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宣稱，中國已經開始老了，印度很年輕，早晚追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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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北境翁，今天想和大家深入探討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近期在倫敦查塔姆研究所發表的一番言論。他在一場對話活動中面對英國聽眾指出：“中國正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而印度則處于人口結構的黃金期，我對印度的發展前景抱有信心，相信它終將追趕中國，甚至實現超越也并非遙不可及。”

他進一步闡述：“印度經濟展現出強勁的增長潛力，未來追平乃至反超中國存在現實可能性。”其主要依據正是兩國截然不同的人口年齡分布——印度擁有龐大的年輕群體，而中國面臨日益嚴峻的老齡化挑戰。

這番表態經由《經濟時報》等印度主流媒體廣泛傳播后，迅速點燃了國內輿論的熱情。許多印度學者將其視為“國際高層對印度崛起趨勢的肯定”，認為這是全球對其發展模式投下的信任票。

然而，熟悉新加坡外交傳統的觀察者都清楚，從李光耀時代至今，該國對外發言始終秉持“精準拿捏、不偏不倚”的原則，絕少出現無端抬高一方、貶低另一方的情況。

這場看似直白的觀點表達，實則是新加坡在全球地緣格局中精心布局的一環。每一句話背后，都蘊含著對國家生存環境與戰略利益的深層考量。

印度“人口優勢”，背后的陷阱

李顯龍所提及的印度“年輕人口紅利”，確有堅實的數據支撐。聯合國人口司2024年發布的數據顯示，印度人口的中位年齡為28歲，相比之下，中國的這一指標已升至39歲，表明印度具備更為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和消費動能。

理論上，年輕化的人口結構意味著更低的用工成本、更高的消費需求以及更強的社會創新活力，這也是國際金融機構普遍看好印度長期增長前景的關鍵原因。

但歷史經驗反復警示我們，“人口眾多”并不自動轉化為“發展紅利”，更不能直接等同于“經濟增長”。二戰后的日本通過普及基礎教育、推動技術革新、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成功將年輕人口轉變為驅動現代化的核心力量，僅用三十年便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行列。

反觀巴西，雖同屬人口大國，卻因教育投入不足、產業結構單一、制度性障礙頻現，導致大量青年失業，人口反而成為財政負擔，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脫身。印度若想真正釋放人口潛力，必須跨越多重結構性障礙。

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印度長期存在的“保護主義傾向”。2019年，印度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接近尾聲時突然退出，公開理由是“擔憂中國低價商品沖擊本國制造業”。

莫迪政府聲稱，本土紡織業與電子組裝產業尚不具備競爭力，一旦開放市場，可能導致企業倒閉潮與大規模失業。但深層次原因在于農業與服務業領域的封閉性積弊。

在農業方面，政府出于選舉政治考量，長期維持高額補貼政策并嚴格限制農產品進口，以保障農民利益與選票穩定。而在服務業領域，本土企業擔心外資進入會擠壓生存空間，因而頻繁游說監管部門設置準入壁壘。

這種“既渴望全球化紅利，又懼怕競爭沖擊”的矛盾心理，使印度錯失了借助區域一體化整合產業鏈、提升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期。

此外，印度政策執行的不確定性也成為阻礙發展的關鍵因素。僅在2023至2024年間，印度就三次調整外國資本在新能源項目中的持股比例規定，兩次變更數字服務稅征收標準，引發跨國企業的觀望與遲疑。

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更是嚴重制約效率提升。印度主要港口的貨物處理周期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水平，高速公路網絡密度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全國僅有三成人口能夠穩定接入高速互聯網服務。這些短板極大削弱了“人口數量”向“生產效能”的轉化能力。

新加坡的“平衡術”

李顯龍的上述言論，本質上是新加坡基于國家安全與發展需求所進行的一次“戰略試探”。作為一個國土面積僅734平方公里、自然資源極度稀缺的城市國家，新加坡的外交哲學始終圍繞“避免依附、維持制衡”展開。

它從不輕易站隊，而是致力于構建多極互動格局，防止任何單一強國在東南亞地區形成壓倒性影響力。

自印度退出RCEP以來，中國在東盟經濟融合進程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強化。截至2024年，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累計雙向投資額已突破4500億美元，涵蓋交通基建、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多個關鍵領域。

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令新加坡產生戰略警覺。它擔憂，若中國在區域內形成“一家獨大”的態勢，東盟整體在合作談判中的話語權將被稀釋，而作為成員國的新加坡也將喪失原有的“斡旋空間”與“議價能力”。

因此，李顯龍提出“印度有望趕超中國”，其意圖具有雙重含義：其一是向印度釋放積極信號，鼓勵其重新參與區域合作機制，借印度之力牽制中國影響力，恢復區域內的權力均衡。

其二是對中國傳遞一種隱含期待。他在演講中特別強調：“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中國始終是現行國際貿易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維護者，即便面對不利裁決，也曾選擇遵守規則。”

這句話表面是對中國的正面評價，實則暗含期望——希望中國繼續接受當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框架，不要成為現有規則的顛覆者或重構者，以免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對新加坡而言，一個“遵循既有規則”的中國，加上一個“可作制衡力量”的印度，是最理想的狀態。如此一來，它可以依托中國市場發展轉口貿易與金融服務業，獲取可觀經濟收益。

同時，印度的存在能促使中國在推進區域合作時更加顧及各方反應，從而確保新加坡不會淪為被動接受安排的角色。這種“左右逢源、多方牽制”的策略，正是其在大國博弈中維系獨立性的核心手段。

不看言論，看自身破局能力

無論外界如何評說，中國未來的走向終究不由他人言論決定，而取決于能否有效應對內部挑戰、破解發展瓶頸。

面對“人口老齡化”壓力與“唱衰論”抬頭，中國必須堅定走好自己的道路。首要任務是加速產業升級步伐，擺脫過去依賴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轉向以質量為核心的發展路徑。

尤其要在新能源、半導體芯片、高端裝備制造等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降低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增強自主可控能力。

與此同時，需加快健全養老保障體系，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延長產假、提供育兒補貼、擴大托育服務供給等，緩解勞動力萎縮帶來的社會壓力。

更為關鍵的是，在國際規則重塑過程中保持清醒的戰略定力。既不應盲目對抗西方主導的體制，也不宜無條件順從那些不利于新興經濟體的舊有規則。

應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臺，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倡導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國際合作新機制。

中國從“規則接受者”邁向“規則引領者”的過程，必然伴隨爭議與阻力。但只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用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證明自身方案的有效性，就能贏得更多國家的信任與支持。

李顯龍所謂的“印度將超越中國”之說，不過是國際權力博弈中的一段插曲。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大國，中印之間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競爭，而是各自探索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印度能否克服體制僵化、基建落后、政策波動等問題兌現人口紅利，中國能否在轉型陣痛中完成高質量發展升級，才是真正決定未來世界格局的變量。

而對于新加坡這類體量較小的國家來說，無論大國走勢如何，“平衡外交”或許能在短期內保障安全與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唯有順應全球化潮流，積極參與開放合作，才能實現真正的穩定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