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日掛中天》導演蔡尚君：“刀鋒銳利，是向善的決絕”

訪并文 陳智廷

威尼斯當地時間2025年9月1日下午2點，我有幸在威尼斯麗都島 Palazzo del Casinò 中、149座位的沃爾皮廳（Sala Volpi），一睹為快蔡尚君導演入圍威尼斯主競賽的《日掛中天》。值得一提的是，5天之后，當地時間9月6日，該片女主辛芷蕾在第8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榮獲沃爾皮杯最佳女演員獎。

《日掛中天》片名出自粵劇《紫釵記》（1957）中最有名的《〈劍合釵圓〉段落〉：夫妻久別重逢，李益向霍小玉歌頌真愛的“日掛中天格外紅，月缺終須有彌縫”，寓意與磨難和解、破鏡重圓，并將電影意蘊根植于拍攝地廣東。自片頭開始，辛芷蕾飾演的36歲女主角美云牽引觀眾情緒直到片尾，表演幅度廣闊、情緒細膩，榮獲威尼斯影后實至名歸。

在我看來，《日掛中天》格外真實，劇情雖經虛構與編排，但角色讓觀眾共情，仿佛從環境中有機生長出來，歸功于蔡尚君與妻子韓念錦合作編劇。有意思的是，雖然全片由女主驅動，卻并非那種內心強大、事業愛情兩得意的“大女主”戲，而是聚焦于生育、工作、愛情等現實的不容易。美云是一個在矛盾中掙扎、在生活中求存的女性，不是傳統道德意義上的好人或惡人，也不是很討喜，但她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懷孕時，她躺在醫院照超音波，醫生的畫外音冷冷地告知沒有胎心。她努力工作，作為一個東北人，在廣州十三行誠大時裝廣場經營“美云的店”，直播帶貨賣衣服。顧客因質量問題要求退貨，她剛下播就立刻扮演客服，還得與同樣經營困難的制衣廠溝通退貨，用粵語說是“一腳踢”。無獨有偶，文晏導演入圍柏林主競賽的《想飛的女孩》（2025），靈感同樣來自時代變遷下的服裝市場。

愛情方面則更加復雜，美云在過去與未來、道德與情感之間羈絆糾纏。用佛教因果的說法，這是一種“相欠債”。她的舊情人是本地韶關人葆樹（張頌文飾），兩人恩怨糾葛源于五年前的肇事逃逸，葆樹替美云頂罪入獄，但美云早已不愛他，“恩大于情”。她拋棄了他，卻始終感到內疚和虧欠。這份恩情，還得了嗎？葆樹提出去美云家住。她肚子里已經有和其峰（馮紹峰飾）的孩子，但其峰已有妻女。與此同時，其峰收到威脅短信 “你會付出代價的。”情節狗血中見寫實，寫實中藏隱喻。在被困電梯時，葆樹讓美云先走，恰如五年前命運的重演。

不只是女主，電影中似乎每個人都處于某種困境，正如葆樹所說，“真的不知道怎么樣能好起來。”整部影片的壓抑郁悶延續至片尾，最終透過美云突如其來、存在主義式的一刀，刺穿罪咎與悔恨。面對無法脫離困境的挫敗，這既是暴力的宣泄，也是一種打開溝通、和解、原諒與贖罪的契機。

| 訪談 |

時間：2025年9月3、4日

地點：威尼斯麗都島 Albergo Quattro Fontane

導演蔡尚君 受訪者供圖

陳智廷：請問《日掛中天》拍攝想法的緣起是什么？

蔡尚君：我前兩部作品《人山人海》（2012）和《冰之下》（2017），后者的英文名是 The Conformist，其實都在關注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反抗。

《人山人海》表達的是當時內心的憤怒，對人物遭遇的不公不義的抗爭。一個微弱的個體能產生奇跡，是我內心的一種記錄。《冰之下》則想寫的是人在時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狀態，就是肉身太沉重。我們平常說“肉身太重了，想往上升一點”，就像普通人拔著自己的頭發想要上升一樣，基本上不太可能。《冰之下》寫的是人性的墮落，主人公最后選擇了同流合污。

大概從2017年之后，我就開始準備《日掛中天》。那幾年疫情期間要拍電影挺艱難的。疫情后，大概從2022年開始，我好像看到了一些希望，電影院慢慢開始重新復工。在疫情期間，我和我太太韓念錦一起合作編劇。我們后來去了趟長沙，等于“逃”出北京，相對自由松快一些。

在這段時間里，我的內心不再滿足于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與反思，我更想關注中國人在這種環境下的精神生活——一種復雜多樣、充滿曖昧性的精神生活。我去凝視日常生活，每一個時刻的層疊中漸顯出生命的秘義，那種隱藏的意義（hidden meaning），更直白一點，是一種秘密的意義（secret meaning）。就是在日常中看到不一樣的關聯：人與事物、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聯性。

我看加拿大女作家門羅（Alice Munro）的書，她的作品我讀了很多，非常喜歡，也深受啟發。是否能看到日常之下的不正常，這一點特別重要。你需要找到一種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生活。她覺得生活處處都是素材，她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枯竭。

有些年輕導演問，寫完自己的經歷、童年、家庭這些緊密關系之后還能寫什么？門羅的回答是：只要有不同的心和眼光去看事物，新的意義就會不斷出現。

這也是我太太韓念錦的第一部編劇作品。我們這次合作，在寫作方法上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可能會先有宏大的主題、人物設定、情節段落的預設；但這次，我們完全拋棄了這些預設。

陳智廷：劇本創作期間，就已經決定在廣州拍攝嗎？

蔡尚君：對，一開始就是。為什么寫廣州？因為《冰之下》拍的是冰天雪地，太苦、太艱難了（笑），我就說下次我們找一個感覺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覺得廣州是最合適的，因為它有一種時間的縱深感，有中國過去三、四十年變化的歷史印記和時間痕跡，幾乎濃縮了這四十年的社會轉型。從最早的城中村，到如今最繁華、最現代化的城市面貌，廣州都完整地承載著這種轉變。

廣州緊鄰香港，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窗口，是發展的前沿陣地。時尚風潮多從香港傳入，包括觀念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逐漸傳播開來，影響并輻射到大陸內部。我們聽的流行音樂、穿的衣服，很多都是那個時候從南方傳來的。那時候“倒爺”都往廣東、深圳、廣州等地跑，在時差、物理空間差中做生意，這些人也在城市中留下了許多印記。

我們覺得這個故事就該發生在廣東，所以將男主角設定為本地人，這也是為什么選擇了張頌文老師。但女演員則設定為一個外來者——一個來到廣東工作、并最終留在當地生活的人。

劇本就是這樣，通過人物關系的內在邏輯，一點一點地發展出來的，我們并沒有完全跟著某種大的情節邏輯去走。

《日掛中天》劇照 受訪者供圖

陳智廷：和韓國攝影師金炫錫的合作過程如何？

蔡尚君：非常好。我很喜歡他拍的兩部作品，一部是李滄東導演的《詩》（2010），另一部是王小帥導演的《地久天長》（2019）。我覺得他的攝影風格特色是提煉。他能讓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不那么雜亂，焦點視點更單純凝聚。

這次我們用了40毫米的鏡頭，這是一個相對古典的焦段，介于廣角和50毫米的標準鏡頭之間，可能更適合用來跟蹤人物、追隨人物的感受。這次導演、攝影都選擇了“往后退”，盡量隱在敘事之后。影像上不去炫技，導演上更不去炫技。劇本其實是很傳統的劇情結構，沒有任何閃回。我寧可直接說，也不想通過閃回來展示過去的情節。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表述，過去的故事就一點一點，通過不同層次、幾段內容慢慢補充出來。

我希望能保留文學的曖昧性與多義性。每個人物在不同階段的心理反應和敘述角度，應該交由觀眾去判斷、梳理和想象，從而構建他們心中的故事和真相。

陳智廷：我注意到，西方媒體和華文媒體對《日掛中天》的解讀似乎不太一樣。西方評論更強調“罪惡感”（guilt），您怎么看這個差異？

蔡尚君：“罪”的概念在西方宗教傳統中有一種深入骨血的認識與體驗，像“原罪”的觀念，他們理解得非常清晰明確。創作劇本時，我和編劇韓念錦老師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她在德國學習多年，熟悉德語的思維方式。德語是種非常嚴謹理性的語言，對詞語和概念的界定特別清晰，是種哲學的邏輯思維方式。

而中文的表達則更含混，很多意思是隱含其中的，留給讀者或聽者去體會。罪惡感對西方人來說是極其明確的心理和倫理機制；而中國人對道德的理解往往沒有那么清晰，我們雖然常常談道德，但很少像西方人那樣去深入剖析道德的結構和運作邏輯。相對來說，我們往往選擇含混地略過，不愿意明確討論。

《日掛中天》其實和中國傳統的情感經驗息息相關。像償還、犧牲、救贖這些概念，在中國文化中并不像在西方宗教體系中那樣被嚴格定義。我們理解“救贖”往往是一種本能的“還”，而非宗教意識里的救贖。

中國人對“贖罪”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而是將“善惡”看作內在的本能，但善惡其實是一體兩面。普通人可能只能做到小善小惡，而真正的大善大惡，往往來自那些擁有巨大能量的人。而“大惡人”也可能在某個時刻“一念成佛”，因為他有利他的無私精神，不求回報，這種轉變并不符合西方式的道德二元論。相比之下，西方人對償還、犧牲、洗罪等概念的理解更傾向二元對立，非黑即白，是非分明。

而我想表達的，是中國人情感經驗中的曖昧性和多義性。人性是駁雜多義的，并非簡單二分的好人壞人。人的一念可能是善，下一念可能是惡。正是這種兩難選擇與糾結，才是我想表達的核心：人性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滿模糊矛盾。

《日掛中天》劇照 受訪者供圖

陳智廷：從劇本結構來看，《日掛中天》的核心事件是一場交通事故。在構思中國式的道德困境時，為什么選擇交通事故作為故事核心？

蔡尚君：我身邊有位朋友，因為酒駕出了嚴重事故，雖然賠了很多錢、也與對方達成和解，最終還是被判刑三年半。如果沒有達成和解，判得可能更重，就像我們劇本中設定的五年。這類交通事故一般判三到七年，如果主動賠償、態度好一些，可能量刑會輕一點。

為什么選交通事故？因為我不想讓這個“罪”太絕對、太嚴重，否則就無解了。交通事故是偶然無意的傷害，不是預謀犯罪，更貼近日常，也更貼近普通人可能遭遇的處境。有意犯罪的主觀意識太強，因果鏈復雜，而交通事故更能反映生活中的意外與遺憾。

葆樹因為愛的沖動，本能、無私去頂罪，但他根本沒想過后果。我們常講菩薩、耶穌的大愛，那種無私利他，但現實中普通人往往承受不了后果，現實的殘酷會讓人后悔動搖。我查過很多案例，也問過不少人，幾乎沒有人能堅持太久。一般不超過一個月，有的兩三天就招了，說“我是替人頂罪”，因為他受不了了。

就像葆樹說我也后悔了，因為你跑了。你跑了我馬上就想把你舉報，讓你進來。但我轉念一想，我把你舉報了，你進來了我也出不去，我還是有罪，那就算了，咱倆何必呢。普通人永遠在得失之間徘徊，游移不定。

美云是有道德底線的女人，不是一個純粹的壞人。她是有罪之身，為此經歷磨難，本能愧疚。電影圍繞她在36歲這個年齡，一個月內經歷的情感生活巨大變故。她發現自己再次懷孕，牽扯有婦之夫其峰。我覺得他們之間是真愛，是有真實感情基礎的，只不過各自都處于生活的困境中，也有各自的軟弱。

美云和其峰之間有前史。她第一次懷孕時，因為其峰家庭的壓力，被迫墮胎。這次懷孕讓她忐忑不安，可能是新的開始，也可能是命運的重復。同時，她又見到了分開七年的戀人葆樹。她內心的愧疚促使她回去看他一眼，沒想到牽扯出后面的發展。

葆樹其實一開始不想再見她，他想“何必再揭開過去的痛”。如果他選擇報復，這個故事很快就結束了，無非又是一樁命案。但他沒有，他決定吞下所有的苦果。因為認罪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當然想過要舉報她，但又覺得我也沒招了，就算了，我認命。美云說她認命了，其實真正認命的是葆樹。所有的后果、苦果，都是他一個人在吃。葆樹是三個人中，生活在過去、只有過去沒有未來的一個人。

《日掛中天》劇照 受訪者供圖

美云內心有藏不住的過去，灼熱的痛感。她和其峰之間的未來是未知、曖昧、不確定的。但當其峰的女兒發生事故之后，一大一小兩個女性面對面、四目相對，美云從小女孩眼睛里已經讀懂了：這個女孩不可能接納她。對其峰來說，最愛的是他的女兒，其次才是美云，最后才是他的妻子。

美云明白其峰走不出這種羈絆，所以他們的感情，在醫院那一場談完話無疾而終了。一個女人把她藏了多年的底牌全告訴了現在的情人，她沒有任何選擇了，聽天由命等男人選擇，知道最壞的結果是什么。但其峰最后還是站起來，先去照顧孩子。美云心里清楚，他們之間不可能再有未來。那場戲，就是兩人情感的無疾而終，他們一左一右走出了醫院。

美云其實還抱有希望，她渴望一種新生命的可能。她對其峰說，“我們會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沒敢說真話，因為她知道真話無非就是現在不可能。她借著一條外來的短信，拐彎抹角地問他：“如果沒有這個短信，你還會提離婚嗎？”其峰回答：“我會。等以后我們會有自己的孩子。”這或許只是一個口頭承諾，不管是真是假，至少給了她一點點心理寄托。

結果是，她的感情無疾而終，工作也不盡人意，現實生活做生意很難，她在努力適應時代變化。她與葆樹重新糾纏的過程中，她嘗試去“還”，試圖尋求原諒。但最后，她也不知道該怎么還、拿什么還，因為這種“還”無可量化。

葆樹想要的，無非就是想和美云一起生活。他試探過這種可能性，但我覺得他自己心里也挺絕望的。當電梯的偶然事件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命運的時候，在他們二人四目相視的時刻，兩個人的眼神都在這一瞬間，從焦灼的慌亂變為看透彼此靈魂的凝視，是對彼此境遇的警醒。葆樹突然意識到：不管經歷了怎樣的傷痛，他依然愛著這個女人，還是會本能地保護她，還是會為她心動，還是會重蹈覆轍。所以那一刻，不是什么溫情復燃，而是他就是那樣一個人，本能地會說“你先走，你別管我。”

《日掛中天》劇照 受訪者供圖

陳智廷：導演如何詮釋美云在車站刺出那一刀的動機？

蔡尚君：美云在這個月里，經歷了強烈的渴望與不斷的剝奪。她渴望被原諒，渴望生活能改變，渴望出現新的可能。但現實卻一再令她失望：感情無疾而終，工作不盡如人意，和葆樹的糾纏也始終無法厘清。她求而不得，而葆樹也選擇了離開。因為他知道她懷孕了，他只能走。

就在車站，她追了出去，想挽留。新的可能，無意間徹底破滅了。所以我覺得，那一刻的美云，是極度絕望的，同時懷揣極致的渴求，想抓住這個男人，求得一句話，哪怕只是一句話。她知道，這一次分別，很可能就是永別。命運不會再給她機會了，就算以后有機會，這個男人也不會再認她了。她意識到，余生只能懷揣這份沉重的痛苦繼續生活，沒有解脫，沒有釋放。

這種痛，比她五年前離開時的愧疚更加劇烈。在那樣的情緒極限下，我并不覺得這是一次“有意的謀殺”。反而更像加繆的《局外人》里，“光一閃”，刀子就拿起來了。也許她想把他留住，也許她想用這一刀換來內心的釋放。

這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情境，各種情緒和心理全都集中在那一刻爆發。她這一刀，可能是為了自己“好過一點”；也可能是“求得解脫”；也可能只是出于“你別走”的本能。這些解釋全都成立。不同觀眾去看，都會有不同的理解，我覺得這正是它的多義所在。

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徹底的悲劇。所以我在導演闡述里寫了一句話，“刀鋒銳利，是向善的決絕。”

從外在來看，舉刀是惡，是一種暴力行為。你捅了人一刀，這是客觀的暴力。但從她的發心來說，是善的。她是在極端的痛苦中努力靠近“善”，就像我們抓自己頭發試圖往上提，但肉身太沉重了。靈魂想上升，卻被現實拽住。但她的初衷，是想把這個罪抹掉，她想問的是：“你能原諒我嗎？”她不是要殺他，她是要“求得寬恕”。

佛教由“發心”判斷行為。如果一個行為的發心是善的，那么即使手段是暴力，從念頭（而非法律）的角度來看，能量仍然是善的。所以我說，這一刀，是她向善的決絕，是一個普通女人在絕境中做出的壯舉。我們普通人，可能根本做不到。

當然，也還有另一種結局的可能：她給了自己一刀。作為一個有罪的人，她要懲罰自己，但她不是那么理性的人。

回到兩人關系上，兩人相擁而泣，男人像動物般突然吼出來，那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的力量。他在喊：“你在干什么！”但不是通過語言，而是情緒。他們都不是理性的人，他們是被命運壓迫的普通人，是情緒深處的動物。

《日掛中天》海報 受訪者供圖

這一刻，他們不再通過語言表達怨恨，而是在釋放長久的憤懣。男人當年是光明的，是善的，是有道德光環的，但是他有所求、有怨求。人就是這樣，一念是善的，下一秒就可能充滿怨恨，這就是葆樹。他在那一刻，看到了美云的痛，和他自己的痛是一樣的。

那是“同體共悲”，在苦難中看到彼此的鏡像。兩個人的痛苦是相通的，是可以共振的。正因為如此，那一刻他們和解了。男人的心墻塌了，他明白了這個女人真正的訴求，于是他們相擁。

接下來的結局是開放的：他們可能走，也可能留下。但那一刻，是在黑暗中有一束光亮了一下。不是終結，而是給了一個新的可能，一個開始的亮點。

（本文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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