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20萬大軍圍剿紅軍，毛主席三次提議，結果三次都成了少數派

1931年2月初，有鑒于第一次“圍剿”紅軍失利，蔣介石下令調集2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他不僅自兼總司令，還調軍政部長何應欽到南昌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代行總司令職權。

此次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可以說是下了血本，不僅在兵力上增加了一倍，策略上也采取了“步步為營”的辦法，旨在通過逐步包圍的辦法，擠占蘇區的生存空間。

何應欽更是在南昌驕狂的宣稱：

“此次“剿共”，我們已有完整精密的計劃，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著絕對的優勢，一定有“剿滅”的可能。”

不過，就在敵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中央蘇區在如何應對敵人“圍剿”中，卻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又是怎么回事兒呢？

1

1931年2月初，也幾乎在蔣介石第二次調兵”圍剿“中央蘇區之際，黨中央在上海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合開了幾次會。

當時黨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在同共產國際遠東局幾次商討以后認為，黨當前的工作主要有兩件大事：

“一是加強蘇區和紅軍工作；二是改變城市斗爭方式。”

應該指出的是，由于顧順章叛變的緣故，那時候黨在白區的工作也遭到了特別大的破壞，黨中央在上海也很不安全，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提下，黨的工作重心才發生了轉變。

那時候，中央已經開始醞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客觀上來看，這件事也為上述兩件事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

比如成立蘇區中央局。

圖|中共蘇區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舊址（龔氏宗祠）

1931年1月14日，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蘇區中央局的成立，有助于加強黨對蘇區以及紅軍的領導工作。

因為周恩來那時還在上海，兼任著組織部長、軍委書記兼中央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等諸項要職，所以職務暫時由項英代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定方案中，是要關向應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原名單成員也與后來有所不同，但由于紅一、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的緣故，關向應走到長沙以后，沒辦法再抵達中央蘇區，這才又臨時換了人選。

當時，根據中央會議，蘇區中央局的成員有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顧作霖等九人，在項英未到中央蘇區之前，由毛澤東代理項英的職務（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沒有收到中央這封指示信，因此蘇區中央局一直到項英抵達以后才成立）。

不過，項英在抵達蘇區后，蘇區中央局發布的第一條命令就是，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及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宣布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蘇區中央局在宣布了這一命令后，等于說拿掉了毛主席兩個職務，即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

項英也就此成為中央蘇區集黨政軍權的唯一領導。

圖|項英

1931年4月17日，為了處理富田事件，中央派出了以任弼時為負責人的中央代表團抵達江西寧都青塘，并出席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會議。

當時，會議最主要還是要討論，如何應對蔣介石的“圍剿”？可出席大會的人中，除了毛主席、朱老總等少數有軍事經驗外，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人都沒有實際指揮軍事的經驗。

項英從一開始就提出，中央蘇區兵力太少，難以與敵人周旋，不如撤退轉移，中央代表團成員顧作霖引用斯大林的原話“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根據地”，主張紅軍撤退到四川。

更麻煩的是，項英的主張得到了一大部分人的贊同。

2

毛主席當然不同意，他后來表示：

“叫花子打狗要靠墻。紅軍打敵人，要依靠根據地。“

從1927年9月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到開辟井岡山根據地，再到紅四軍出擊贛南，在贛南、閩西打下堅實基礎，數年努力才有的心血，一朝放棄，任誰也無法接受。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認為，敵人并非是不可戰勝的。要知道在蘇區中央局成立之前，毛主席、朱老總率領紅軍就已經打破了敵人第一次“圍剿”。

不過，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主席的建議只是少數。

為了增加自己的話語權，毛主席建議將會議擴大到全軍軍長、政委、參謀長以及政治部主任，讓親臨一線的指揮員發表意見。

后來出席大會的彭老總等富有經驗的一線將領都贊同毛主席主張，贛南、閩西特委負責人也堅決不同意主力紅軍退出根據地。

毛主席的建議才從少數變成了多數。

也是在這次會議中，蘇區中央局根據毛主席的建議，增選了彭老總等五人為中央局委員。

“打不打”的問題，到此算是解決了，接下來就是該怎么打的問題。

當時，會上有人提出“分兵退敵”的建議，即“分散敵人注意力，犧牲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毛主席、朱老總不贊同分兵退敵，主張仍然采取第一次反“圍剿”時的辦法，即誘敵深入。

在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就利用了敵人的驕狂，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一舉敲掉了張輝瓚的十八師兩個旅，迫使敵人各路大軍全線后撤。

盡管毛主席此次建議仍然是少數，但好在還是有眾多富有經驗的將領支持。

“打不打？”，“怎么打？”的問題都解決后，下一步就是“打誰”的問題。

當時，國民黨軍是兵分四路進攻中央蘇區：

第十九路軍：由蔡廷鍇指揮，進攻寧都、龍岡等地；
第五路軍：由王金鈺率領，從吉安出發，途經泰和、吉水向藤田方向進攻；
第二十六路軍：由孫連仲指揮，由樂安向東韶等地進發；
第六路軍：由朱紹良帶領，進攻廣昌等地。

到底針對哪一路打，各方面意見都不相同，特別是在針對先打強敵還是先打弱敵上，有不同看法。

根據出席會議的歐陽欽給中央的報告稱：

“當時多數同志的意見是打蔣（光鼐）、蔡（廷鍇），理由是蔣蔡打坍之后我們有出路，便于發展，可以伸開兩手到湘南到贛南。這時澤東同志意見認為在進攻我們的敵人中，蔣蔡比較是強有力的，在歷史上未曾打過敗仗，曾經在湘南把張發奎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現在主要的是擇敵人弱點打破，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應打玉金鈺這路，因為這路敵人既弱，且地勢、群眾都好。”

毛主席出人意料的提出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在當時并不被人看好。

原因也很簡單，王金鈺部在此次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中戰斗力雖然不強，但敵人同樣也考慮到了這一點，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在當時位置并不靠前，而是一直在口袋底部，負責配合蔡廷鍇、郭華宗兩部進攻。

想要打口袋底的王金鈺，就要從蔡廷鍇、郭華宗兩部的夾縫間穿過，風險相當大，一個不留神，被敵人察覺，蔡、郭兩部包夾上來，我軍就是十死無生的境地。

朱老總一開始也憂心忡忡，覺得打王金鈺不是“鉆牛角”，太難了。

不過，毛主席卻有不同的看法，國民黨第5路軍雖是“圍剿”主力，但其初入南方、人地生疏、水土不服、懼怕紅軍、士氣不振，且該敵所屬5個師均為雜牌師，戰斗力不強、不擅長山區作戰，所以才掉在最后面，選擇敵第5路軍作為初戰目標對我運動殲敵有利，具有較大的取勝把握，可實現初戰必勝的目的。

毛主席先是說服了朱老總，然后又和朱老總說服了大家。

3

1931年4月19日，毛主席、朱老總向紅一方面軍下達命令：

“目前敵軍的行動似以寧都為目標，步步為營的向我軍前進。”“本方面軍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決心以極迅速行動首先消滅王金鈺敵軍，轉向敵軍攻圍線后方與敵軍作戰，務期各個殲滅敵軍，完成本軍任務。”

命令下達后，紅一方面軍各部隊行動迅速，于4月23日抵達吉安東南的龍岡、上固地區集結待命。

在完成集結以后，毛主席、朱老總又下令，部隊從龍岡向西推進20多公里，在東固地區隱蔽待機。

東固位于贛中南，地處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5縣交界地區，別名“東井岡”。此地被崇山峻嶺環繞，只有五條羊腸小路通往外面，加之此地又是老根據地，紅軍在此地隱蔽了20多天，都沒被察覺。

不過，要說起來，整個行動中，紅軍也不是沒有遇到過困難。

國民黨軍第五路軍雖然是此次“圍剿”的主力，因為飲食習慣以及氣候原因，士氣始終較低落，加上此前進軍過程中多次受到襲擾，擔心遭遇上次像張輝瓚那樣的情況，走到富田地區以后，便據守不出了。

這也是紅軍為什么在東固地區隱蔽待機20多天的原因。

可問題是東固本身是一個窮地方，3萬多紅軍擠在這里，影響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雖然說當地百姓對紅軍留在這里表示了支持，還把自己的口糧省出來給紅軍，但這并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

后來毛主席考慮不能再隱藏下去，還是要把敵人引出來，方便我軍在運動中殲敵。在和彭德懷仔細考察了周圍環境后，選定了東固與富田之間的白云山。

不過，還沒等到紅軍有所動作，敵人就先坐不住了。

1931年5月13日，國民黨軍第五路軍第28師、第47師的一個旅離開富田，向東固地區進犯，有意思的是，由于敵軍麻痹大意，誤以為紅軍當時還沒有電臺，所以各部隊之間溝通還是明語通話。

毛主席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命令全軍進入戰斗準備。

這一次，毛主席不僅下定決心要殲滅敵人進軍東固之敵，還計劃了要乘勝掩進王金鈺部。

第二天下午8時，毛主席、朱老總發出進攻富田的命令，紅軍主力大膽穿插，從從北面的郭華宗師和南面的蔣光鼐、蔡廷鍇部之間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隱蔽西進，以兩翼包抄的方式攻擊敵軍后背。

1931年5月16日晨，朱老總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總部在西進途中與敵28師先頭部隊遭遇，雙方發生交火，總部警衛連堅決阻擊敵軍，為主力爭取時間，中路紅3軍主力乘敵第28師后尾全部離開中洞時，居高臨下對敵實施猛攻。敵軍在我突如其來的側面攻擊下頓時陷入混亂，大部被殲，殘敵驚慌失措、紛紛潰逃。右路紅4軍、紅64師兵分兩路搶占了九寸嶺、觀音崖兩處隘口，在向富田攻擊前進過程中乘勢殲滅敵第47師1個旅大部。

當天晚上，紅軍占領了富田。

第二天，紅軍各主力部隊在富田勝利會師。

5月19日，紅軍乘勝向東橫掃，在吉水縣白沙殲滅國民黨軍第43師一個旅和第47師一個旅殘部，取得第二次反“圍剿”中第2個勝仗。

5月22日，紅軍又在中村殲滅了前來增援的國民黨軍第27師先頭部隊一個旅大部。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第3個勝仗。

紅軍幾天之內 連續取得勝利，為整個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一戰也令眾人看出，毛主席在軍事上確實有獨到的天賦。

1931年5月24日，蘇區中央局恢復了幾個月前取消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并以毛主席為前委書記，統一領導作戰及戰區的地方工作。

中央局委員任弼時后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還提到一件事：

“代理書記項英“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求中央批準。”

1931年10月，臨時中央批準了毛主席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

同年12月，周恩來抵達蘇區后，正式接任了蘇區中央局書記。

1943年11月，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期間，在日記中回憶起第二次反“圍剿”時期的一段經歷：

“未到中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中區后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干。”特別是在國民黨大軍壓境之際，毛澤東深察敵情，臨機果斷，指揮若定，使他深為折服。而代理書記項英則“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