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評價胡適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文︱關品方

筆者最近重看2019年央視推出的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十分佩服其制作的認真嚴謹態度，水平極高。6年后重看，仍感震撼。于和偉、吳彥祖的演技，簡直嘆為觀止，重現陳獨秀和胡適之這兩位新文化運動旗手當年的互動往來。其他角色不論戲份多少，都演技精湛、恰如其分。中華民族的覺醒，經過1894至1919共25年的胎動后，從“五四運動”開始，終于誕生。

筆者的讀書會朋友最近聚焦毛主席對胡適的評價，引發熱烈討論。筆者認為，隨著時代和政治的變化，應客觀地如實分析。

毛主席在青年時期非常佩服胡適的文章，視其為楷模。1918年，毛主席（25歲）閱讀胡適（27歲）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在北京大學旁聽胡適的講課，也拜訪過胡適、請教他學術和人生問題。1919年，毛主席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時，將胡適主張的實驗主義歸入新思潮陣營，極力推崇。

隨著《覺醒年代》各類思潮的涌現，毛主席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后，與胡適的政治立場呈現分歧。1923年，毛主席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將胡適歸入“非革命的民主派”，認為他主張改良而非革命（但仍屬于民主派陣營）。

抗戰時期，盡管政治立場不同，毛主席仍多次引用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名言，并在1945年延安會見傅斯年（當年的北大學生）時，請傅斯年代他向胡適問好，對胡適在文化領域的貢獻高度認可。

隨著國共內戰爆發，胡適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毛主席對他持指責態度。1949年，胡適被列入戰犯名單之中。毛主席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公開點名批評他。

即使如此，毛主席仍一以貫之承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1956年，毛主席在政協宴會上表示：胡適“有功于新文化運動，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他對胡適的評價有早期的推崇、中期的指責和后期的批判，但始終承認他在文化領域的劃時代貢獻。

根據歷史記載的公開資料，毛主席與胡適有過兩次“正式會面”，分別在1918年（北平）和1945年（重慶）。

1918年北大時期，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多次旁聽胡適的哲學與文學課程；通過楊昌濟的引薦，曾到胡適家中做客，就新文化運動、社會改革等話題交流。胡適后來對毛澤東的《湘江評論》給予公開支持，稱贊毛主席的文章“眼光遠大，議論痛快”。

1945年重慶國共和平談判期間，8月30日胡適（54歲）以學者身份參加國民政府的招待會，與毛主席（52歲）短暫會面。席間胡適建議中共仿效英國工黨通過議會斗爭取得政權。毛主席回應，認為需要先解決工農武裝問題。此次會面被美國《時代》周刊專題報道，指出雙方立場差異明顯，但對話保持禮節和包容。

他們兩人的其他接觸，只有兩次通信。1920年，毛主席致函胡適、請教湖南革命問題。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托人邀請胡適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被婉拒。

今天，胡適逝世已63年。他在中國思想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大影響力仍舉足輕重，不可忽視。如何評價胡適之？怎樣把他放在合適的位置？

胡適（1891至1962，享年71歲）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爭議卻又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對他的評價因時代、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在肯定與否定之間，容易呈現兩極分化。這樣簡單的二分法，筆者絕對不敢茍同。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提出“文學改良芻議”，推動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奠定了現代漢語的基礎。他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開創了文學新范式。他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成為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基石。他是思想啟蒙家，倡導民主與科學，主張個性解放、民主自由和科學理性，反對封建禮教、專制霸權和固步自封；他的言論影響了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他的思想為“五四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持。他是學術開拓者，在哲學、史學、紅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中國哲學史大綱》打破了傳統經學的框架，首次用現代學術方法梳理中國哲學史。

他具國際影響力，抗戰期間出任駐美大使，積極爭取國際援助中國抗日，展現知識分子的愛國擔當。

胡適的政治立場，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看，他代表愛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暴力革命，主張漸進改良。他在新文化運動后期與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和李大釗爆發“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他批評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堅持人權和自由，反對蔣介石的專政（但不徹底），與蔣介石政權的關系復雜，維護保守集團的既得利益，是典型的妥協態度。他又過度推崇西方文明，早期提出“全盤西化”，后來改為“充分世界化”；相對而言，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未充分重視。他面對強權霸凌，有其軟弱的一面；抗戰初期曾主張對日妥協，認為“和比戰難”，引發“投降主義”質疑。他因為涉獵太廣，學術成就有局限性；《嘗試集》藝術性不足，對紅樓夢的研究只是淺嘗輒止，《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冊，思想深度不及同時代魯迅、梁啟超、陳寅恪等殿堂級人物。筆者這樣評價胡適認為恰當，當然可以討論。

1949年后，胡適長期被批評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代表”；改革開放后對他重新評價，肯定其文化貢獻。筆者個人認為，對這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可以三言兩語輕易下結論，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進展，對他的評價重點會有所不同。“國之重器”級別的歷史人物，大都如此。梁啟超和胡適，從他們對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覺醒年代》繼往開來的承先啟后的貢獻的角度看，是上世紀筆者最敬佩的兩大學人。

毛主席評價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胡適被國民黨部分老朽抨擊為“文化買辦”。自由派知識分子視胡適為民權先驅；余英時稱其為啟蒙式人物，梁實秋贊他有溫而厲的品格。周策縱和唐德剛對胡適的評價極為翔實，更應重視。

筆者人微言輕，認為胡適兼具進步性和局限性。他推動現代中國思想解放與學術轉型，倡導理性、自由、容忍與寬大。他的階級站位、政治選擇與文化主張，存在時代的局限性。因此，評價胡適需避免非黑即白的立場，要將其置于歷史的氛圍和發言的語境中，既承認其開風氣之先的貢獻，也正視其折腰于強權的軟弱。筆者的個人看法是，如何待見胡適，本質上是社會觀念和貧富水位的標尺；政治立場上，胡適因為深受杜威的實用主義影響，不太相信追求社會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

結合胡適的歷史爭議與學術影響，對胡適持肯定態度的，強調他對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推動現代學術方法的貢獻，開風氣之先。他的治學精神、勤謹和緩的治學態度，至今仍被部分考據學者推崇，影響深遠。對胡適持批判態度的，主要是政治立場爭議。抗戰初期，他主張“和平解決”東北問題，有“投降主義”之嫌，一度跌近種族主義模糊化的邊緣，不太相信中國最終竟會取得抗戰勝利。他學術上有局限性，研究中國文化和歷史，終其一生只停留在整理國故的層面，缺乏系統性理論建構，墮進“方法論”的窠臼，沒有錢穆倡導的對本國文化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說得極端一點，沒有站穩國家民族立場。

新中國的頭30年，國內對胡適的主流評價以批判為主，強調其“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傾向；改革開放后逐步承認其新文化運動貢獻，但對其政治立場持審慎態度，避免矯枉過正。現時國內一些知識分子掀起小型“胡適熱”，部分信奉自由派的學者將其符號化為“容忍與自由”的代表，筆者認為不應過度美化，應該在大義的立場上如實地批評胡適代表富裕階層的觀點以及夸大功利現實的方法。

胡適的治學方法論，一方面要肯定他在跨學科研究（禪宗史、紅樓夢考據）的開創性方法，另一方面要批評其傾情于西化、對中華傳統文明的割裂。

季羨林溫柔敦厚、以“仁者”形象描述胡適，意圖平衡政治與學術；筆者個人認為不必。應該讓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李敖這樣評價胡適：“如果我們盼他熱情多于理智、傻勁近于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筆者認為他有委曲求全的和稀泥傾向，顯示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

胡適“自由與容忍”的觀點，和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由與和諧暗暗吻合，今天看來頗有啟發意義。當年他處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社會重心已失，民族前途堪虞。改良主義或適用于治世，但搬到當年中國的亂世、如不是有意誤導，就是書生氣十足。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社會和公民三個層面的12個方面和24個字，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凝聚中國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礎；它包括了胡適倡議的自由和容忍，而且內涵更深更寬更廣。這是覺醒年代過去百年來的深化演進，絕對不是胡適時代的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