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兩漢:古代統治者為什么要重農抑商

漢代統治者推行重農政策的第一道動因，是將糧食牢牢抓在手中。

在農耕文明時代，糧食不僅是果腹之物，更是維系統治的 “戰略武器”。

秦末的教訓刻骨銘心：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

便是戍邊途中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但深層根源在于連年戰亂導致的糧食匱乏，百姓早已無以為生。

劉邦稱帝后，儒生陸賈在《新語》中直言：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點醒了統治者：沒有足夠的糧食儲備，再嚴苛的律法也無法遏制民變。

晁錯在《論貴粟疏》中更精準地指出了糧食與統治的關系，他還警告漢文帝。

若不重視農業導致糧食短缺，“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

“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這番話戳中了統治者的最大擔憂：農民若因缺糧流離失所，便會從溫順的 “編戶齊民” 變成難以管控的 “亡命之徒”。

而大規模流民正是王朝崩塌的前兆。

為了讓農民安心種地、保證糧食生產，漢代統治者推出了一系列實打實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的本質，都是通過保障農民的基本生存條件，將他們 “綁定” 在土地上，從而確保國家有穩定的糧食產出。

糧食不僅能穩定民心，更是國家財政的 “根本財源”，這是統治者重農的第二重考量。

漢代的稅收體系以農業稅為絕對核心，形成了 “田租 + 人頭稅” 的雙重結構。

田租直接取自土地產出，雖然 “三十稅一” 的稅率看似不高，但基于全國數千萬畝耕地的總量，仍是一筆龐大的收入。

人頭稅則包括 “算賦” 與 “口賦”，15 至 56 歲的成年人每年繳 120 錢，3 至 14 歲兒童每年繳 23 錢。

而這些稅款的主要承擔者，正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相比之下，商人帶來的稅收不僅微薄，還極難征管。

商人 “日游都市”，流動性強，不像農民那樣被土地固定，官府難以準確統計其財產與營業額。

更有甚者，商人常常通過 “匿財”“漏稅” 等手段逃避賦稅。

如《史記?平準書》記載，漢初商人 “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利在兼并也”。

他們一邊賺取暴利，一邊逃避國家稅收，導致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的財富分配失衡。

這種 “農窮商富” 的局面，直接威脅到國家的財政基礎：

若農民因貧困破產流亡，國家的稅基就會崩塌，而商人卻無法填補這個缺口。

漢武帝時期的 “算緡告緡” 政策，更暴露了統治者對商人 “避稅” 的警惕。

所謂 “算緡”，就是對商人的現金與貨物征稅，“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手工業者 “率緡錢四千而一算”。

而 “告緡” 則鼓勵百姓舉報隱匿財產的商人，查實后舉報者可獲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一政策雖然嚴苛，卻精準擊中了商人的要害，短期內為朝廷充實了國庫，支撐了對匈奴的戰爭。

軍事防御的現實需求，讓重農抑商成為漢代統治者的 “必選項”，這是第三重關鍵動因。

漢代自建立起，就長期面臨北方匈奴的軍事威脅，文帝、景帝時期匈奴多次南下劫掠，甚至逼近長安。

到漢武帝時期雖轉向主動進攻，但對軍糧、兵員的需求達到頂峰。

而農業，恰恰是支撐軍事機器的兩大支柱 —— 糧食與兵源的唯一來源。

《漢書?食貨志》記載，五口之家的農夫 “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正是這種 “兵農合一” 的模式，為漢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源。

若農民放棄土地去經商，成為 “游食之民”，官府就無法通過戶籍制度征調兵員，邊防就會形同虛設。

更讓統治者警惕的是，商人與地方勢力結合可能形成的 “叛亂隱患”。

吳王劉濞的例子便是慘痛教訓：他利用封國的銅礦資源 “鑄錢煮鹽”，壟斷了當地的工商業，積累了巨額財富。

隨后 “招天下亡命者”，組建起強大的軍事力量，最終發動 “七國之亂”，差點推翻漢景帝的統治。

這件事讓統治者深刻認識到，工商業特別是鹽、鐵等關鍵行業若被私人掌控，極易滋生割據勢力，威脅中央集權。

因此，漢武帝時期推行 “鹽鐵官營”，將最賺錢的行業收歸國有，表面是 “抑商”，實則是 “削藩” 的延續 。

通過控制經濟命脈，防止地方勢力東山再起。

維護社會穩定與等級秩序，是漢代統治者重農抑商的第四重深層邏輯。

在統治者眼中，理想的社會結構應是 “士農工商” 等級分明，農民安于種地，商人安分守己，而重農抑商政策，正是維系這種秩序的 “調節器”。

因此，漢代統治者通過法律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來維系等級秩序。

當然，重農抑商政策也存在局限性，如抑制了商業活力、阻礙了技術進步等。

但站在漢代統治者的立場上，這卻無疑是當時 “成本最低、效果最穩” 的治國選擇。

它精準地抓住了農耕文明時代國家治理的核心矛盾，用一套環環相扣的政策，將 “民” 與 “地”“糧” 綁定，構建起穩定的統治秩序。

從這個角度看，漢代的重農抑商，本質上就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強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