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投資者正以驚人速度從印度撤資，實際情況如何？印度怎么了？

“全球投資者正以驚人的速度從印度撤資”
印度《商業標準報》報道稱，“伊拉拉資本”公司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投資者正以驚人的速度從印度撤資。從地域上看，7月以來撤資最多的是美國基金（10億美元），其次是盧森堡（7.65億美元）和日本（3.65億美元），這表明投資者普遍撤退。這一趨勢的核心是全球新興市場投資組合的轉變。印度在全球新興市場基金中的配置已下滑至16.7%，為2023年1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而2024年9月的峰值為21%。與此同時，中國的份額飆升至28.8%，反映出主動型基金經理的強勢轉向。對印度而言，持續的資金外流凸顯了全球資本流動可能給國內市場帶來的波動。鑒于印度在創業板投資組合中的配置目前處于多年來的低點，短期市場波動可能會加劇。

“全球投資者正以驚人速度從印度撤資”并非空穴來風。

2025年以來，印度資本市場的資金外流態勢已成為全球經濟關注的焦點，這一現象背后既折射出短期政策沖擊，更暴露了印度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

一、撤資潮的真實圖景：數據揭示的嚴峻現實

判斷外資是否“加速撤離”，最直接的依據是資本流動數據，而印度近期的表現堪稱“斷崖式下滑”。

在股市領域，2025年全年外國投資者從印度股市撤出的資金已超過170億美元，這一數字與2023年200億美元的凈流入形成天壤之別，使印度成為亞洲外國投資組合資金流出最嚴重的市場。從撤資來源看，美國基金以10億美元的撤資規模居首，盧森堡和日本基金分別撤出7.65億美元和3.65億美元，顯示全球主要投資力量對印度市場的集體謹慎。這一趨勢直接反映在全球資產配置中，印度在全球新興市場基金中的配置比例從2024年9月21%的峰值跌至16.7%，為2023年1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同期中國的配置份額已飆升至28.8%。

比股市短期波動更值得警惕的是長期投資的退潮。外國直接投資（FDI）作為衡量經濟體長期吸引力的核心指標，在印度遭遇歷史性下滑：2024—2025財年，印度凈FDI從上一財年的近100億美元驟降至3.53億美元，同比暴跌96.5%；到2025年5月，凈FDI更跌至僅3500萬美元，同比下滑98%，8月甚至罕見出現-6.16億美元的負值。更值得深思的是，印度央行將這種異常波動解讀為“市場機制成熟”的信號，反而凸顯了對問題的回避態度。

資金外流已引發連鎖反應：2025年以來盧比兌美元匯率下跌逾3.7%，印度基準股指Nifty 50罕見跑輸區域內其他指數，企業融資成本顯著上升。盡管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強調“外資外流并不令人擔憂”，且外資在印度公開市場的直接占比不足1%，但這種信心表態難以掩蓋資本用腳投票的現實。

二、撤資背后：內外因素的雙重絞殺

外資撤離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偶然現象，而是全球環境變化與印度內部缺陷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 外部沖擊：全球資本流動與美國政策施壓

美元走強引發的全球資本回流是新興市場共同面臨的挑戰，印度也未能幸免。作為以美元計價的資產，新興市場在美元升值周期中往往面臨資本外流壓力，而印度的脆弱性使其受沖擊更為嚴重。

美國的針對性政策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大多數印度商品加征50%的高額關稅，直接打擊了印度鋼鐵、鋁制品、紡織品等出口導向型行業，投資者對企業盈利前景的擔憂持續升溫。同時，美國大幅提高H-1B臨時工作簽證費用，將原本1500美元的年費飆升至10萬美元，這對印度支柱性的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造成致命打擊——該產業依賴H-1B簽證向美國輸送技術人才，簽證成本激增直接推高企業運營成本，削弱國際競爭力。

• 內部頑疾：投資環境的系統性缺陷

如果說外部因素是誘因，印度內部的營商環境缺陷才是資本撤離的根本原因。

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執法的隨意性讓外資望而生畏。印度法規體系龐雜且內容模糊，商業領域存在大量刑事處罰條款，推高企業合規成本。更嚴重的是“選擇性執法”成為常態：小米被凍結48億人民幣資產，OPPO被要求補繳巨額稅款，美國通用汽車2017年停止在印銷售后，花了7年才解決員工補償與稅務糾紛。這種“引得來、留不住”的困境，使得外資對資產安全缺乏基本信心。

行政效率低下與市場機制僵化進一步加劇了投資阻力。企業從設立到注銷需跨越多重審批，僅關閉子公司就可能經歷漫長法律程序——2018至2022年間，退出印度的外資企業數量甚至超過新進入者。勞工法對裁員和工廠關閉的嚴格限制，讓企業在經濟波動時缺乏調整靈活性；土地所有權混亂導致征地困難，基礎設施薄弱造成物流與能源成本高企，這些都成為外資撤離的重要推手。

此外，股市估值與盈利的背離也引發短期資本出逃。印度股市長期估值偏高，但企業盈利增長乏力：MSCI指數中印度公司2025年預計利潤增長5%，遠低于去年的8%，高估值缺乏業績支撐，自然引發投資者獲利了結。

三、印度經濟的深層困局：光環之下的增長隱憂

外資撤離不僅是資本市場的“陣痛”，更暴露了印度經濟長期依賴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

• 制造業雄心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莫迪政府力推的“印度制造”戰略實施十年后仍未落地：制造業占GDP比重不升反降，既未能承接全球產業轉移，也未實現就業拉動目標，吸引力甚至落后于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這背后是“重口號、輕改革”的治理慣性——印度雖坐擁人口紅利，但勞動力素質偏低、技術工人短缺，疊加僵化的勞工政策，使得制造業難以形成競爭力。

• 內需疲軟削弱增長內生動力

私人消費占印度GDP的55%左右，是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但當前已顯現明顯疲態。2024年10月印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高達6.2%，而六大制造業和基礎設施部門的名義工資增長僅0.8%至5.4%，實際工資因通脹縮水導致家庭購買力下降，從汽車到餅干的各類商品銷量均出現下滑。內需不足與外資撤離形成惡性循環：企業因消費疲軟盈利承壓，進一步降低投資意愿，最終拖累經濟增長。

• 政策改革的“表面化”與“碎片化”

面對危機，印度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證券交易委員會簡化外資審核流程，允許海外印度裔遠程開戶；央行推出11項改革，放松銀行資本緩沖要求與企業海外借款限制。但這些措施多集中在金融領域，未能觸及法律體系、勞工市場、土地制度等核心癥結。正如加拿大菲拉資本經理西蒙斯所言，“金融放松管制是積極信號，但需要更深層次改革才能釋放市場力量”。

四、前景展望：短期陣痛與長期挑

盡管印度央行預測2025/2026財年經濟仍將增長6.8%，這一增速在全球仍屬前列，但已遠低于8%的理想目標，且面臨多重不確定性。

短期來看，外資流出勢頭難以快速逆轉。分析師普遍認為，只有當美國貿易與移民政策明確、盧比匯率穩定、股市估值回歸合理時，資本才可能回流。而印度央行在關稅戰壓力下外匯儲備有限，穩匯率能力受到制約，進一步增加了短期波動風險。

長期而言，印度經濟的潛力仍存——人口規模、市場空間等基礎條件并未消失，但能否將潛力轉化為實際增長，關鍵在于能否推進“刀刃向內”的改革。從清理法規體系、規范執法行為，到放開勞工市場、完善基礎設施，每一項改革都需突破既得利益阻礙。若不能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外資墳場”的標簽難以摘除，“印度制造”的雄心也可能淪為空談。

資本的流動從來都是市場最真實的投票。印度經濟正站在關鍵十字路口：是沉溺于“增長最快經濟體”的光環，還是直面自身缺陷推進改革，將決定其能否真正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