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化退圈，連滾帶爬

拄著拐杖唱“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的老牌歌手鄭智化，最近遇見了一場算不清的痛。

11月3日，鄭智化清空微博。此前，他發布25分鐘視頻，宣布自己將封麥退出歌壇，并將在3日內關閉微博。他稱：“噴子們把我的微博當公共廁所，不再參與無意義爭論。”

事情的起因是，10月25日，身為輪椅旅客，他在深圳機場登機時陷入窘境。航班停在遠機位，升降車抵到艙門口，卻與機艙地板差了25厘米。輪椅推不上去，腿也邁不過去。

感到不快的鄭智化忍不住連發兩條微博炮轟。

他將自己狼狽、喪失尊嚴的登機體驗形容為“連滾帶爬”，抨擊深圳機場對待殘障人士的態度“沒人性”。他說，這不是第一次遭遇這樣的刁難，讓他有了引退的念頭。

深圳機場隨即發布通告，解釋升降車無法調整高度的技術原因。

個體的發聲讓日常被遮蔽的群體困境被看見、被回應，本是好事。但不到48小時，加速版的現場監控錄像流出，情況急轉直下。

視頻顯示，那25厘米確實存在。年過六旬的鄭智化嘗試拄著拐站立而不得，一名工作人員只能艱難攙扶，抬起他的雙腿一點一點挪進艙門。

那個過程，別人只要從從容容一秒鐘，他卻花了三分鐘。

就這樣，鄭智化的隱私和弱點被赤裸裸地公之于眾，輿論反噬而來。因為情緒化的表述，鄭智化被綁上非完美批評者的柱子，這場本應嚴肅討論的風波淪為一場娛樂化批判。

高呼“反轉”的網友，有人摳字眼，稱不存在物理意義上的“連滾帶爬”，有人數有幾個服務人員，論證“冷眼旁觀”不屬實，批判鄭智化矯情、煽動情緒。更有甚者，控訴鄭智化誹謗，斥責他的憤怒是特權。

那25厘米成了文明的分水嶺。對殘障人士來說，那是身體的坎；對其他人來說，那是共情的坎。

鄭智化最終道歉。他稱“連滾帶爬”是一時氣憤的遣詞，希望不要影響服務人員，并表態：“因事件引發的對少數群體利益的關注，比我個人感受意義更大。”

可道歉后，風波愈演愈烈，鄭智化成為“全民公敵”。關于8500萬殘障群體困境的討論，也淹沒在罵聲中。

我們為何總是糾正憤怒的情緒，卻很少正視憤怒背后的現實？

若不是這場風波，鄭智化的名字或許早已蒙塵。

1992年8月，“92圣火”晚會上，鄭智化拄著拐杖站在舞臺中央，反復唱出“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擦干淚不要問為什么”，那股滄桑倔強、情感濃烈的嗓音打動億萬觀眾。

次年春晚，小品《追星族》中，趙麗蓉一句玩笑讓“鄭智化”成了全民偶像：“鄭成功是誰？——鄭智化的弟弟！”

那一年，鄭智化就是頂流，是九十年代的勵志代名詞。

此后，《水手》和《星星點燈》傳遍大街小巷，“勵志歌手”的標簽，也緊緊貼在他身上。

鄭智化在央視“92圣火”晚會演唱《水手》

鄭智化的故事足夠勵志，但“勵志歌手”是他人生底色中最淺薄的部分。

他兩歲罹患小兒麻痹，七歲前只能爬行，經過手術治療，雖然能站立，但終生只能拄拐行走。

盡管身體不便，沒背景沒后臺，沒系統學過音樂，鄭智化卻在娛樂圈闖了出來。

但鄭智化從未接納過這個標簽。他拒絕將苦難浪漫化，“勵志”在他看來，是公眾對殘障人士的偏見。

鄭智化談殘障與創作

或許是七歲以前一直靠爬行移動身體，鄭智化天生看東西的視角和別人不太一樣。

他骨子里是一個“反叛的朋克”。

“智化”取自佛語，用來降服他天生叛逆之氣，但他這一生，從沒成功“智化”過自己。他另類、自我、孤傲，甚至有點憤世嫉俗。

和他的偶像——存在主義作家卡夫卡一樣，鄭智化總是一臉不忿地審視善與惡之間的灰色地帶。

他的歌詞像鋒利的手術刀，切向社會系統的縫隙，也像一面鏡子，照見人性中的虛偽。

可正因為如此，他的歌才有力量。

年輕時的鄭智化

人們只記得《水手》中“擦干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的鼓舞人心，卻忽略了“驕傲無知的現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過的海洋和天地”對人性貪欲的批判。

他寫出歌曲《蝸牛的家》，諷刺當年臺北飛漲的房價，“我身上背著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卻永永遠遠跟不上，飛漲的房價……”

《水手》MV截圖

他作品中對社會、對人性的針針見血的批判力度，來自于他始終沸騰的情感，敢怒敢言的膽識。

但他的表達同時也是情緒化的、激烈的、有漏洞的。因此，他常常因為語出驚人而卷入是非爭端。

1990年，29歲的鄭智化在新加坡宣傳新專輯《單身逃亡》，卻因為“新加坡讓我感覺像個被閹割的男人”的不友善言論，幾乎斷送了他在新加坡的發展之路。

時隔35年，兩鬢掩不住白發的鄭智化才低調去往新加坡。

年輕時的鄭智化

在日益偶像化、商業味漸濃的90年代華語樂壇，鄭智化的嚴肅表達顯得格格不入。

1998年，他選擇淡出樂壇，有人說因為那時他太幸福了，賺了錢，有了愛人和家庭，也有人說，因為他想寫的歌已經寫完了，他想痛斥的問題也唱遍了。

自那時起，鄭智化雖然鮮少通過音樂表達，但他骨子里的憤怒沒有冷卻，他沒有停止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

2016年剛注冊微博時，因為看不慣當代娛樂圈亂象，鄭智化發博諷刺道：“這個年頭只要上過綜藝節目就叫藝人，參加個歌唱比賽就叫歌手！那我今天釘釘子扎到手，是不是也可以自稱為耶穌？”

不僅諷刺娛樂圈，他還怒批社會亂象。2021年，60歲的鄭智化自創一套犀利的書法式點評風格，多次喜提社交賬號禁言。

盡管如此，鄭智化遇到自己看不慣的社會問題，還是會大膽發聲。

鄭智化書法作品

這一次，鄭智化“口不擇言”并不意外。他的表達還是那么犀利、直給，也依舊裹挾著爭議。

鄭智化用“連滾帶爬”形容被服務人員“提溜”進艙門時尊嚴盡失的痛感，這本是玩梗。

出自用王世堅金句改編的流行神曲《沒出息》，“我本來應該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現在是匆匆忙忙連滾帶爬”。

他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達：目前社會系統的無障礙設施距離真正的平等存在落差。

但輿論場徹底失焦，玩起咬文嚼字的游戲，辯駁鄭智化登機時并沒有真的“連滾帶爬”。

換言之，如果鄭智化當時用“屁滾尿流”來形容自己的登機體驗，那么他登機時只有真正地大小便失禁，才能滿足看客們的“真相潔癖”。

為什么人們要求他優雅地表達痛苦，卻看不見他沒有被優雅地對待的事實？

在鄭智化的自傳中，有一張黑白照片。他拄著拐杖，走向一輛公交車。

旁邊的文字寫道：“和所有著名歌手最大的不同，是鄭智化關心這個社會，深入這個社會。”

童年時期身體的殘缺和外界異樣的目光，讓鄭智化敏感而自卑，但他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也讓他有一顆超越常人的同理心。

除了諷刺和批判，鄭智化也有著悲天憫人的溫度。他關心那些具體的人和問題，礦工、舞女、打工人……他不高談理想，而是寫下他們的日常與困境。

1984年，中國臺灣海山煤礦的重大礦難，72名礦工遇難。

為了解礦工的真實處境，鄭智化拄著拐杖，親自跑去礦區，和礦工們同吃同住了一個月。

一位阿婆告訴他：“礦工不是死在坑里，就是傷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憐的？都是命哦……”

那一刻，鄭智化深受觸動，“親人的死去，對礦工而言是一種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來大肆渲染的社會問題”，最終創作出歌曲《老幺的故事》。

這首歌的前奏，采樣自礦工在洞底勞作的聲音。他從一位礦工兒子的視角，講述了父親葬身于礦難后，他不留戀家鄉，只身去往城市打拼的故事。

它詮釋了礦工悲慘的命運，也揭露了現代都市文明對人的異化：“家鄉的人被礦坑淹沒，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沒，卻失去了靈魂。”

為了緬懷一位因生活所迫自殺的舞女朋友，他寫下《墮落天使》，記錄她悲慘的命運。

在《中產階級》中，他唱出了都市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和內心的焦慮：“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著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鄭智化為歌曲畫畫

然而，到了今天，在這起因為“連滾帶爬”引發的口水戰中，輿論場卻將這位昔日多次為底層群體發聲的老牌歌手，推向了對立面。

大多數網友自我代入機場工作人員的角色，認為鄭智化發聲是濫用名人效應。作為名人，控訴機場工作人員，是一種權力的不對等。

可拋開藝人身份，就事論事，鄭智化作為一名輪椅旅客，在這次登機過程中，他的身影顫顫巍巍，站立都無法做到，與行動自如的服務人員相比，誰才是弱勢，顯而易見。

網友也擔憂著并未發生的事：鄭智化制造矛盾，會導致機場工作人員被網暴，讓他們丟飯碗。

但鄭智化并未指名道姓。監控錄像流出前，沒人知道工作人員是誰，視頻公開后，真正被網暴的卻是鄭智化。真正能決定誰丟飯碗的，也不是鄭智化，而是機場。

有人說，殘疾人被服務是一種特權，鄭智化被四名工作人員服務，更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但對于鄭智化，這種過度服務，不是特權，而是一種屈辱。

流出的監控視頻經過加速處理，整個過程看似流暢，實際上持續了三分鐘之久。鄭智化像一件貨物，被工作人員圍著研究、反復擺弄。

對鄭智化而言，身體的殘缺被注視、被討論、被視為麻煩，遠比跨不過那道25厘米的坎更狼狽，用“連滾帶爬”來形容這種痛苦不為過。

深圳機場事件監控截圖

那25厘米不只是鄭智化一個人過不去的坎，它也橫在8500萬殘障人士面前。

在上海電視臺《新聞夜線》中，北京奧運會火炬手、殘奧會運動員金晶稱，她理解鄭智化的用詞，身邊有殘疾人朋友甚至字面意義上連滾帶爬進過飛機。

她還分享了殘障社群的真實心聲：“圈內普遍認為鄭智化替我們發聲了。”

她解釋說，即便有工作人員在場，服務流程中的遲疑、設備的不完善都會強化“我是累贅”的心理暗示。這種“協助中的屈辱”是健全人士難以體會的隱形傷害。

那25厘米的高度差，正是無障礙與有障礙、體面與屈辱、共情與苛責之間的真實距離。

金晶認為她可以理解“連滾帶爬”形容詞的用意

鄭智化很幸運。

他擁有名聲、財富和地位，他的發聲有分量，能被聽見、得到回應。

可在8500萬殘障群體中，還有更多人的聲音連傳到門外都做不到。

陳小萍，和鄭智化一樣，也是一名殘障人士。她患有先天性脆骨病，卻樂觀開朗，和三位殘友一起開著改裝三輪車，從深圳出發，跨越28座城市，一路去往布達拉宮，記錄殘友的勵志故事。人們叫她“輪椅上的小仙女”。

然而，沒倒在千里西藏之行的陳小萍，最終卻倒在了繁華都市的一條人行道上。

陳小萍（左）和朋友在布達拉宮前

2021年1月11日，她在深圳寶安沙井參加完助殘公益活動后，像往常一樣坐著輪椅搭乘地鐵回家。

因為去往地鐵站路上的無障礙通道坡度過高、道路不平，她的輪椅側翻，重重摔下。送醫后被診斷為特重型顱腦損傷，三天后離世。

《南都周刊》記者后來推著輪椅實地體驗：從她摔倒處到地鐵站800米的路上，至少有7處“無障礙通道”不平整或被占用。

事發前涉事路口照片

陳小萍們的悲劇，也解釋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實——中國有8500萬殘障群體，卻鮮少在街頭見到他們的身影。

因為很多無障礙設計，看似體面，實則傲慢。

如果無障礙通道存在障礙，對于依賴它們的人而言，不僅不能帶來安全，反而可能增加風險。

而那些不依賴它們的人，卻常常選擇視而不見。鄭智化沒有選擇沉默，他用尖銳的聲音，指出了房間里的大象，也因為此付出了代價。

鄭智化不是第一個吐槽無障礙設施的藝人。

視障脫口秀演員黑燈，也曾多次在節目中吐槽盲道。他說這是“障礙賽跑道”，經常讓他磕磕碰碰，還拋出一個炸場爆梗：“某些城市的不銹鋼盲道雨后極其濕滑，會讓盲人‘瞎滑’”。

節目火出圈后，深圳福田連夜拆不銹鋼盲道。

黑燈吐槽的不銹鋼盲道

可荒謬的設計遠不止如此。

比如，地鐵里分別有兩條盲道，一條鋪到車頭，黑燈調侃：“是讓盲人去開車嗎？”另一條鋪得首尾相連，形成了“盲道閉環”，能讓盲人在盲道上玩一天。

有的盲道把盲人導到輪椅旅客的無障礙車廂，讓盲人們只能站著，說不清是幫助，還是歧視。

還有的地鐵臺階扶手上刻有盲文“小心臺階”，但盲人必須先走到臺階前，再準確地扶上扶手，觸摸到上面的盲文，才能知道這行字。

黑燈調侃道：“這些盲道不會是我們盲人鋪的吧？”觀眾笑聲四起。笑聲里夾著尷尬，因為每一個笑點的背后，都是真實的荒謬。

當黑燈用幽默表達，觀眾笑了。而當鄭智化用憤怒表達，笑聲卻成了罵聲。

在這場罵戰中，黑燈為鄭智化發聲：“發現好多人不懂一個事情，人需要尊嚴。”

他舉了一個犀利的比喻：“在有門的情況下，只需要把門打開我就可以自己走出去，你說不，今天情況特殊，開門太費勁了，我們安排兩個工作人員協助您從狗洞出去，一樣的，都能出去。”

但太尖銳的聲音，總會被圍獵，有人在評論區冷嘲：“反正視頻出來了，黑燈也看不見。”

黑燈吐槽盲人設施

社會總是期待殘障人士堅強、感恩和勵志，然而當他們表達不滿時，就被貼上“矯情”“不理智”的標簽。人們希望他們冷靜發聲，其實是在要求他們安靜受苦。

比起糾正他們的表達，更應該追問，為什么他們要一次次跨越原本不該存在的門檻？

其實早在三十多年前，總搖著輪椅到地壇中去的作家史鐵生，就寫下過類似的呼喊。

他不希望自己因為殘疾有特殊的便利。他希望音樂廳、體育館的建設能多考慮殘疾人，殘疾人和健全人一樣想聽聽音樂、看看球賽，做一些愜意的事。

1992年，他在《減災四想》中寫道，自己分到一套新房，設施齊全。可他坐輪椅出家門才發現，樓房林立，卻不見一處有輪椅的坡道，截癱者住在這里，需要有“把牢底坐穿”的膽魄。

后來，他在五星級酒店門前看到漂亮的輪椅坡道，感嘆：“你們想得真周到。”工作人員回答：“沒有無障礙設計，就評不上五星級。”

史鐵生無奈寫道：就算再過一百年，誰也是進出家門的機會比進出五星級酒店的機會多。

當時他設想，未來住宅小區的建設能立這樣一條法規：“根據下肢殘疾者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每一片新建住宅小區都要有相應數量的樓門設有輪椅坡道，或留出補建輪椅坡道的地方，否則視為違章。”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文字，如今卻依然滯留在設想里。

部分參考資料：

1、史鐵生｜《減災四想》

2、鄭智化 | 《鄭智化的傳奇》

3、南都周刊|“輪椅上的小仙女”不幸去世，殘友盼無障礙通道再平些...

4、中國新聞周刊 | 曾經的頂流，你不知道的另一面

5、搖滾客 | 鄭智化憑什么這么硬？

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