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睽違四年,“九零后”們的故事,要再一次在大銀幕上和大家見面了。
影片拍攝時,這群“九零后”是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學長學姐”——楊振寧、許淵沖、楊苡等從西南聯大走來的傳奇。
10月18日,《九零后》中最閃耀的名字之一、楊振寧先生辭世。本文整理自對《九零后》導演徐蓓的采訪,她回憶了采訪楊振寧先生時那些難忘的瞬間:他驚人的記憶力、聊到摯友鄧稼先時的溫情、以及精確到分鐘的“學霸式”時間觀念。
上映四年來,我們見證著《九零后》從一部電影漸漸成為一部“檔案”、一部正在成為“歷史”的活歷史。在世界飛速變化的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從那段歷史中汲取力量——關于求學、關于理想、關于如何有意義地度過一生。
因此,我們發起此次《九零后》重映召集。
讓我們在大銀幕上,與那份永恒的青春相遇,回望歷史,也找到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力量。
他們在電影中,永遠年輕;
我們在影院里,見證永恒。
西南聯大題材紀錄電影《九零后》
獲第3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科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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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楊振寧先生的一小時:
那份足以回憶一輩子的力量
文/徐蓓
在采訪楊振寧先生之前,我們其實已經做了許多準備。當時,為了拍攝西南聯大紀錄片,我們在北京計劃采訪十多位聯大學子,其中最年輕的也已經接近90歲。面對每一位這樣高齡的老者,我們內心都懷有一種慶幸:在他的這個人生階段,我們留下了他的影像。時間會證明,那時的搶救式采訪是何等重要。
在我們那一批采訪完成之后,其中好幾位老者,后來就沒有辦法再接受采訪了。他們還健在,但思維或健康狀況已經不足以支撐采訪。我此前也沒有看到過楊振寧先生特別長篇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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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僅是坐在楊先生面前,面對任何一位西南聯大學子,我們都會有這種復雜的心情:首先是覺得我們來晚了一點,為什么不在他們八十多歲、身體更硬朗一些的時候,來做這樣的比較長篇的訪談?同時也會感到慶幸,畢竟我們在他們生命的這個時刻,留下了關于母校的記憶。
在正式采訪之前
楊振寧先生的采訪只有一個小時,但他的表達和記憶力都非常精準,因此他的口述內容可用的比例非常高。
我好像還從來沒有跟大家分享過采訪楊振寧先生那天的具體情景。采訪前,我們非常緊張。因為緊張,以及給到我們的時間極其有限——只有一小時,所以那天采訪的大部分細節我都記得很清楚。
那天是2017年6月6日,地點在清華大學的物理樓。那是一棟老樓,我曾經看到過1930年代,有一群科學家在物理樓前的合影,其中有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周培源先生。那時我在想,楊振寧先生多年后重返清華園,在這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建筑里,會是怎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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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楊振寧先生約定的時間是上午10點,我們大約9點進入采訪場地。我提前告知攝影師,采訪楊先生可能不太一樣,他坐下后,很可能立即就要開始講述。我跟攝影師事先有一個約定,楊先生坐下、戴上話筒后就開機。即便構圖有些問題或是有一些瑕疵,都可以在采訪過程中微調。
我的第一感覺是,楊振寧先生非常準時,大約提前五分鐘進入辦公室。他帶著一股很強的磁場,氣場非常強大。他的態度其實非常和藹,但我自己確實感到有點緊張,畢竟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在位置坐下,我們為他戴上胸麥。果然不出之前的預料,他一坐下就說:
“好吧,我們開始。”我們立刻進入了采訪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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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先生給我最深的感受,是他驚人的記憶力。我們在采訪許多西南聯大老先生時,發現很多人也記得許多細節,比如學號、自己的老師等。但楊先生的記憶力又有所不同,他記憶的點都非常精確,而且表達簡練、準確,思路極為清晰。他當時是95歲,坐在你面前,眼睛非常的透亮,整體給人一種非常年輕的感覺。這一點我至今印象最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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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之外的兩處采訪細節
這么多年過去,今天我剛好又重新看了一遍當時采訪的場記。這次重看,我有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感受。以前看這些場記,會直奔采訪需要——這部分是講在西南聯大學習、如何入學、與老師關系的,這些是我需要的。而對于其他可能影片用不到的信息,不會太去留意。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楊振寧先生已經離開了。我現在再來看這些場記的時候,不再僅僅以一個導演的身份去挑選有用素材。所有這些文字,在我眼中都顯得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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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這么幾個細節:
其一,他說當年和父親搬到清華園后,大概是1929年,聽說他們那個院子里曾有一位老先生自殺。因為那位老先生的家就在附近,他們經常還要路過那個院子,他就會想:
哦,這里頭有一個人自殺了。作為小孩,他心里會有點害怕。那個自殺的人是誰?是1927年投湖自盡的王國維!我看到這個片段,一下子激動起來,以前看素材時不會有這種感覺。
其二,他在總共僅有一個小時的采訪中,花了比較大的篇幅回憶趙忠堯先生。趙忠堯是清華大學物理學院的教授。楊先生說,趙先生在美國讀書時,與國外另外兩個團隊幾乎同時發現了物理學的某種現象(這個現象太專業和復雜,我怕表述不準確,就不具體展開了)。在所有實驗結果出來后,只有趙忠堯先生的實驗結果是“干干凈凈”的——這是楊振寧先生的原話。我想他是用這個詞來形容實驗結果的完美。但最終,趙忠堯先生沒有獲得諾貝爾獎。楊先生認為這是非常遺憾的事,可能原因在于他沒有比較權威的導師或行業內有影響力的人物為他推薦。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懷,覺得世界物理學界欠趙忠堯先生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最柔和的狀態與最極致的時間觀念
還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楊先生是個時間觀念極強的人。因為事先說好,采訪時間是從10點到11點,一小時。我記得在我問完一個問題后,他立刻打斷我,說:
“我們不能夠這樣無休止地談下去,我再回答兩個問題。我先來談一談鄧稼先。”
果然,之后我只問了兩個問題,他談了鄧稼先。在談到鄧稼先時,我覺得他是充滿溫情的。他詳細回憶了與鄧稼先認識的經過:他們認識是在北京讀崇德中學的時候,兩個人相見恨晚。他說他們倆都有共同的品質——都不會說假話,對人對事都特別真誠,所以一下子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后來他與鄧稼先先后去了云南,鄧稼先到云南后就讀西南聯大。大概是第一站就到了楊振寧家里,因為楊振寧的父母都很喜歡、也很賞識鄧稼先。他還詳細講述了鄧稼先要去美國留學時,他如何幫助他申請普渡大學。鄧稼先到美國后,先在芝加哥與他和他的弟弟相處了一段時間。他們三人還在地上玩游戲,很多細節栩栩如生,非常溫情。我很肯定,他談到鄧稼先時,是他整個采訪中最柔和的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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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左一)、鄧稼先(左二)、楊振平(右一)
我的最后一個問題是:
西南聯大給予你什么樣的影響?那時他談完鄧稼先,接著談了對西南聯大這段歲月的認識,這段歲月如何改變和影響了他的人生。他總結完后,就說我們的采訪就到這里。時間非常精確地剛好指向11點鐘。
就這樣,我記得當時我們送了一束花給他。他說:
“我這里有一本書,是有一位作者給我寫的傳記。”我說,那楊先生請您幫我們簽個名吧。簽完名后,我把我們當年做的《大后方》光碟送給他。之所以送這個,因為他是經歷過抗戰的人,而我們的《大后方》恰好描述了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方方面面。我說這里頭有很多資料,可能您看了會感到親切,回憶起很多東西。
算下來,我們整個交際、采訪過程大約70分鐘。當然,我覺得有時候與某些人相逢,時間長短也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你與他共處同一空間,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他身上那種力量,這可能就足以讓我回憶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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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影片一步步成為「檔案」
《九零后》是一部非常特別的電影。我們過去制作的大量紀錄片,對象大多是早已故去的人物,遠古的、唐宋的……即便是我自己之前處理的許多選題,也多是已逝的人物。但《九零后》的特殊性在于,我們畢竟拍到了十多位西南聯大學子的采訪。這些采訪構成了《九零后》的核心內容。可是電影還在上映期間,片中的人物就不停地離去。
作為創作者,你會發現自己一直在見證這部片子如何變成一份檔案。最開始這些人都在世時,你不能說自己拍了一個檔案,留下了一個檔案。但從2021年6月17日起,那時《九零后》上映不到一個月,許淵沖先生就去世了。后來你漸漸得知,羅振詵先生去世了,潘際鑾先生去世了……作為創作者,你就這樣不停地見證著,我們團隊拍攝的片子一步步變成一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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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先生“指導”了《九零后》的電影細節
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極其特殊的,對于我們的生命體驗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過程。以往,要么是你做了一個關于過去的檔案,要么是拍了一個現在進行時的東西,未來也許會成為檔案。可這幾年,僅僅四年時間,你就眼睜睜看著這部片子,一步一步變成“化石”,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九零后》是一部與時間競速的電影。徐蓓導演和團隊“搶救”下的,不只是影像,也是一個時代的靈魂。
我們希望通過此次重映,讓這份珍貴的“檔案”在影院的大銀幕上被鄭重“翻閱”,讓歷史被更多人共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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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重映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我想中國人在以各種方式——用電影,用許多紀錄片、回憶文章——在紀念這段歷史。我也注意到,有許多大學,像浙江大學、同濟大學等,凡是在抗戰期間有內遷歷史的,都會書寫這部分歷史。我想,西南聯大的這段歷史,它與所有這些回憶一起,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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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盡管西南聯大的故事已經被反復提起,但我還是注意到,有很多相關視頻、文章發布出來,關注的人特別多。除了它保存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記憶之外,我覺得還有一點:我們對于特別美好的人和事,都有一份依戀或者向往,比如西南聯大學子的赤子之心,愛國之心,以及在艱難歲月里,如何熬過最苦的時刻,在那時綻放的人性光輝,很多東西都蘊含其中。
年輕的我們,看他們年輕時的樣子
從2021年5月29日《九零后》公映到現在,快四年多的時光過去了。這四年期間發生的事情太多了,世界變化特別大。《西南聯大》和《九零后》描述的是戰爭年代的故事。如今我們又聽到世界這里、那里爆發了戰爭,我們感到特別缺乏確定性。同時,我們面臨許多新技術的突飛猛進,比如人工智能,這恰好也影響并引發我們對今天教育的諸多思考。而《西南聯大》或者《九零后》,同時也是一個關于教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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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很難去界定《九零后》還會產生什么特別的影響,或者說最重要的影響是哪一點。但我相信,這個答案應該交給觀眾來回答。當我們四年后再度回望,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重新放映了這部電影。更是因為這四年過去,世界已全然不同,人類也不再是從前那樣。我們對于教育、對于自身生命的思考,觀眾會有自己的答案。
我們片子的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一部片子可以從很多角度解讀,但我的初心認為這是一部青春片。我們都曾年輕過,現在的 電影 觀眾也 主要 是年輕人。當你坐在電影院時,你就在想:當他們年輕的時候。看看他們年輕的時候。然后想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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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年,我有很多次與大家交流《九零后》的機會,很多人來問我尋求方法上的建議。現在的年輕人有特別苦悶、特別迷茫的地方。我其實都告訴他們,答案不可能由別人給你,只有你自己去找。所以我覺得,年輕的他們坐在影院中,看著那群人年輕時的樣子;或者在電影放映結束后,去感受和思考,去與片中的內容進行碰撞、產生化學反應,從而找到解答自身問題的一些方法。哪怕一時找不到也沒關系,不可能指望一部片子解決所有問題。但我覺得,他們(西南聯大學子)會伴隨著你、陪伴你的生活,你時常想到他們,這對你的人生會有所幫助。
讓《九零后》在我們的城市,再次亮起銀幕
讀完徐蓓導演的講述,相信你也已經了解,《九零后》的意義早已超越一部電影的范疇。
它是一次與巨匠難得的相遇,是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一場正在進行的告別。
如果你——
l希望在銀幕上,感受楊振寧先生清澈透亮的目光;
l想聆聽他記憶中關于鄧稼先的溫情細節;
l愿意在影院沉浸的環境中,重返西南聯大,重訪那段年輕鮮活的時光。
我們邀請你加入此次《九零后》重映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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