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競爭新規則：不拼規模拼內功，這些地方已經搶先機

五大城市群重塑中國格局：長三角領跑，哪里掉隊了？

國家文件出臺，城市更新迎來大機會！你的房子會升值嗎？

從擴張到提質，中國城市競賽進入“下半場”

人口流動背后的城市真相：誰能留住人，誰才有未來

中國城市的發展模式正在經歷一場靜悄悄但意義深遠的轉向。過去那種依靠大拆大建、盲目擴張的城市化路徑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圍繞存量優化、質量提升和功能重構的新競賽。這一轉變不是偶然，而是資源約束、發展階段變化和政策引導共同作用的結果。最近印發的《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城市發展要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推動城市群協同發展和都市圈同城化。這意味著，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比誰更大、誰更快，而是比誰更精、誰更優、誰更可持續。

在這一背景下，五大城市群被賦予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重任，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以及長江中游城市群。這些區域被視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載體，也是國內資源配置和區域協調的主要平臺。但城市群的發展不是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要通過機制創新和功能互補，實現“1+1>2”的協同效應。長三角地區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一些進展，比如上海疏解非核心功能，蘇州、杭州、合肥等城市在生物醫藥、數字經濟、科技創新等領域形成錯位發展格局，交通、社保、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互聯互通也在逐步推進。但成渝、長江中游等城市群仍面臨行政壁壘的制約，資源流動不夠順暢，協同效率有待提高。

城市群的競爭本質上是功能和效率的競爭。不同城市在區域格局中的定位正在分化，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繼續強化高端要素集聚能力，而區域中心城市如武漢、西安、沈陽等則更側重輻射帶動周邊地區。但定位不等于結局，落實才是關鍵。沈陽曾提出建設“東北亞國際化中心城市”，但受地緣政治和區域經濟格局影響，實際推進面臨不少挑戰。相反，武漢依托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正努力打造國家中心城市和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節點，通過建設光谷科技創新大走廊，帶動黃石、鄂州等城市產業升級。這些案例表明，城市的發展不再取決于規模擴張，而是功能提升和區域協同的能力。

嚴控城市規模擴張倒逼城市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城市更新成為主要抓手。原拆原建等自主更新模式被鼓勵推廣，目的是盤活存量資產，改善居住條件，提升城市品質。但實施過程中也面臨業主協商成本高、資金籌措難等問題。上海某個老舊小區加裝電梯的項目，曾因低層住戶反對而拖延三年，后來通過補償機制和公共基金介入才得以解決。廣州在推進舊村改造過程中，探索“村民自愿、市場運作、政府引導”的模式，既保障群眾權益，也吸引社會資本參與。這些實踐表明，城市更新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改造，更是治理能力的考驗。

資金保障是城市更新可持續的關鍵。國家推動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發展，意在拓寬融資渠道，盤活存量資產。但目前符合發行條件的項目比例不高，特別是那些收益不穩定、現金流不明確的老舊小區改造項目，社會資本介入意愿有限。這就需要創新融資模式，比如結合公共預算、專項債券、社會資本共同投入，建立風險分擔和利益共享機制。北京在部分城市更新項目中引入長期低成本貸款，上海探索“更新+運營”一體化模式，都是有益的嘗試。

房地產行業也在經歷深刻轉型。過去那種依賴土地增值和高周轉的模式難以為繼，城市更新和存量提升為房地產企業帶來新的機會，但也提出更高要求。中心城區老舊小區通過改造提升，居住價值有望重估，而一些缺乏產業支撐和人口流入的郊區新城，則面臨去化壓力。重慶將觀音橋一個廢棄紡織廠改造成融合文創、商業、辦公的復合空間，租金收益顯著提升，成為存量資產盤活的典型案例。這表明，未來房地產的價值不再取決于位置本身，而是內容運營和功能重構的能力。

未來五到十年，中國城市競爭格局將呈現“強者恒強、特色突圍”的態勢。那些能夠打破行政藩籬、構建高效協同機制的城市區域，有望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科技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將繼續引領產業升級，而一些具有特色資源或區位優勢的城市，也可以通過精準定位實現差異化發展。成都憑借宜居環境和數字經濟吸引年輕人才，合肥依托大科學裝置培育新興產業，鄭州利用交通樞紐地位打造內陸開放高地，都是值得關注的案例。

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無論是城市群建設、城市更新還是房地產轉型，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突出公共服務配套和生活品質提升。一些城市在推進老舊小區改造時，同步完善養老、托幼、健身等設施，得到居民積極回應。這說明，只有讓人在城市中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有尊嚴，城市發展才具有持久動力。

當前中國城市正處在從外延擴張向內涵提升轉變的關鍵時期，挑戰與機遇并存。只要尊重規律、因城施策、持續創新，就有望走出一條更集約、更高效、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