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個地主帶著家人跑了，給地主干活的長工住進了他的房子

故事，1948年，一個地主帶著家人跑了，給地主干活的長工住進了他的房子，誰知后院樹洞的一把鑰匙，卻再次改變了長工的生活！
周扒皮跑了，鎮上都知道了，有人說他往南邊逃，有人說他根本沒走遠，藏在親戚家，王春沒興趣猜。
只知道他終于不用再給周家種地了，手上第一次能停下來抖一抖泥巴。
王春今年三十六歲，臉上布滿了風吹日曬的裂紋，手上的老繭比大米粒還硬。
他從十四歲進周家做長工，除了飯食和周扒皮剩下的破棉襖，啥都沒沾過光，周扒皮的脾氣他最清楚，遇事只會訓人，動不動就罵“你們這些窮骨頭，生下來就該給我種地”。
王春的父親死在地頭，母親也早早去了，自己活到現在，全憑一口氣。
農會通知王春來接房，他有些不信，覺得天上怎么會掉餡餅，可農會說得認真，帶著賬本一條條清點，家具、糧食、牲口，連院子里那棵老槐樹都登記了。
王春第一次進地主家的正屋，墻上掛著舊照片，桌上還殘著昨晚的茶碗，他站在屋子中央，心里五味雜陳，既新鮮又發慌。
“王春，屋里你先住著，農會還有別的分配，到時候叫你。”農會的小伙子一邊說，一邊翻著賬本，語氣里有種說不清的新鮮感。
夜里，王春搬進地主的房子，媳婦和小女兒跟在身后，他們在空蕩蕩的屋里點了盞油燈，女兒問：“爹，這房子以后就是咱們的了嗎？”
王春哽了一下，點點頭，媳婦默默摸了摸墻，低聲說：“咱家也是有房的人了。”
住進來沒兩天，鎮上就有人議論，說地主家肯定有藏銀子，農會的人也來查了一遍，連床板都翻了，啥也沒找著，可王春心里不太安穩，總覺得這院子里藏著什么。
直到那天下午，天陰得厲害，王春在后院掃院子，忽然瞅見槐樹根下有個被泥掩著的樹洞。
他蹲下去扒開泥巴，摸出一把銹跡斑斑的銅鑰匙，王春的心突突跳，鑰匙上用舊布條纏著，一拽就掉出個小鐵盒——他手有點哆嗦，打開一看，里面是幾張發黃的紙和一串賬本。
賬本上密密麻麻寫著名字和數字，王春認得不少：有村里的老楊、有東頭的小趙、還有自己的名字。
上面寫著“本利共還”、“三年一結”，王春心里一緊——這是高利貸的賬本！還有幾封信，紙上寫著“城里張先生”、“老杜轉交”，落款是國民黨某某隊長，內容全是些請托、借錢和送人情的話。
那一刻，王春明白了，周扒皮把最怕的東西全藏在了這里，這些賬本和信件，是地主盤剝鄉鄰、勾結舊政權的鐵證。
王春回屋坐下，點燃一根旱煙，腦子里翻江倒海。他想到往年給地主干活，欠債的老楊被逼得家破人亡；小趙的爹，年年借錢種地，最后連棺材都沒錢買。
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母親臨終前還念叨“周家賬本上欠的錢可咋還啊”。
王春把鑰匙緊緊攥在手心，長長出了一口氣，媳婦見狀問：“你咋了？”王春把盒子遞過去，低聲說：“是周扒皮的命根子，咱們得交給農會。”
第二天清早，王春提著鐵盒去找農會，農會的老李頭拿過賬本，翻了幾頁，臉色變了：“這可是大事，得交給區里。”
農會的人圍攏過來，七嘴八舌地說：“這賬本要是早拿出來，咱村里多少冤枉事都能說清！”王春心里有些自豪，又有點發怵，突然覺得肩上壓了塊大石頭。
過了幾天，區里的土改隊來了，把賬本和信件帶走，開了大會，會上，老楊的兒子第一個站起來：“我爹就是被逼死的！周扒皮一年要收三成的利，借十塊還五十！”
小趙的娘哭著說：“咱家欠了地主的錢，一家老小都被趕出來過，如今總算有個說法！”農會的人拍著桌子說：“這些賬本就是地主的罪證，大家都要站出來，把被壓迫的事講清楚！”
會議結束后，農會張榜公布，被剝削最重的幾家優先分到了地和房，王春分到的院子就成了他的家。
他的女兒在屋檐下追蝴蝶，媳婦在灶臺上煮粥，王春種地歸自己，日子雖然苦，但心里有了著落。
周扒皮逃走后，村里有人偷偷議論：“地主真就倒了霉？說不定哪天又回來。”
還有人懷疑王春藏了東西，夜里有人敲窗戶，王春警覺地守著屋門，媳婦勸他：“你把東西交給農會，心里就安生了。誰再說閑話，也是眼紅咱們過好日子。”
農會派人來安撫：“王春，你不用怕，有我們在，誰也不敢亂來。”王春這才稍稍松了口氣，但心里明白，階級的對立不是一夜之間消散的。
原來在地主家做牛做馬，低聲下氣過日子，如今突然有了自己的地和房，旁人的目光、家里的變化，都讓他有點不適應。
過了幾個月，鎮上又來新政策，農會要帶大家學習，宣傳“耕者有其田”。
王春被推舉做了農會小組長，負責登記村里的土地分配，他第一次坐在村口的石桌前，拿著紅筆給村民分地。
老楊的兒子、小趙的娘都來找他，把名字報上，王春把賬本撕了個粉碎，扔進火堆，火光把他臉照得通紅。
1948年冬天的風很冷，可王春覺得自己這一生，頭一次有了熱氣騰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