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軍殘黨暴動，連日本女護士也襲擊我軍傷員，鎮壓中被擊斃兩千

1946年2月1日深夜，通化車站的汽笛聲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風里拖著長音，一列載滿蘇軍回撤物資的軍列緩緩離開。燈火熄滅的瞬間，滑雪帽下的一雙日軍殘兵眼睛在暗處閃著光——他們等的，正是這種守備真空。

通化并不大，卻像楔子插在渾江與長白山之間。山高林密、礦藏豐厚，更可貴的是三面群山的屏障，使得這里天然成了兵家眼中的“鐵門閂”。早在松花江沿岸槍聲初起時，日方參謀就給東京發過密電：如果本土不保，通化可作“復國根基”。因此，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城內仍聚集約1.6萬名關東軍官兵與眷屬。

同年9月，八路軍南滿支隊接防，成立“通化地區日本人民管理委員會”，希望通過政治感化分流遣返。大多數普通士兵只是想活命回家，但另一群人卻將“管理”理解為恥辱。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便是其中最危險的一個。

藤田當年在南京曾指揮坦克鉆破中華門，憑借血債一路升至大佐。投降后，他帶著糧款藏入石人溝礦井，給自己起了個漢名“田友”，四處招募散兵游勇。他口頭禪只有一句：“想見父母，先把共產黨趕出通化。”聽者不少，尤其那些害怕戰犯公審的舊軍官。

機會來自縣黨部書記孫耕堯。此人偽滿時期為王道書院院長，戰后搖身接受國民黨委任，表面溫良，實則急于把共產黨趕出地盤。藤田有武裝，孫耕堯有合法身份，狼狽為奸順理成章。二人商定：暴動成功后通化成立“中日聯合政府”，日本人集體改編為“臺灣籍”，仍由藤田掌兵，孫耕堯主政。

為了擴充實力，藤田以“回國船票”為誘餌，偷偷整編三千余名原關東軍下級軍官；孫耕堯則安排內線混進八路軍機關、航校、炮校，企圖在起事時奪飛機、坦克。暴動日期定在農歷正月初四，即1946年2月3日，暗號是“電燈三滅三亮”。

陰謀原本縝密，卻敗在一次偶然。2月2日晚，巡邏的朝鮮義勇軍連長高應錫攔下一名臂綴青天白日徽章的行人厲聲問道：“干什么去？”那人支吾“赴宴”，又說不出地點，被押回后泄漏出“今晚燈號”口供。就這樣，敵人苦心經營五個多月的計劃，一頁紙便被掀開。

當晚17時，通化黨政軍首腦緊急會商。城里能用的正規武裝只有朝鮮義勇軍500余人、警衛隊百余名，本地八路主力正在長白山剿匪。可喜的是，朝鮮義勇軍無一人被滲透，成為唯一可靠的拳頭。會議拍板：速擒頭目、封鎖通信、保住飛機坦克。

夜色剛合，支隊長劉西元帶衛士沖進縣黨部，將孫耕堯連同作戰地圖、袖標一并扣下。與此同時，航校、炮校門崗加強哨卡，機槍口對準機庫，日籍飛行員和坦克手被反銬。首腦落網，卻并未阻止血腥沖突爆發。

2月3日凌晨兩點，通化全城的燈光忽明忽暗三次。數以千計的日偽殘兵推倒路障、持槍沖向市政府、支隊司令部與電話局。機槍火舌劃破夜空，雪地上留下暗紅的弧線。敵人雖多，卻被火力封鎖在街角。渾江兩岸，喊殺聲此起彼伏。

最慘烈的一幕出現在紅十字醫院。日本女特務河野熊波事先把400名留守醫護分為三“戰斗班”。凌晨三點，他們手握手術刀、骨鋸闖入病房，瘋狂刺向正在換藥或高燒的我軍傷員。柴田班護士長悅子帶頭下刀，19歲的實習護士阿春緊隨其后，只求“多取首級”。短短四十分鐘，一百五十多名臥床戰士殞命。

病房盡頭，李姓營長憑借藏匿手槍連開兩槍擊倒悅子、阿春，卻寡不敵眾。幸好高應錫率一個連及時趕到，手榴彈在走廊炸響，血跡、棉絮與玻璃渣漫天飛舞。女特務河野當場被擊斃，醫院暴行就此終止。

另一邊，看守所里的婉容與溥杰夫人嵯峨浩幾乎被暴徒劫走。機槍子彈打碎窗欞，嵯峨浩縮在墻角，用被褥遮面。不到十分鐘，增援部隊清掃樓道，歹徒尸體橫陳，危機解除。

天色轉亮后，狹小的通化街巷堆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