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16 萬基層軍官無銜可授，我軍開創性地設置一個特殊軍銜

1955 年 9 月 27 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人聲鼎沸。朱德接過元帥軍銜證書時，肩章上的金色五角星映著滿堂燈火；彭德懷抬手敬禮，四顆將星在陽光下晃得人睜不開眼。

可在千里之外的山東軍區某營，副排長趙友才正攥著塊空白布質肩章發呆。他摸了摸布面上的針腳，又想起參軍時的鋼槍 —— 打了十二年仗，從淮海戰場到剿匪前線，如今卻連個正經軍銜都沒有。

這年秋天，全軍像趙友才這樣的副排級干部，足足有 16 萬。

一、軍銜制為何非搞不可？

1950 年冬天，朝鮮戰場上的一封急電，讓毛澤東皺緊了眉頭。志愿軍 38 軍某部與朝鮮人民軍協同作戰時，因雙方無統一等級標識，連級干部指揮不了對方營級軍官，貽誤了戰機。

彼時我軍剛從戰爭年代轉型。建國前，部隊靠職務、臂章區分上下級，甚至有 “老兵比新兵官大” 的不成文規矩。1952 年，蘇聯軍事總顧問科爾涅夫提交報告，直白地說：“現代化軍隊沒有軍銜，就像工匠沒有尺子。”

報告里附了張蘇軍軍銜表：六等二十級，從元帥到列兵層級分明。科爾涅夫建議，中國軍隊必須照此建立體系，否則無法實現協同作戰與國際接軌。

彭德懷拿著報告在總參謀部開會，手指重重敲著桌面：“抗美援朝讓我們看清了，沒有軍銜，打不了現代戰爭！”1953 年，中央軍委正式決定，1955 年推行全軍授銜。

可誰也沒料到，干部結構會成為最大難題。

解放戰爭后期，為安置立功將士，副排級職務成了 “過渡崗”—— 立過功的老兵、起義部隊的基層骨干，大多安排在這個位置。到 1955 年整編前，副排級干部一度接近 90 萬人，即便精簡后仍剩 16 萬。

新出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里，排長授少尉，班長最高授上士。卡在中間的副排長，成了 “沒娘的孩子”。

總干部部副部長賴傳珠在會上拍了桌子：“這些人里，有三分之一參加過長征、抗戰！讓他們跟入伍三年的少尉平級？老兵們能服氣嗎？”

二、一杠無星：準尉軍銜的誕生

1954 年底，總參謀部的會議室里，煙灰缸堆得像小山。

有人提議把副排級全提為排長，可全軍編制有限，一下子多 16 萬個少尉崗位，后勤、待遇都跟不上。有人說干脆劃入軍士序列，剛說完就被反駁：“趙友才這樣的老兵，1943 年就當班長了，現在讓他跟剛入伍的上士一樣？”

爭論了半個月，總參謀部作戰部參謀李際均（后來的中將）提了個主意：“設個‘準尉’軍銜，不算正式軍官，也不是士兵，卡在中間。”

這個想法像顆石子投進水里。有人立刻反對：“蘇聯顧問說了要嚴格按六等十九級，我們自己加銜級，會不會讓人家覺得不專業？”

主持會議的羅榮桓沒說話。這位總政治部主任，當時正負責全軍授銜工作。他翻著副排級干部的檔案，其中一份寫著：“李大山，1948 年參加淮海戰役，爆破敵碉堡三座，立一等功兩次。”

羅榮桓把檔案推到眾人面前：“蘇軍沒有副排長，我們有。特殊情況，就得特殊解決。”

1955 年 1 月，軍委正式下發《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明確 “準尉為臨時軍銜，定位預備軍官，肩章設計為一杠無星”。文件里還寫了句定心話：“1956 年底前完成調整，不讓基層干部長期懸著。”

9 月授銜時，11.3 萬名副排級干部戴上了這枚特殊肩章。山東軍區的趙友才對著鏡子摸了又摸，跟戰友開玩笑：“扛了十二年槍，總算成了‘候補軍官’，總比穿士兵服帶兵強。”

他不知道，這個 “臨時措施”，一用就是十年。

三、為什么 “臨時軍銜” 會延續？

1956 年底，本該是準尉軍銜取消的日子。可總干部部的統計報表卻顯示：仍有 7.8 萬準尉沒找到合適崗位。

問題出在編制上。1956 年，我國開始大規模國防建設，邊疆哨所、軍工企業需要大量基層干部。這些崗位編制多為副排級，新提拔的干部又成了準尉 —— 舊的沒消化完，新的又冒出來了。

1958 年，某野戰軍甚至出現了 “準尉排長指揮少尉排副” 的怪象。準尉王建國是 1947 年入伍的老兵，剛被任命為排長時，排副是 1955 年入伍的大學生，授少尉軍銜。兩人一起帶兵訓練，戰士們都懵了：到底該聽誰的？

王建國后來在回憶錄里寫：“我跟少尉說，訓練聽我的， paperwork（文書工作）聽你的。不是爭權，是怕戰士們 confusion（困惑）。”

到 1961 年，全軍準尉數量反彈到 8 萬余人。總干部部不得不修改《軍官服役條例》，把準尉從 “臨時措施” 改成 “候補軍官”，正式寫入規章。

可矛盾還是沒解決。1962 年，軍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刪除條例里的準尉條款 —— 再這么下去，軍銜制的等級體系就要亂了。但積重難返，直到 1965 年 6 月全軍取消軍銜制時，仍有 893 名準尉沒完成調整。

這些人里，就有趙友才。他 1965 年退役時，肩章上的一杠無星已經磨得發白。退伍證上寫著 “準尉軍銜，按少尉待遇安置”，這成了他一輩子的驕傲。

四、這枚肩章，藏著軍隊的溫度

2007 年，軍事博物館籌備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沿革展” 時，工作人員在庫房里發現了一枚銹跡斑斑的準尉肩章。藍色的底色已經泛黃，一杠的線條有些模糊，卻被裝在精致的木盒里。

木盒底下壓著張紙條，是老兵李大山的字跡：“1955 年 9 月授準尉，1958 年轉業到東北機床廠。這枚肩章，代表部隊沒忘了我們這些老兵。”

這枚肩章最終被放在展柜正中，標簽上寫著：“1955-1965，非官非士，承啟之功。”

如今再看 1955 年準尉軍銜的設置，早已超越了 “臨時措施” 的意義。

它穩住了軍心。16 萬基層干部里，有長征路上的司號員，有抗戰時的游擊隊員，有解放戰爭中的爆破英雄。準尉軍銜雖不是正式軍官，卻給了他們 “干部身份” 的認可 —— 就像李大山說的：“不是圖名聲，是覺得流血犧牲沒白費。”

它成了改革的試驗田。1988 年我軍重啟軍銜制時，總參軍務部專門研究了準尉的歷史。這次，他們針對技術骨干設置了七級士官制，既解決了待遇問題，又不打亂軍官序列 —— 這正是從當年的準尉困境里學到的經驗。

它還打破了 “照搬蘇聯” 的框框。當年蘇聯顧問曾嘲笑準尉 “不倫不類”，可 1980 年《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編委會卻評價：“1955 年準尉軍銜的設置，是中國軍隊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的創新，為后來的軍銜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趙友才晚年時，常跟孫子講準尉肩章的故事。他說：“部隊最難得的，不是給你多大的官，是知道你不容易。”

1955 年那 16 萬無銜可授的基層軍官，最終被這枚 “一杠無星” 的肩章溫柔接住。而這枚肩章背后，藏著人民軍隊最樸素的邏輯：尊重每一個為國家流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