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圈變亂的根源：權力的春藥，正在教育內部興風作浪

教育，一頭連著千家萬戶的期盼，一頭系著孩子的未來，如今卻裹挾著不少讓人無奈的“怪現象”。

老師們本該專心教書育人，如今卻成了“萬能工具人”。

扶貧、反詐、巡河、創文……各種非教學任務壓身，只有畜牧局還沒來布置任務——但說不定哪天勞動課就要帶學生養雞養鴨。

學校被迫“扎扎實實走過場”，教師疲于奔命，教學反倒成了“副業”。

學生成績不排名了，教師卻被按分數排名。

一邊保護學生隱私，一邊讓老師斯文掃地登臺檢討。

職稱晉升拼關系不拼教學，干得多的不如榮譽多的，勤懇的老師只能望職稱興嘆。

更怪的是：外行指導內行，校長十幾年不教書卻指揮高三備考；把老師當學生嚴管，把學生當祖宗供奉；會議一個接一個，材料一份接一份，萬事留痕卻難見實效。

男教師比例連年下降，校園里陰盛陽衰；人人都成了“教育專家”，動不動就投訴指點。

為何如此？因為權力的春藥，正在教育內部興風作浪。
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權力的味道越來越濃。

部分官員能力平平，人品欠佳，卻喜歡對基層學校頤指氣使，耀武揚威。

他們無論走到哪里，都習慣于端坐上席，派頭十足，逼得資深的校長也不得不點頭哈腰。

當年清華校長梅貽琦說自己是“給老師端端凳子倒倒茶的人”，如今聽來恍如隔世。

現在，從大學到中學，不少校長更像“官”。

大學校長動輒廳局級，前呼后擁；中學校長則如一方諸侯，手眼通天。

他們熱衷于開大會、發號施令，語帶威脅，仿佛老師的飯碗是他賞賜的。

他們自己遠離講臺，卻喜歡對教學指手畫腳，把“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掛在嘴邊。

更甚者，利用公款買課題、買頭銜，包裝自己，爭名奪利，將教育初心拋諸腦后。

那些有理想、有正義感的老師，反而可能被邊緣化，甚至被羞辱、被淘汰。

老師們往往敢怒不敢言，因為評優、職稱、崗位安排等“命脈”都攥在別人手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穿小鞋”。

權力的觸角還伸向了教研、評審等各個角落。

一些教研員不再潛心研究教學，反而利用命題、評審、課題申報等權力謀取私利，編寫教輔資料讓學校買單，儼然成了生意人。

去年山東聊城高中教研員被查，就揭開了這個“富礦”的冰山一角。

權力的游戲規則，催生了跑關系、走路子的歪風。

每到崗位調整，總有一些能力平平卻能莫名其妙“上位”的人，知情人都明白背后是“功夫”下到了。

年終的民主評議，有時也成了“逗你玩”，教師意見再大，某些校長依然穩坐釣魚臺。

這就應了那副老對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服不行?！?/p>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對權力的崇拜和模仿，已經侵蝕到了孩子。

河南一所高中的學生會干部，竟敢在沒收手機后向同學索賄；安徽一個小學的副班長，更是憑借檢查作業的權力，向同學勒索數萬元，甚至逼人喝尿。

這些孩子把官場那套“賄選、斂財、濫用職權”學得門清，小小年紀就初嘗“權力”的滋味，并迅速膨脹。這劑“春藥”的毒性，可見一斑。

權力一旦不受約束，就容易讓人“上頭”、致幻。

一些掌權者在一片奉承聲中，會自我膨脹，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進而獨斷專行。

有些非教育專業出身的領導，難免會用管理畜牧業的方式管理教育，還把老師當牲口使，且不容置疑。

歷史證明，絕對權力很容易把人變成瘋子，而且會帶著整個集體一起掉進溝里。

這劑“春藥”并非無藥可解。

關鍵在于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
香港的例子很有說服力。幾十年前，貪污在香港警隊也是常態，直到成立獨立運作的廉政公署，才徹底扭轉風氣，讓香港成為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在教育系統內部，也有可借鑒的方案。比如北京十一學校的章程就設計得很巧妙：

• 權錢分離：校長有權做預算，但無權直接管錢和報銷，從源頭上杜絕了財務濫權。
• 權力向下：校長好不好，老師說了算。教職工代表可以聯名啟動對校長的彈劾程序，這讓校長必須對師生負責，而不是只對上級唯唯諾諾。

如果能將這樣的制度推廣開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或許就能斷了某些人的“念想”，讓教育真正回歸其教書育人的本質。

盡管個別人的倒臺會暫時讓一些人收斂，但只要“權力春藥”還在，誘惑就始終存在。

唯有依靠堅實、透明的制度，才能驅散這片彌漫在教育上空的迷霧，還校園一片清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