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戰爭年代被撤銷旅長，和平時期撤銷副省長，曾以正軍職要轉地方

“1958年10月，蘭州省委大樓里，一名科員低聲嘀咕：‘聽說黃羅斌要離開工業口，改當副省長？’” 話音落下，走廊盡頭的窗外刮起一陣干冷的西北風。那一年，黃羅斌46歲，自陜北參加紅軍以來頭一次穿上地方干部制服。可就在眾人以為這位正軍職轉業干部即將大展拳腳之際，命運又一次給他來了個急轉彎。

1948年春的西府隴東戰役，是黃羅斌在西北野戰軍的高光與黯淡并存。一邊是胡宗南的后勤基地，一邊是彭德懷急需的補給。警三旅擔任主突，黃羅斌握著電話，連續收到縱隊首長的催令：“頂住！”然而前方情勢劇變，左鄰右舍先后收縮，他兩次組織撤離。戰后總結，縱隊司令王士泰受嚴厲處分，旅長黃羅斌被撤。通報寫著“擅自脫離戰場”，四個字冷冰冰。不得不說，在野戰軍體系里，一紙處分就像山風，吹得人喘不過氣。

離開四縱后，他被調往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當參謀處長。很多戰友替他惋惜：從前線指揮員，變成擺弄文件的幕僚；可黃羅斌卻回答：“是戰斗，總得有人動腦子。” 四處奔走的身影換成了伏案寫作業，他照樣起得最早、睡得最晚。1949年解放寧夏，他既當政委又兼師長，歲月沒給他留喘息的空檔。寧夏軍區成立，他兼副司令、副政委。就這樣一路向上，職務看似順滑，背后卻永遠掛著那份“戰場撤離”的處罰記錄。

1954年，中央決定在甘肅建設白銀大型有色冶金基地，需要一名熟軍又懂管理的人壓陣。正軍職干部黃羅斌被點名。“到廠里去”，兩句話取代了原本可以留在軍隊接受授銜的機會。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卻擺手：“能把礦爐燒紅，比掛肩章更要緊。” 三年間，白銀廠從荒灘戈壁拔地而起，礦石破碎聲和高爐悶響拼在一起，成了西北第一批工業化的底噪。

成就并未換來穩固座椅。1958年大調整，黃羅斌掛名甘肅副省長，繼續分管冶金和財經。文件剛下沒多久，匿名控告信就飛到北京：說他住房“金碧輝煌”，說他“講排場”，甚至扣了一頂“修正主義”帽子。控告信硬邦邦，一口氣寫了兩萬多字。省里成立調查組，他被要求“深入學習、做自我檢討”。汪鋒接任省委第一書記后，一見面就攤手：“究竟發生了什么，我也在找答案。”

1964年秋，省紀委干部敲開黃羅斌宿舍門，只說一句：“開除黨籍，另行處理。” 沒會上會，也沒紙面文件，只憑口頭通知。對一名黨齡超過三十年的老紅軍，這種處理方式刺骨冰冷。他向組織遞交申訴材料，把自己住的磚瓦房平面圖都畫了，附上購材單據，甚至把妻子給孩子縫衣服剩下的線頭也擺出來，證明沒有“奢靡”。材料石沉大海，申訴無門，他被送往中央黨校“深挖思想根子”。

特殊年代驟然降臨，黃羅斌再次淪為“靶子”。批斗會現場，有人指著他額頭喊：“兩次撤職的人，根子最深！”他沉默。旁人看他瘦得只剩骨頭，還在背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一句話：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對旁觀者而言，這是偏執；對當事人，卻是僅剩的錨點。

1978年冬，中央對老干部逐一甄別，“黃羅斌案”被提起。工作組調閱那份塵封已久的戰役電報，證實西府戰役兩次撤退均有縱隊首長口頭指令；又查白銀廠基建賬本，證明住房“金碧輝煌”純屬子虛烏有。結論寫得簡潔：原處分不當，全部撤銷。組織上征求他意見，說可去河南、安徽或福建擔任省領導。他抬頭望向窗外的祁連雪峰：“西北干旱風沙大，更需要老兵。”最終，他選擇新疆，擔任自治區經委副主任。

八十年代初，他又被調回甘肅，先后主持政協、人大工作。1987年，中央顧問委員會名單公布，黃羅斌位列其中。這大概是組織對他半生坎坷最正式的回饋。有人問他：兩次被撤，兩次翻案，心里怎想？黃羅斌淡淡一句：“條令制度總在進步，個人榮辱算不得什么。”

回溯他的經歷，會發現一個奇特的對應：戰時撤旅長，源自對命令的模糊界定；和平時期撤副省長，又因監督機制尚未完善。一樣的“撤”，處境卻天壤之別。前一次，他被當成阻礙勝利的錯位齒輪；后一次，他成了制度磨合期的試驗品。時代行進，組織架構逐漸成熟，也才有后來的“甄別”“平反”“復職”。

值得一提的是，黃羅斌始終沒寫回憶錄。有人勸他留下口述史料，他笑而不答。有傳言說他筆記本里只記三句話：“干好活，不怕錯；錯了事，再干活；活干好，錯自消。”略帶西北味兒，卻道盡一個老兵對組織、對歷史的樸素確信。

他晚年常到白銀廠舊址走走，看高爐余溫騰起蒸汽。新來的年輕工程師認出這位滿頭白發的老人，會湊近小聲討論：“那就是被兩次撤職的黃主任？” 他們或許不知道，正是這位老人，幫他們點燃了最早的一爐礦石。命運彎彎繞繞，終點竟是又回到最初的爐火旁——仍舊滾燙，仍舊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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