其父母之間存在較大的認知差異。但同時在經濟上，可能又是一種逆轉的情況——也就是父母的財力遠大于子女。
具體來說，極有可能是一個年輕人之所以能在日常的求學、工作和為人處世中保持著“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恰恰是由于其父母通過堅守“保守主義”價值觀所積累下的家族財富。
由于財產繼承并非實然而是應然，也即本質是一種情感的交換，因此當子女不顧情面與原生家庭切割時，可能會使自己處于財產繼承的不利地位。
此時，一個應然的經濟契約就出現了，一部分經濟能力足以獨立的青壯年之所以仍然深陷原生家庭。實際上由于他們想不付出任何情感支出（接受規訓），還覬覦父母的財產。
這種情況下，你不應當批判規訓，而應將自己付出的情感成本和所獲得的財產收益當作純粹的經濟契約，這樣至少能夠讓你在精神上好受一些。
如果你能仔細剖析所有作用在你身上的規訓，究竟是真正的僅作用在精神層面的規訓，還是實際存在一種經濟上的契約，你就能分辨出自己究竟該如何剪斷纏繞在自己身上的枷鎖。
我們將在附錄里詳細地討論如何在職場中反 PUA，在原理上也可以應對親情及其他領域。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架空獎勵機制——如果你有勇氣拒絕你在公司話語體系下應得的獎金，那么慌張的就是你的領導和 HR，不是你。
如果更進一步，如果你愿意提前把所有規章制度上你覺得不合理的罰款都賒了，那么你會發現你可以在公司橫著走。
4.3 脫離社會時鐘，是躺平或擺爛嗎？
長期以來，躺平、擺爛和喪文化常常與脫離社會時鐘的現象被混為一談。因為在一些顯著的行為特征上，他們確實有相似性。
比如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個沒有在上班的，或者是一個辭去高薪的，離開 996 職場的人形容為“躺平”或“擺爛”。
但是其實仔細一想，這是一個很詭譎的事，一個人，不過是離開了 996 的職場，仍然在納稅，仍然在勞動，在贍養父母養育小孩，我們卻稱之為躺平，這件事情難道本身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在任何一個國家，這樣的人都是中堅力量，在國內語境下，我們卻稱之為躺平。
社會宏觀層面之所以稱這種行為是躺平，更多是因為這些人試圖消滅這個社會給他們的 Deadline，這會讓更多人意識到很多人生任務原本是沒有 Deadline 的。
例如，設定35歲前必須成為管理層，或為孩子準備北京海淀或西城區的優質學區房——這些目標本身是美好的，旨在改善我們的生活。然而，一旦設置了截止期限，這些美好的目標便開始顯得壓力山大，成為我們所謂的“社會時鐘”帶來的負擔。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躺平”更多地意味著擺脫這種社會時鐘的束縛，而不僅僅是字面上的躺下不動。
但實際上，脫離社會時鐘只是我們探索新型生活方式和尋找天職的第一步。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從不愉悅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尋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與生活方式。這甚至不是對 996 職場的指責，因為在生活中我們確實能看到很多人，無論貧富都在享受 996 甚至是超過 996 強度的工作生活。
不過值得一說的是，孩子的成長往往具有時效性，比如 7 歲之前必須開始讀小學，所以現在很多人確實會選擇不要小孩，來逃離社會時鐘帶來的規訓。
然而，這種規訓也并非完全不可逃脫。比如我曾在即刻講過，作為一個生于 90 年代的北京人，我其實完全不能理解當下北京教育的內卷。因為，在許多老北京家長看來，為孩子的學區購買房子、舉家搬遷、告別曾經的鄰居，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孩子的成長自有天命，我（家長）的生活不能被孩子完全左右。
讓許多外地朋友不可理解的可能是，直到我上初高中的 2003-2008 年，北京二環內的學校還偶有“學生打老師”的現象出現（不是反過來）。究其原因，是許多老北京家長都不相信“教育改變命運”，能上大學最好，上不了大學也是孩子自己不行，和“我”（家長）沒啥關系。
而這些家庭也并非像許多外地朋友想象的那樣家財萬貫，要知道，在上世紀 90 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里，二環里的大部分北京人都住在老破小和平房大雜院里（沒產權，拆遷也分不到什么錢）。
然而，這些老北京家長的態度依然是：上不了大學就上不了，大不了職高畢業就去當售貨員和服務員，這也是北京服務業服務態度差的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許多新北京人在近些年覺得被“卷到崩潰”的那個子女教育的“軌道”，在大部分老北京人眼里從來就不曾存在。
在很多時候，我們給自己設定了錯誤的目標和目標對應的時間節點，而且更讓人痛苦的事情在于在這樣時鐘的規訓之下，大部分人只會在完成目標的一瞬間感到開心，剩下的時間又會陷入無盡的痛苦，因為后面還有無窮無盡的節點在等著我們。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澄清的是，盡管我們大多數人都對工作感到痛苦和厭倦，但這很有可能不是工作的問題，當然也不是我們的問題。只是在錯誤的機制下，我們錯誤地選擇了不適合我們自己的職業與生活方式。
甚至可以進一步說，當我們在忍受某份工作的痛苦時，實際上占據了另一個人的位置。因為也許你的工作對另一個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甚至愿意為其奮斗終生的天職。關于天職的論述，我們將在第六章展開。
真正的“什么也不做”，每日“躺著”的退休生活對于中青年人來說實際上是極其無聊的，正如鮑曼在其 1998 年出版的書《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中談到的：當溫飽不再成為問題，失業的最大痛苦不再是饑寒而是無聊。
因為畢竟當前人類社會仍不支持大部分人口不上班，那樣會讓所有人一起餓死。所以當徹底的躺平只是少部分人的選擇的時候，那么他將會逐漸失去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連接。用更通俗的話說：當你徹底不工作后，甚至連一起打游戲、出去玩的朋友都找不到。
因而純粹的退休式躺平，只是過于疲勞的中青年在痛苦中臆想出的“幸福終局”之一，與我們上文描述的財富自由圖景有一樣的欺騙性，卻不具備實踐價值。對于實在由于現有的工作壓力而身心崩潰的人來說，3~6個月的退休式躺平適合作為人生中的一場休憩，但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出發”去踏上接下來的旅途。
而無出意外的話，找到“天職”（適合自己的工作）仍是大部分人人生旅途中的主要選擇。因為僅僅從結交新的朋友，建立社交關系以及不與社會脫節的角度，工作也是一種成本最低的方式。
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的真正統一，如何能被稱為躺平，或擺爛呢？
4.4 35歲：危機還是起點？
近年來，隨著經濟危機的下行，35 歲危機或早發性的中年危機愈發成為社會上議論的焦點。
早在 2021 年，我曾經錄過一期播客《》，在那個爛尾樓還沒有頻發的年份，我舉了一個互聯網人中年危機的典型場景，即為什么互聯網人會對 35 歲失業有巨大的恐慌。
其一，是互聯網行業是過去 20 年里全球所有國家所有行業里最指數成長的行業之一，能夠進入這個行業的人無論賺到了多少錢，本身就是極為“幸運”的。
其二，是許多在這個行業里的人，將這種幸運誤以為是能力。并且將這種運勢的繼續保持作為擔保，進行了高額的杠桿性人生決策。
更具體來說，就是錯誤地認為，自己的薪資足以負擔起一個更大的房子，一個比中產更奢侈一些的生活方式和子女的教育方式。
然而，買房，貸款買房和高額貸款買房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比如，一些在深圳年入百萬的互聯網員工，在 30 歲左右貸款千萬在深圳買下一套不錯的住宅，我們可以預計他們到 35 歲的時候必然會迎來空前的中年危機。
如果你不是這樣的人，沒有陷入這樣的視野，你可能會更容易發現問題所在：
公司能為你支付年薪百萬多久？市場上年薪百萬的崗位有多少？整個行業存在多少能支付年薪百萬的公司？在你沒有獲得年薪百萬時，你視野里那個年薪百萬的人現在是變成了年薪千萬還是降薪了？你所在的崗位在 10 年前薪資大約是多少？10 年前那些年薪百萬的崗位現在薪資大約多少？
當你把這些問題一一羅列的時候，會發現一個年薪百萬（哪怕是到手百萬）的人，也根本不應該購買價值千萬的房產。因為作為個體人類，其年收入一旦超過某個數字，這個收入的穩定性就與其個人能力完全無關。
注意，我提到的是穩定性與個人能力完全無關，而不是可獲得性與個人能力完全無關。
這里的區別在于，個人能力強的人在哪里，在何時都會閃光，一個天才工程師、一個天才運營、一個天才分析師，即便是在最壞的環境下也能取得遠超于別人的工作機會，甚至有可能獲得更高的一次性收入。但當宏觀經濟，或者不提宏觀，僅從中觀的行業角度，整體發展速度變慢，超額利潤減少的時候，就不可能再為一個這樣的個人支付穩定的超高薪水或利潤分紅了。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可能更傾向以外部顧問的形式獲得智力資源。聘請外部專家，以其交付的成果來支付一次性報酬，這對企業來說能節省更多開支。例如，過去企業需要年薪120萬雇傭的專家，如今企業通過每年兩次的短期咨詢的方式合作，支付20萬元咨詢費。
對個人來說，其收入不一定會下降，因為作為顧問，他可以同時向多個企業提供服務，但穩定性將顯著下降——然而，房貸或其他周期性大額支出，卻是“穩定存在”的。
更何況，進入 2023 年，這種不穩定性不僅僅來自疫后的經濟周期。我們還見證了局部戰爭的多點爆發、通用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國家之間的相互制裁。
每一種因素對個體命運的影響都可能無限大，因此與其在這個動蕩的時代把杠桿拉滿試圖做一個定點，不如像我們前文提到的那樣，成為不確定性時代中探索新生活方式與工作方式的一員。
回到當下，這樣的判斷也同樣適用于那些工資萬元，但想要買百萬房產的普通打工人。
在一個唯一確定是不確定的時代，絕對不要把自己的未來預支到當前的生活。這并不意味著你沒有好未來，而是因為你不知道在還款期限來臨之前你的好未來是否會來臨。
在開始講，如何快樂地工作，或如何衡量一份工作是否快樂之前。我們需要先做一點鋪墊，來解釋一下我們當下的工作是如何讓我們痛苦的。
關于這個話題，我不打算引述任何案例，因為已經有人出了一本書。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于2018年出版的《狗屁工作》（中譯本《毫無意義的工作》）里，包含了大量采訪的案例，說明什么樣的工作會讓我們痛苦。但這本書對狗屁工作以及狗屁工作對我們生活侵害的理論抽象不足，讀完之后很有可能會陷入一種情緒之中——“嘿，他說得太對了！”
然而，情緒之后卻無法進行下一步行動——我要因此離職嗎？我的下一份工作還是狗屁工作怎么辦？我如果現在無法逃走，我如何才能擺脫工作的地獄？
原本，這些話題應當由大衛·格雷伯自己來回答。但遺憾的是，這位勇敢向現代職場發出吶喊的勇士，已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因急性胰腺炎與世長辭。也就是說，實際上中文讀者在 2022 年 9 月讀到《毫無意義的工作》時，它的作者已經離開我們兩年了。
既然如此，那我就斗膽在接下來的兩章，延續大衛·格雷伯的“工作”，來討論一下如何讓你的工作不那么狗屁。
但是，我們仍然要從什么樣的工作給我們帶來痛苦開始說起。
5.1 為錢工作
所有為了錢的工作，都是痛苦的，這看似是一句正確的廢話。
在《互聯網與中國后現代性囈語》中，我描述過一個現代化的困境，即無關分配制度，許多現代化工作本身就會使勞動異化：
簡單來說，如果你能像瑞士的表匠一樣完全自主地制作一塊手表，除了出售這塊表本身所帶來的金錢回報之外，你還享有創造這塊表本身的一種快樂。這種快樂幾乎是刻在智人種族基因中的某種情緒反應，因為本文不討論生物學因此你們可以自行尋找相關的論文。
但如果你只是某個品牌手表流水線上的一個工人，你的工作只是將手表中某個零件在進入下一個工序前把齒輪擺正，你將不會獲得除收入之外的任何快樂。
在這種情況下，你工作的唯一目標，是不工作。
在許多飽受工作折磨的年輕人看來，自己工作的唯一目標就是賺足夠多的錢，能夠更早地實現徹底地不工作——躺平。這，就是工作的第一個謬誤。
然而，隨著延遲退休政策在宏觀層面上被提上日程，這種可能性越來越低。而對許多背上房貸，生兒育女，有著家庭壓力，“躺平夢”破碎的中年人來說，則陷入了另一種交換之中——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幸福的生活。
這兩種思維方式本質上其實是一種，都是將出賣勞動力與時間的工作，視為獲取幸福生活的一種代價而非幸福生活本身。在這里，我們不討論工作是否能帶來幸福。僅就“以工作為代價來換取幸福生活”的思考方式，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首先，在宏觀層面上，我們已知以人類社會目前的生產力，不足以讓所有人都進入“舒適躺平”的狀態。這意味著，如果有一種通行的、可被批量復制的，讓個體可以不再工作的方法出現，各國政府都將進入對這種模式的封殺之中，這是人類集體文明延續的需求，這幾乎不需要證明。
這表明，提前退休始終是極其能干或極度幸運的少數人才能抵達的狀態。
如果大部分人突然發現自己擁有提前退休的資金積累能力，那么大概率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要么貨幣會大幅貶值發生劇烈通脹，要么就會出現一種消耗大量資金的“必需品”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比如房產）。總之，退休制度本質是一種人的計劃報廢，對于沒有進入報廢階段的人來說，社會（或稱社會關系）是不允許其過早進入報廢狀態的，不然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轉下去。
其次，從個人層面上講，支付時間去工作獲得金錢這種媒介，再將金錢轉化為幸福生活，并非一個單向度的計算過程。在這個方程式中，并不總是我們付出越多的時間，獲得越多的金錢，就越能收獲幸福。
還記得我在 3.1 提出的“金錢也是時間”的交換公式嗎？
如果你將自己的時間，以時薪來進行標價，你會發現你永遠無法買得起你想要的幸福。因為當你開始從工作（出賣勞動力）中收獲更多的收入，這也意味著在你停止工作去享受生活的那段時光里，所有的東西都變得更貴了。
這就像早年說比爾·蓋茨不愿意彎腰撿 100 美元的笑話一樣，當你去巴厘島度假的時候，你不只要支付去巴厘島度假的機酒，實際上你還失去了作為一個高凈值人士在度假這段時間可能賺到更多錢的“機會成本”。
這就是許多有錢大佬從不休息的真正原因。
但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們恰恰因為如此才不應該那么努力賺錢，因為你即便是將所有的生命都投入到賺錢中，你所賺回的錢可能也買不回失去的幸福。
再次通過這張幸福積分圖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在 65 歲退休前的每個時間點都太過拼命工作，而導致 65 歲前的整個幸福量極低（面積），而在 65 歲后剩余的人生也不足以通過揮霍財富帶來的高幸福值來彌補他一生的幸福總量。
更有可能的是，由于過量的勞動，導致整個橫軸（壽命）的縮短，從而進一步縮減了一生的幸福總量，這便是那些在工作崗位上猝死的可憐之人所處的狀況——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提前退休，但迎來的實際上是提前死亡。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序言中提到的當代中國人大致的社會時鐘放入這張圖里，我們會發現另一個問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幸福與工作和學習極為相關，因為當我們上完所有該上的學和班，一生就基本已經結束了。
“上了高中就好了”，“上了大學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升職加薪就好了”，這些試圖讓人挨過人生某些痛苦階段，而在未來獲得幸福的話語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因為在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沒有任何事情能夠保證獲得好的效果。實際情況是，在挨過當下痛苦的過程中，個體的有限壽命也在消耗，沒有人能保證當下付出的痛苦時光，能在何時以何等幸福量回報回來。
當然，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即便是在這張圖中，“讀書改變命運”與“勤勞改變命運”的傳統正向價值觀在一定的語境下仍然是正確的：如果一個人的人生起點非常低，比如他出生在某個近年來剛剛脫貧，但仍然十分窘困的地方，他仍然需要非常努力地讀書，非常勤奮地工作才有可能獲得幸福的一生，因為他幸福值的起點比許多其他人要低很多。如果他不這么做，那么他一生的幸福曲線都會在一個低位上平緩地劃過。
但在 21 世紀，這類話語可適用的范圍正在縮小。隨著溫飽問題的大體解決以及廉價快餐娛樂方式（主要歸功于互聯網）的大規模出現，相當一部分人的快樂是不需要通過大量的金錢來實現的。
如果一個人就是不喜歡高雅文化，就是喜歡打手機游戲，刷短視頻，看網劇，吃麥當勞，那么他努力工作與不努力工作對他生活的幸福度沒有什么影響。對于這種人來說，你勸他要多看看書，逛逛藝術展，聽聽音樂，反而是在用一種反消費主義的方式去異化他的本性。
在完全理解了這張圖之后，你會發現幸福是一個平衡性問題，它并不是一個線性函數，而更像是一個線性函數通過積分所得的面積。
而在這個平衡性問題中，有兩件事是對我們一生的幸福總量十分重要的：一個是工作，另一個是學習（工作準備）。
這意味著，你至少不應該把錢作為衡量工作的第一位，而是把快樂本身放在衡量工作的第一位。
在我們過往職場對工作的選擇中，排名第一位的要么是錢，要么是錢途，往后排可能是工作的困難程度，距離家的遠近，工作環境是否優越等等，興趣似乎很少出現在中國人擇業的首選項里。
然而，當你想明白你一生最好的時光，必將投入在工作中時，你就會明白：如果想要讓整個人生的大部分時段快樂起來，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份痛苦的工作，來換取剩下的快樂時光。
有的人說，自己的快樂只來源于躺平。我不否認可能確實存在這樣的人，但我認為大部分人還是能從目前這個世界上幾十萬種崗位中找到那么一兩個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
5.2 在科層制中為地位而工作
工作的第二個謬誤是：事業越“成功”越幸福。
每每我在一家大型公司中觀察我的同事，我就愈發認為線性職業路徑帶來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客觀規律而非抽象的“資本剝削”——因為我眼睜睜地看著那些最初因喜愛自己的工作而進入公司的同事，最終因制度性問題而變得對自己的工作痛恨有加。
而這里的制度性問題，與你們理解的懲罰機制相反，恰恰是晉升與獎勵機制。
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企業仍在遵循科層制（官僚制）的管理，也即員工的上面有組長，組長的上面有總監，總監的上面有經理，經理的上面有總裁，總裁的上面有CEO\創始人等。
盡管科層制（官僚制）在中文語境下往往帶有貶義色彩，但科層制確實大大提升了企業及其他現代組織的運作效率，由于現代化大生產的一大特點是“分工”，科層制使得分工從扁平變得立體，以實現更大規模的協作。
在建立分層系統的過程中，一個在前現代社會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被逐級拆解，每個層級的工作人員負責不同的任務。此外，科層制還讓分工的考核與管理變得更為可行，管理者不再需要面面俱到地檢查所有人不同形式的工作產出，他僅需考核比自己低一級的管理人員，而低一級的管理人員再根據自己所專攻的方向去考核下面的人。如此一來，每個人只需要“管好和做好”自己手頭的那些事情，就能使得組織整體實現任何個人都實現不了的功績。
在批判科層制之前，我們必須充分承認科層制在整個現代化中起到的積極作用。科層制是當代生產力下實現現代化和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即便是現在，在大公司和政府等大型組織中取消科層制也只是一個美好的設想，幾乎不可能實現。
但科層制對個體的職業生涯來說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多數處于科層制中的人，最終會擱淺在“不能勝任”的位置上。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管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彼得原理”，專門用來論述科層制的弊端3。
概括來講，如果一個企業中有 ABCDE 五個層級，A 為首席執行官，E 為基層員工。
在一個人職業生涯的早期，往往以 E 級進入企業。隨著他在職場中個人的成長，他將很快晉升到 D 級。在 D 崗位上做了幾年，他再次晉升達到了 C 級。
這時，他可能已經從初入職場的小毛孩，變成了獨當一面的企業精英。他的個人成長開始放緩，但由于能力模型剛好與 C 的職級匹配，他開始大放異彩。如果順利，他將在此時為企業和自身都積累了大量的聲譽與財富。
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由于不斷地做出成就，在晉升制度的安排下，他必定在一段時間后從 C 晉升到 B。然而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對一些人來說可能窮極一生也無法在能力上配得上 B 這個職級。
當我們從下屬的視角去看這種“不能勝任”的時候，我們總是認為這似乎對個人是一件好事——他雖然外行指導內行，干不了那么大事，但公司給了那么多錢呀？這不開心嗎？
實際情況是，不開心。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了，財富與權力只是其中一部分影響因素而并非全部。當一個人長期處于“德不配位”的狀態時，他的狀況必然是糟糕的。
首先，他會失去來自創造的快樂。由于他實際上沒有能力做好 B 這一層級的工作，因此他將不會從工作中獲得創造價值的感覺，因而覺得自己“屢戰屢敗”。為了重拾創造價值的感覺，他有可能會主動尋求去做自己曾經拿手的 C 級工作（下級工作），這就是為什么大型組織中總有“領導”喜歡折騰戰術、指導業務甚至“親自打仗”而忽略自己真正該做的事情。因為他實際上既沒有真正地做“領導”的能力，也沒能從做“領導”中獲得快樂。
其次，當基層員工成長為中層管理或高級管理時，他將開始內化企業壓力為個人壓力。
對于絕大部分基層員工來說，企業的生死與好壞，幾乎與個人命運毫無關系。因為跳槽，或因為企業倒閉被迫跳槽，對個人而言無非就是再投幾次簡歷，再面試幾次的事情，最不濟的情況就是失業一段時間，后面我們也會講到，失業本身也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對于手握一定期權、股權，或以其他方式分享了企業超額利潤的中高層來說，他實際上會無形中將企業的生存壓力，內化為自身的人生壓力——“如果公司倒閉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了”。尤其是對那些利用超額利潤作為抵押物使用財務杠桿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因為在 30 歲取得了百萬年薪而貸款購買了千萬級別的房產，那你最好祈禱給你發百萬年薪的公司經營良好，連年增長，不要在 40 歲之前讓你降薪、裁員、失業。
第三，長期處于“不能勝任”狀態的人，會失去了獨特價值，處于深度焦慮之中。
由于當下激烈的市場競爭，實際上除了企業的創始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在一家企業待一輩子。當一個優秀的 C 級員工被晉升為一個差勁的 B 級員工時，績效考核和末位淘汰會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而這些壓力在他作為 C 級優秀員工時是沒有的，因為他的能力恰與 C 級匹配，在 C 這一級別，他有十足的個人競爭力，使他確信企業無法找到合適的人替換他。
以上，所有這些都是科層制給工作帶來的問題。我不會說那種讓你因此逃離科層制的鬼話，因為如果你做得到的話可能現在就沒有在讀這篇文章了。但從個人的角度講，我們仍有機會逃離科層制給我們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將在后面討論具體的方法。
5.3 “看起來舒適”的工作
工作的第三個謬誤是：我現在的工作似乎還不錯。
有的時候，我們會陷入一種假想的舒適圈中——我的工作雖然很爛，但同事還不錯；我的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是我擅長的事情；我的工作雖然讓我不開心，但我的工資很高等……
但在我看來，所有讓你無法從工作本身獲得快樂的工作，都不是好工作。而為了掩蓋這種工作本身的不快樂，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會用各種人力資源福利和企業文化來營造虛假的舒適感。
什么是工作本身帶來的快樂？不妨問問自己這些問題：你在做報表的時候感覺快樂嗎？你在送快遞的時候感覺快樂嗎？你在與甲乙丙丁方開會的時候感覺快樂嗎？
也就是說，當你處于工作的主體過程時，你是否能進入心流狀態、獲得成就和喜悅。如果可以，那么恭喜你，如果不是……但你又覺得“公司挺舒服不想離開”，那么你可能陷入了習得性舒適里。
什么是習得性舒適？這其實再簡單不過了：免費的班車，免費的早午餐，免費的健身房，免費的下午茶零食，免費的咖啡甚至是免費的高性能工作電腦和額外的帶薪休假還有公司附近的房租補貼。
簡單來說，這些東西與你實際做的工作無關，僅僅是因為公司需要把你關在公司加班，才會像動物園一樣給出豐容式福利。
我之所以稱這種情況為習得性舒適，是借用了習得性無助的概念。而習得性舒適確實會造成一種習得性無助。
習得性無助這一心理學現象在上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通過實驗進行了確認。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個關于“虐狗”的實驗：
將狗分為兩組，A 組狗被隨機施加電擊，B 組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規則來回避電擊。之后，將兩組狗放在同一種牢籠，這個牢籠分為兩邊，中間通過一道低矮的障礙物來隔開，籠子的一邊通電，另一邊不通電。B 組狗很快發現了電擊可以回避，于是跳到了沒有通電的另一邊，而 A 組狗根本沒有嘗試躲避電擊，停留在了籠子有電擊的一邊。
這與我們生活中許多人的經歷何等相似，他們幾乎在生活中的每時每刻，每個場景向每個遇到的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有多糟糕，但卻從來不曾嘗試過離開當前工作或行業，甚至沒有試圖了解離開當下工作生活模式的可能性是什么。
阻礙人們開啟第二曲線，或偏離主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傳統社會建構的人生主線以及大企業的動物園豐容所營造的“舒適圈”。
我們自以為我們所在的區域就是我們所能達到的最舒適的點，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如實驗中的狗一般，沿著規訓出來的慣性停留在了自己最不舒服的地方。
我們都曾經在網上見到過一個關于互聯網大廠的段子：
某家互聯網公司每天 5:30 下班，但 6:30 會有通往全市的班車，8 點時有高級的免費晚餐，9:30 以后可以免費打車回家。盡管公司并沒有強制加班，但一套組合拳下來，每天 9:30 下班成為員工們的常態。
盡管這個段子不一定是真的，但它實際上解釋了我們是如何陷入自以為的舒適圈的：因為如果你壓根就不喜歡這個工作，你就不應該為了一頓晚餐工作到晚上 8 點，而如果你沒有工作到 8 點，就不會因為貪圖免費打車而工作到 9 點 30。
很多人僅僅因為公司的免費咖啡與健身房而不愿意離開公司，而事實上他在加入一家企業之前從沒有喝咖啡和健身的習慣，離開以后也沒有——動物園豐容式的福利表面上是福利，但實際上是圍墻。它通過一些實際上你本不想要的東西，構建了一個你主觀上認為的舒適圈，從而讓你忽略甚至否定了舒適圈之外可能更為舒適的可能性。
由于管理主義的盛行，如今的職場充滿了這樣的舒適圈。一方面，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幫助企業更高效和正確地運轉，從而獲得更多的收入與利潤。但另一方面，它又無法否定企業員工作為人類是無法按照機器那樣無錯運轉的。因此，它孕育了極具欺騙性的企業文化和員工關懷兩個分支。
在之前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現在的 ESG 中，都建議將員工不只視為雇員，而是當作企業的利益相關方之一來進行看待。這看似很有道理，但它忽略了本質問題。如果員工工作的目的始終是不再工作從而離開企業，那么員工關懷將變得毫無意義，還不如把那些用于員工關懷的錢轉化成更高的薪資幫助員工盡快離開。
因而在公司里提供健身房、下午茶、免費的早午晚餐、按摩等，都沒有解決員工做的事情本身枯燥無聊這一根本性因素。甚至可以說，這些額外的被稱之為“福利”的東西，恰恰營造出了一個虛假的舒適圈，讓員工（你）勉強得以忍受，并繼續從事一份他本身不感興趣的工作。
5.4 影響生活方式的工作思維：目標導向與增長成癮
在上面，我們舉了三種阻礙我們在工作中獲得快樂的謬誤。
然而，工作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其實在工作之外——也就是以工作為核心的生活方式，讓我們的生活也陷入了不快樂的漩渦之中。
工作，尤其是在大公司的工作講究的是讓一大群高智商的人像工蜂一樣協同起來，為了能讓一大群聰明人能夠在一起工作，大公司會打造各種各樣的企業文化與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職場氛圍。
要說工作對生活最嚴重的戕害，絕對不僅僅是工作時間的占用，而是對于認知的改造，這種對認知的改造是深入骨髓的。
在現代企業中，大多會有一個用數據作為結果說話的體系，這個體系一般來說會通過我們上文提到的科層制，將整個公司的財報（或非上市公司的關鍵業務指標），拆解為每個員工每個月度需要完成的 OKR 或 KPI。
這種思路在工作中沒有問題，畢竟在企業內大家都是工蜂，用最高效的思路去協作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企業本身就是一個用計劃與威權一定程度代替市場行為降低決策成本的效率機器。
但是很多人會把這個體系帶到生活中，這就是極其有害的，我曾在《囈語》的 3.1 一節“無法用 OKR 規劃的幸福人生”中描述了這一思路在形而上造成的問題。在這里，我們討論一下這實際會對生活造成怎樣的傷害，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向上：
對結果的衡量方法過于單一，甚至傾向于對所有問題都用單一指標進行衡量；
過于重視結果而非過程；
我們以攝影和旅游來舉個例子說明這兩個方向是如何異化我的生活的。
蘇珊·桑塔格曾經在《論攝影》里面有過這么一句話：“人們患上了攝影強迫癥：把經驗本身變成一種觀看方式。”
這句話怎么理解？放到 30 年前，如果我們去旅游，能拍照固然很好，但是不能拍照好像也沒有什么問題。在那個時候，我們去旅游而沒有拍照，不會有人質疑你是不是根本沒去。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我們去一次旅行也可能只留下一兩張照片。
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對于城市的精致白領們來說，去一趟環球影城如果不能買上一個魔杖，穿上霍格沃茲的校服并且喝上一杯黃油啤酒，那就等于白去了。當然僅做這些事情是不夠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這些都需要拍照并且發朋友圈。如果去了環球影城沒拍照，別等別人質疑了，自己就先開始質疑了：“這次環球影城算是白去了！”
以至于飛豬上面直接推出了“環球影城跟拍服務”，而這種服務一定是高度標準化套路化的。去環球影城游玩這個本來應該是很個性化很多樣化的事情，現在變成了一種可以標準化甚至商品化的過程，這就是“工作思維”對于生活戕害的最真實寫照。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旅游變成了一種以“拍照發社交網絡”為核心結果的打卡過程。
打卡這個詞其實是非常貼切的，打卡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過去刷一下卡，一瞬間的事情，證明自己來過，這就是典型的應付工作的行為。
但是，由于工作思維對我們的戕害太深了，所以我們會不自覺地用應付工作的思維來應付生活。至于游玩的過程開不開心，其實很多人是沒有那么在乎的，我們迫切地需要有“可衡量”的結果來描述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且我們希望這些結果是可以被盡可能多的人認可的，比如朋友圈點贊數量。
不僅僅是旅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這個趨勢。Keep 就是利用這種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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