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N 2025 |?林洪麗教授：aHUS診療的關鍵三問——如何從一份危急化驗單為腎臟“搶時間”？

aHUS的診療已進入“早期干預、精準管理”的時代，補體檢測與抑制劑的應用是推動這一進步的“雙翼”。

2025年10月21日至25日，中華醫學會腎臟病學分會第二十八屆學術年會（CCSN 2025）在鄭州隆重召開，補體相關腎病的機制與診療進展成為大會熱點議題之一。補體系統異?；罨诙喾N腎臟疾病中的作用日益明確。以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癥綜合征（aHUS）為例，這類罕見而危急的血栓性微血管病（TMA）的預后，極大程度上依賴于早期的精準識別與及時干預。

為提高臨床醫生對aHUS的警覺性與診療能力，我們于會議期間特別邀請到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林洪麗教授，圍繞“從一份化驗單揭秘aHUS的診與治”這一主題，分享了她的深刻洞見與臨床實踐經驗。林教授的講解抽絲剝繭，從一張危急值化驗單切入，逐步揭示了aHUS診療理念的深刻變遷?，F將精彩內容整理如下。

警報拉響：透過化驗單識別TMA

Q：假設一位臨床醫生拿到一份患者的急診化驗單，上面顯示血小板顯著減少、血紅蛋白急劇下降、血涂片可見破碎紅細胞，同時伴有血清肌酐升高。在您看來，第一時間最應該將哪個疾病納入鑒別診斷？為什么？

林洪麗教授：

這份化驗單是提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貧血、血小板減少和急性腎損傷”的高度危急信號，應首先考慮為TMA。

TMA的典型“三聯征”包括[1, 2]：

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貧血（MAHA）：表現為血紅蛋白下降、外周血出現>1%的破碎紅細胞，伴乳酸脫氫酶（LDH）升高和結合珠蛋白降低；

血小板減少：因微血栓消耗導致，常較基線下降超過25%；

多器官受累：腎臟是最常見的受累器官之一，也可累及中樞神經、心血管和胃腸道等系統。

TMA是一個疾病框架，包含了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TTP）、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相關性溶血性尿毒綜合征（STEC-HUS）和aHUS[2]。因此，臨床上一旦識別TMA，必須迅速進行病因鑒別：

首要鑒別TTP：立即送檢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ADAMTS13）活性，若結果正常（ADAMTS13活性＜10%）和（或）抗體陰性，則可排除TTP；

其次排除STEC-HUS：詳細詢問腹瀉、腹痛等前驅感染癥狀，必要時進行志賀毒素檢測；

最終考慮aHUS：在排除上述兩者后，結合腎臟突出受累等特點，臨床可考慮診斷為aHUS[2]。

因此，當這樣一份化驗單出現時，臨床醫生的反應必須迅速而精準。我們馬上應該去做的，就是要立即送檢ADAMTS13的活性。這是區分TTP與aHUS或STEC-HUS的關鍵。若ADAMTS13活性>10%，則可排除TTP；再結合病史（如腹瀉等）排除STEC-HUS后，aHUS的診斷便可基本成立[2]。

探尋根源：補體檢測——從“可選項”到“必需項”

Q：一旦懷疑是aHUS，接下來就需要探尋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補體基因突變或抗體等病因。對于臨床醫生而言，啟動補體相關檢查的時機和指征是什么？您如何看待這些基因或功能檢測在當前診療環境中的重要性與可及性？

林洪麗教授：

aHUS的核心發病機制是補體系統的異常活化，因此，啟動補體相關檢查是連接初步判斷與精準治療的關鍵步驟。此前，aHUS的治療主要是進行血漿置換治療?，F在我們已經知道了這種對癥的治療存在局限性[3]，一定要過渡到對因的、根本的治療。而要實現對因治療，明確病因是前提，這就使得啟動補體相關檢查成為最關鍵的一步。

aHUS的治療爭分奪秒，時間就是腎臟，所以啟動時機應盡可能提前：

一旦臨床懷疑aHUS，或TMA診斷明確且ADAMTS13活性>10%，就應立即啟動補體檢測；

不應等待血漿置換或免疫抑制劑療效不佳后再進行，以免延誤治療。

補體相關檢測內容是一個全面的組合，包括：

血清補體檢測：C3、C4、可溶性膜攻擊復合物（sC5b?9）、血漿總補體活性（CH50）、補體旁路途徑活性（AH50）等；

補體基因檢測：如CFH、CFI、C3、MCP等；

自身抗體檢測：如抗CFH抗體[1]。

補體檢測的意義已遠超科研范疇，成為精準治療的必需項。它不僅能輔助識別不典型病例，更在指導治療決策、評估復發風險、判斷停藥時機以及進行腎移植前風險評估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4]。隨著檢測技術的普及和第三方機構的參與，補體檢測的可及性已顯著提高，盡管仍存在周期與費用等挑戰，但其在aHUS個體化管理中不可或缺。

理念革新：從“等待確診”到“為腎護航”的診療之變

Q：aHUS的診療理念似乎正在從“完全確診后治療”向“基于高度懷疑的早期干預”演變。您認為這一轉變背后的驅動因素是什么？這對于我們理解罕見危急重癥的“診斷”與“治療”的關系，帶來了哪些新的啟示？

林洪麗教授：

這一診療理念的轉變，核心驅動在于學界對補體異?；罨赼HUS發病中的核心作用形成了更深刻、更統一的認識[5]，并伴隨著臨床病例經驗的持續積累。我們認識到，補體相關檢測的結果，其意義遠超確診本身，它對于把握治療啟動時機、評估患者的遠期復發風險、制定長期的管理策略都至關重要[1]。正因如此，在臨床實踐中，我們不能再被動地等待基因檢測這類周期較長的結果。

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一旦患者被診斷為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且ADAMTS13活性檢測結果不低于10%，并排除STEC-HUS、診斷為aHUS后，就應當立即啟動針對aHUS的治療。這種診斷與治療幾乎同步的“早期干預”模式，對于保護患者腎功能、改善遠期預后具有決定性意義。而補體相關檢測的結果，將為后續的精細化管理提供關鍵依據。該結果有助于回答兩個核心管理問題：第一，確定個體化的治療療程與停藥時機；第二，精準評估疾病的遠期復發風險[1, 4]。

綜上所述，aHUS的診療路徑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從過去必須獲得全部證據后的“完全確診后治療”，轉向了基于高度臨床懷疑的“盡早啟動治療”。這一轉變的核心宗旨，即在于最大程度地保護腎臟功能。我們相信，隨著更多補體抑制劑的問世、治療費用的逐步降低，以及在醫保政策和臨床研究成果的共同推動下，aHUS的臨床結局將得到顯著改善。盡管aHUS目前被定義為罕見病，但隨著檢測技術的不斷進步，其檢出率必將提升，從而使更多患者得以被早期發現并獲益于精準治療。

小結

在本次訪談中，林洪麗教授以一份危急的急診化驗單為引，為我們清晰地勾勒出aHUS從識別、鑒別到精準干預的完整臨床路徑。她的分享不僅傳遞了前沿的學術知識，更蘊含了深刻的臨床智慧：對于aHUS這類危急重癥，“時間就是腎臟”，早期的臨床懷疑與積極干預，其本身即是一種高效的診斷策略。

診療理念的演變，源于對疾病機制認識的深化和靶向藥物的進步，其最終目的是為患者搶得生機，守護腎功能。林教授的見解，無疑為廣大臨床醫生在應對這類罕見且兇險的疾病時，提供了寶貴的思路與方向。

專家簡介

林洪麗 教授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內科主任

• 主任醫師，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 大連醫科大學腎臟病研究所所長

• 中國醫師協會腎臟內科分會副會長

• 中華醫學會腎臟病學分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腎臟藥理學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醫院協會血液凈化中心分會副主任委員

• 遼寧省醫學會腎臟病學分會主任委員

• 遼寧省醫師協會腎病學醫師分會會長

• 遼寧省腎臟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 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國務院特殊津貼

• 獲中國醫師獎，國之名醫·優秀風范

• 承擔國家衛計委公益性行業專項，國家自然科學重點項目等國家級項目20余項，在

  KI

  Molecular Therapy

  Biomaterial

  等雜志發表 SCI論文120余篇。

參考文獻：

[1] 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多學科共識協作組. 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多學科診療實踐專家共識（2025版） [J]. 中華內科雜志, 2025, 64(05): 396-411.

[2] 上海市醫學會腎臟病專科分會,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癥綜合征診斷上海專家共識》工作組, 汪年松.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癥綜合征診斷上海專家共識 [J]. 上海醫學, 2025, 48(1): 1-9.

[3] 中國罕見病聯盟兒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專業委員會, 國家兒童醫學中心, 《中華實用兒科臨床雜志》編輯委員會. 中國兒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診治專家共識(2023版) [J]. 中華實用兒科臨床雜志, 2023, 38(6): 401-12.

[4] Vivarelli M, Barratt J, Beck L H, et al. The role of complement in kidney disease: conclusions from a 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 Controversies Conference [J]. Kidney Int, 2024, 106(3): 369-91.

[5] 于峰, 趙明輝. 補體與腎臟病，需要重新認識 [J]. 中華內科雜志, 2015, 54(03): 173-5.

本文受訪專家：林洪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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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編碼：CN-170606 過期日期：202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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