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與自知：杜拉斯如何定義女性成長

《情人》這部文學名作，對于普通女性的成長，提供了什么樣的借鑒意義和教訓。首先一點，我要強調的是，在與情人的這段關系里，作為女主人公的“我”始終保持了非同尋常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初遇情人的那天，杜拉斯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感觸，為讀者描寫了一個貧窮，早熟，但富于女性魅力的少女：“我”穿著一件開領很低的茶褐色真絲連衫裙，很舊，磨損得都快透明了，一雙鑲金條帶的高跟鞋，涂了暗紅色的口紅。更特別的是，“我”還戴了“一頂平檐男帽，是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寬飾帶的呢帽。”這件精心選擇的飾品背后，暗含的意思是，“我”，雖然才十五歲半，卻看透了那個時代女性群體的性格和命運，在作品里，杜拉斯讓女主人公“我”代自己發聲，對當時女性的依附地位和意識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和批判。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說：“愛情”這個詞對男人和對女人來說意義不盡相同，彼此之間常有嚴重的誤解。英國詩人拜倫認為，愛情不過是男人生活中的一項活動，對女人來說卻是她全部的人生。尼采也說：“男性在自己的生命深處依然是擁有主權的主體；他愛的女人不過是他追求的各種價值中的一種……相反的，對女人來說，愛情是徹底的棄絕自我，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人。”在傳統的男權話語中，女性一向是被凝視被物化的客體，在愛情關系里也必然處在“從屬者”和“對象”的位置上。確實，在長久以來的文學經典里，尤其是愛情主題作品中，女性角色雖然重要，但本質上她們的使命是“打輔助”，成為男主角身邊的妻子，情人，甚至包容的母親，等等。這反映的其實是傳統社會的期望，對女性自身意愿和欲望的壓制與忽視。

在《情人》里，杜拉斯對傳統的愛情關系做了反轉。這個邂逅情人的年輕女孩并非年少無知，而是很早就有了清晰的女性主體意識。在跟中國情人的關系里，她甚至不是一個被誘惑，被動卷入的角色。反過來，作為男主角的中國情人，雖然開著嶄新的豪華轎車 ，“衣著是歐洲式的，有一幢帶藍瓷欄桿的河岸大宅，但他是膽怯的，“我”反而是主動的，她主動要求跟情人發生親密接觸，因為“我要”、“我想”：用杜拉斯在小說中的原話，就是：“從一開始，她就知道這里面總有著什么，就像這樣，總有什么事發生了，也就是說，他已經落到她的掌握之中。如果機遇相同，不是他，換一個人，他的命運同樣也要落到她的手中。”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這個故事只有女主角，沒有男主角。“我”好像早就準備好了自己的愛情腳本，只等著一個合適的男配出現。“我”不僅是主導的，而且情緒穩定，反觀富有的中國情人，卻深陷絕望的愛情里，常常哭泣，對女孩的愛也要多得多，這種設置，正好是傳統愛情文藝作品的反面。甚至為了突出這種反轉，在杜拉斯筆下，二十七歲的中國情人“身體是瘦瘦的，綿軟無力，沒有肌肉，或許他有病初愈，正在調養中，他沒有胡髭，缺乏男性的剛勁。”

于是，在這種顛覆傳統敘事主客體關系的故事里，“情人”不再是頭等重要的，“我”的體驗、“我”的感知和“我是誰”才是最核心的。顯然，“我”跟情人在一起，更多是出于“好奇”和“欲望”而非單純的愛。“我”甚至很坦誠，用小說原文中的話表述，就是：“我說我想要他，他的錢我也想要。” “情人”不是主角而是一個“工具”，是“我”用來認識自我的工具，而通過回憶，杜拉斯重構了“自我”與“愛情”，賦予了它們新的內涵。在這個意義上，“我”和情人的關系就不是以傳統愛情為主導的情感模式，而是一種女性的獨特成長體驗。

另外，在杜拉斯筆下，“我”雖然只有十五歲半，但對愛情不再抱著熱烈而單純的幻想，好像一生下來就有一顆蒼老的靈魂，當然，這也是老年“我”在回憶中增加了思辨性審視目光的緣故。小說開篇就是對“自我”形象的回想:“這個形象，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象，只有我一個人能看到，這個形象，我卻從來不曾說起。它就在那里，在無聲無息之中，永遠使人為之驚嘆。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讓我感到自悅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認識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這段文字飽含了自戀的情緒。一般來說，“自戀”這個詞偏貶義，但經過現代心理學洗禮的我們知道，自戀這個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是“我喜歡我自己”。我們都應該喜歡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喜歡自己，接納自己，怎么可能會有“自我”呢？這其實是人自我意識的獨立，跟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戀障礙”（NPD）不同。一般而言，很多人愛自己，也更愿意遵守社會既定的規則，能在自我與社會之間保持某種平衡，自我意識很強，能戰勝社會集體意志的人，就往往被指責為“自戀”。對男權文化中被長期打壓的女性而言，“自戀”更是稀缺的人格。

現代心理學認為，自戀也分健康自戀和過度自戀，前者的核心是對自我價值的正確評判，賦予我們愛人和被愛的能力。這種特質對于我們必不可少，能夠為我們帶來自尊心，自豪感，抱負，創造力以及韌性。杜拉斯就充滿自信地將女性的生活、經歷，乃至身體和欲望，這些以往被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的性別體驗，通過小說一一呈現出來。美國心理學家馬爾金在《失控的自尊》里有這樣一段話，健康的自戀，能讓人自由追隨自己的夢想，他們的激情由更堅固的東西組成，那就是對自己遠大的夢想，以及對生活渴望的堅守。

當然，健康的自戀也不會妨礙我們愛別人的能力，反而會有激發的作用。法國哲學家拉康就有一種理論，一個人去愛另一個人，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讓另一個人承認自己。愛從根本上是自愛，自戀的，因為愛的真正幸福是來自通過感受愛，確認對方對自己的承認。在小說《情人》中，始終洋溢著這種飽滿的自我意識，也是杜拉斯本人和她的小說極其迷人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杜拉斯和波伏娃是同時代人，都在巴黎左翼知識圈，住處也相隔不遠，二人卻并無交集。波伏娃是公認的女性主義理論先驅，擅長沉思偏理性，杜拉斯則充滿熱情的沖動，偏感性，她雖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確實以寫作和實際行動踐行了女性的主體性。

通過小說《情人》，作者杜拉斯回望自己生活過的三十年代的西貢，逐漸讓自己的過去浮出水面，揭示那“不可挽回的過去、逝去的年華”，并得以重新審視她自己和她的情人，還有她的家庭。在《情人》中，主人公“我”身處的母女關系距離理想的親密代際關系距離很遠，母親是個寡婦，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在太平洋海邊租下一片鹽堿地，這片很難帶來經濟收益的荒地，凸顯了生活的艱辛。在《情人》故事發生的時候，母親依然沒有放棄，時常帶著孩子去海堤觀望。有幾個月幾年的時間。“母親每天都掙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有些時候，這種絕望的心情連綿不斷，有些時候，隨著黑夜到來，這種絕望心情方才消失。”

比失敗更可怕的是人心的幽暗和瘋狂。母親溺愛敗家而任性的大兒子，忽略了小兒子和身為女兒的主人公，這種疏離和冷漠深深地傷害了“我”，她心疼被侮辱的小哥哥，甚至盼著大哥哥死去，認為母親卑鄙而無能。在小說中，杜拉斯通過“我”的口吻：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從來不講什么你好，晚安，拜年。從來不說一聲謝謝。從來不說話。從來不感到需要說話。就那么待在那里，離人遠遠的，一句話不說。這個家庭就是一塊頑石，凝結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們沒有一天不你殺我殺的，天天都在殺人。我們不僅互不通話，而且彼此誰也不看誰。”

在一次訪談中，杜拉斯坦率地說：“家庭關系中總有令人厭惡的地方。在我們家，它是公開的。就像是一條生物界的法則。如果一個家庭中的關系是好的、友善的、令人愉快的，那么它的自然生態就經過了人為的扭曲。家庭首要的天性是一種可怕的動物本能。人們不是注定在一起生活的。家庭是由共享食物和馴養行為聯系起來的一段共同生活的狀態。”這話聽起來很離經叛道，畢竟親情總是被歸為人類最珍貴的自然情感，杜拉斯和《情人》這本書卻要對家庭，對親情進行“祛魅”，撕開溫情的面紗，強迫我們直視人性的幽暗。這未嘗不是一種誠實，對自己誠實，才是自我成長的起點。

在灰蒙蒙的殖民地熱帶的驕陽下，在令人絕望的家庭氛圍中，女主人公“我”就這樣度過了童年和青春期，直到遇到中國情人。多年后，杜拉斯本人已經70歲，才有勇氣寫下這本帶有鮮明回憶性質的小說。血緣親情是個體生命之河的源頭，也是我們構建自我主體性的必經之路。實際上，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療治，在回憶中盡力梳理自己跟親人的關系，學會尊重事物本身以及他人的本來面貌，這本身就意味著成長。

另外，我要強調的是，《情人》表面上是一部以禁忌之戀為主題的愛情小說，但實際上，杜拉斯還通過這部作品，對母女關系進行了一番審視與批判。從某種意義上說，母女關系是這個世界上最復雜難解的關系，波伏娃曾感嘆，母女既因為血脈相連而彼此相愛，又因為同性相斥而相互視若仇寇。這樣錯綜復雜的母女關系，勢必對女性的自我認知與生命體驗產生深刻影響。寫“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費蘭特，曾出版過一本書，叫《暗處的女兒》， 并轟動一時。這是因為，她在書中，塑造了一個自私，冷漠，反常的母親，因而違反了社會文化中“最不可觸碰的禁忌”。畢竟，在維系社會的道德共識中，母親的角色一向被神圣化了，我們相信母愛無私、“為母則剛”，母愛似乎是一種天性。但實際上，母親本身只是一種職能與角色，許多母親由于心理缺陷與精神問題，把自己所遭受的傷害傳承給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并不自知。對于女兒來說，這種傷害的后果更加嚴重，因為母女關系“是女性構建外界關系的起源”，這種關系對女性的影響不僅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弱，還會映射到女性今后的人生中。

讓我們回到《情人》，小說中，身為女兒的“我”對母親的感情同樣極其復雜，她一方面知道母親是愛自己的，但另一方面，母親也在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嚴苛的操控，進行著情感上的壓榨與勒索。母親一心想要女兒考數學教師資格證書，認為這是養家糊口的體面職業，至于女兒想要從事的寫作，她嗤之以鼻。現實中的女兒回到巴黎讀書，初始受母親的影響讀了法律，最后還是選擇了自己喜歡的寫作。“母女關系”不僅受到母親能力的影響，也與女兒自身的能力息息相關，在理解母親以及自己與母親關系的過程中，善于思考和省察的女兒會更加接受自己，而不是屈服于母親的意志或者一味怨恨母親。

從性別的角度看，男性的自我成長是從通過“弒父”來實現的，他們一出生就被賦予了社會角色。相比之下，女性的自我成長則要經過家庭關系、親密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多重關卡，每一道關卡既充滿誘惑同時也是陷阱：來吧，只要你放棄獨立思考成為“客體”，這就是你的家，你是被愛的，在這里很安全。自由則意味著跟母體的分離，開始冒險和自我擔責，事實上，真正的自我也正是從這里起步的。因此，如何在關系里成為獨立的個體，不被關系淹沒，保持自我的價值感，就相當重要了。

在杜拉斯筆下，“我”這個在家庭成長中的受難者，一方面深受不幸母親的裹挾，一方面也能分離出一個超脫的自我，全方位地審視辨析周圍的一切。這個能夠抽離當時語境的超脫自我，就是“我”能夠掙脫原生家庭捆綁的關鍵點。現代心理學有一個傾向，就是回到童年看見那個原本被壓抑被忽視的小小的“我”，這個“我”通常會被形容為自己內心的那個“小孩”，當然這是精神分析學的精彩發現。但回溯并不必然通向療愈，也可能導向自我的封閉，很難走出童年。

那么，到底哪些因素決定了我們的“自我”呢？其中原生家庭的因素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個體是對待原生家庭的態度。如果承認存在自由意志，那么人生面貌的決定權還是在自己手里。在《情人》這本小說里，多年以后的“我”，依然保持著這種審視的姿態，通過寫作重現自己早年經歷過的不幸、愛情、欲望和死亡，堅持不懈地在經驗的廢墟上重建自我。《情人》這本書，就是老年杜拉斯“把往日的故事從忘卻中重新拉出”的嘗試，不僅僅寫了愛情，更是她與過去建立關聯跟生命實現和解的過程。而這獨到而深刻的生命體驗，屬于她個人，也屬于我們，屬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