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西方話語權，國際調解院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國智慧走向世界！

當今世界，各國“吵架”甚至“大打出手”正變得越來越司空見慣。每天一打開國際新聞，不是貿易摩擦、關稅大戰，就是領土糾紛、爆炸暗殺......國與國之間似乎很難冷靜下來好好談一談。

僅從貿易爭端來看，據聯合國去年的報告，自2019年以來，全球貿易糾紛案件數量五年不到增長了近四成。當全球治理的難題被無限放大，各國苦那些失衡低效充滿偏見和不公的現有機制久矣之時，中國香港出現了全新的一種嘗試——國際調解院。

10月20日上午11時許，位于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23號由原香港舊警署大樓改建而來的國際調解院總部大樓內，正式舉行了國際調解院的開業儀式。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外交部副部長華春瑩與30多個締約國的200多位代表一道，見證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國際調解院從今年五月份簽約生效到如今正式開始運營，這一速度各個國際組織的創建史上都堪稱罕見。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代表的全球化逆流，讓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橫行無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全球幾個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壁壘指數已經上漲18%。跨國投資除了審批周期被拉長，還面臨著其他種種人為制造的麻煩。

這些癥結遲遲無法開解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顯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是要負最主要的責任的。長久以來，全球治理體系完全是西方國家說了算，充斥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不管是國際法院還是世貿組織，甚至聯合國都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

讓西方國家來主導全球治理，他們的邏輯可以用一句話來簡單概括——“我說了算！”在強勢的西方國家面前，非西方國家的智慧與經驗往往不被采納，他們長期在全球治理機制的運行過程中“被失聲”。

但今時不同往昔，“東風壓倒西風，南方勝過北方”，眾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濟、科技以及治理能力上展現出驚人的韌性。比如，中國和許多東南亞國家在數字經濟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發展迅猛，將某些發達國家遠遠甩在身后。一些非洲國家，比如盧旺達和埃塞俄比亞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蒸蒸日上，反觀某些發達國家正陷入經濟停滯和政治內耗中不能自拔。

非西方國家綜合實力的增長，必然要求獲得更大的國際話語權。然而舊的規則和機制仍在生效運作，掌控著國際組織話語權的西方國家，雖然言必稱“民主化”，但是卻對非西方國家心存戒備，并不愿意失去他們在國際組織中說一不二的掌控地位。

這就導致了許多國際組織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全球性問題，它們更多時候是在為西方國家提供服務和便利，根本做不到“一碗水端平”秉公行事。這一點在國際爭端的解決機制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就拿國際法院來說吧，它的管轄權有極強的選擇性，西方大國在國際法庭就跟逛街一樣來去自由。好不容易把西方國家告上了，光是走程序就得耗上三年五載，最終還不一定有審判結果。更糟的是，國際法院里的法官們，僅有15%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法官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人，還能指望他們不偏袒徇私嗎？為此國際法院的公正性被外界長期質疑。

至于世貿組織和國際投資仲裁的爭端處理機制就更別提了，前者因為美國在2019年起拒絕任命上訴機構的新成員，導致大量設計關稅、知識產權的案件積壓、擱置至今，后者則因為仲裁官任命程序不透明、裁決標準不統一、裁決費用昂貴等問題飽受詬病。

曾經俄羅斯和歐洲的企業有一宗跨國能源項目提交仲裁，涉案金額數千萬美元，可仲裁費用就得先繳納500萬美元，最終裁決又被上訴給推翻了，落個一地雞毛。久而久之，這些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機構的底色也就被世人看穿了，他們很難實質性地解決什么問題，更無法始終保持公正立場，反而常常幫助西方國家拉偏架。

比起審判和仲裁，調解或許對于產生矛盾糾紛的各方更具有吸引力。調解不裁定誰贏誰輸，而是更重視矛盾各方的互相諒解和妥協。審判和仲裁的結果往往“傷感情”，而調解就不一樣了，它要撮合矛盾各方坐下來談，在各方自愿的基礎上產生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可的最終結果，這是對陷入危機關系的積極修復。

《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調解是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是國際上卻一直缺乏專門進行調節的組織或者機構，導致各國要么告到國際法院，要么提請國際仲裁，程序繁瑣、耗神費錢，甚至勞而無功。國際調解院誕生以后，局面就大不同了，各國有了更加靈活、高效、又非常實惠的方式來化解糾紛。

比起審判和仲裁，調解最大的短板就是缺乏強制約束力。但好在2018年，各國在新加坡簽署了聯合國的《調解公約》，只要是加入了這一公約，那么經過國際調解后的結果，也就具備了法律效力，也讓正式成立的國際調解院實現了“有法可依”。

《調解公約》生效后的第二年，那時候還沒有國際調解院，新加坡只用了短短3個月，就成功調解了牽涉5個國家、金額超過20億美元的一樁東南亞國家合同糾紛案，而且各方都對調解結果表示滿意。你說，這要是去國際法院告，豈不等個?？菔癄€？

西方的訴訟文化，強調的是非黑即白你輸我贏，而調解則與古老的東方智慧高度契合。我們的優秀的傳統文化講究個“中庸之道”“以和為貴”。香港國際調解院的出現，正是東方智慧在全球治理機制中的生動體現。未來，在國際調解院內，各國用協商取代制裁，用友善交流取代威嚇施壓，在彼此都能保持體面的情況下，求同存異，尋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我想，沒有比這種國際爭端處理模式更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的了。

當然，西方某些輿論總是找準時機跳出來唱反調。在一些質疑國際調解院的聲音當中，竟有將國際調解院解讀為“中國企圖向全球輸出新規則”的，并且憂心忡忡道“國際調解院是中國削弱西方話語權的政治工具”。

這顯然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國際調解院才剛開張呢，某些人就急不可耐地把促進協商、降低矛盾升級風險的努力嘗試解讀為“中國的陰謀”，顯然是西方人自己骯臟勾當干多了，才這樣以己度人。國際調解院既有“法的精神”又有“以和為貴”的思想，它的成立絕不是一個新的國際機構誕生這么簡單，還可能掀起觀念革新的風潮：

正義并非只能由法官來宣判，規則也不只能由西方國家來定義。香港的國際調解院總部大樓，或許正是未來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新秩序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