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年武漢涉外盜竊案：為何驚動中法兩國，背后隱情太特殊（一）

武漢，別稱“江城”。古稱“江夏”。為全國性水陸交通樞紐，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清朝咸豐八年，漢口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光緒二十五年，分漢水以北地置夏口廳，治所即今漢口。至此，漢口與漢陽城區、武昌城區統稱“三鎮”。1927年1月1日，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為京兆區，定名“武漢”。1954年，武漢被確定為湖北省會。而這起離奇并驚動兩國政府的盜竊案就發生在武漢江漢區。

1967年，四月，六渡橋百貨大樓。

江漢區位于漢口的核心區，位于江漢區中山大道上的“遠東飯店”對于法國公民帕斯卡爾來說有著特殊意義，因為他出身在這個地方。但此時　由于特殊年代的原因，“遠東飯店”已被改名為“東方紅百貨商店”,但當地人還是習慣于稱其“六渡橋百貨大樓”。

　　這棟樓最早的主人是來自廣東的一個名叫王崇佑的煤礦商人，于1920年建成,獨資經營,取名“東安旅社”。后來王崇佑因經商失敗，就將該旅社轉租給一個名叫余大宏的人經營。余大宏接手后,把“東安旅社”改名為“遠東飯店”。

　　1930年四月,一個法國牙科醫生攜懷孕七個月妻子前往中國旅游。當時，夫妻二人計劃在中國逗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后返回巴黎待產。可當在5月2日，這對夫婦在乘輪船來到武漢，下榻于“遠東飯店”。當晚發生了沒有料到的一幕，孕婦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忽然一陣腹痛就把嬰兒給生下來了。這個嬰兒就是帕斯卡爾。

當時牙醫老爸立刻作出反應,在進行簡單的包扎處置后，讓飯店方面打電話叫來救護車把母子倆送往租界的外國醫院。由于處置得當母子平安，帕斯卡爾就這樣陰錯陽差地出生在中國武漢。所以當帕斯卡爾十八歲時，父母把當年的情況告訴了他的時候，武漢就成為鐫刻在他心中的圣地。帕斯卡爾后來在造船廠當工程師，他一直想去一趟武漢看看自己出生地，去看看自己的出生地“遠東飯店”，拍攝照片留作永久性的紀念，他一直在期待這一天。

　　1964年1月27日,中國和法國見建交，之后，帕斯卡爾通過努力獲得了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私人代表富爾先生親筆介紹信，連同自己寫的一封申請函送往中國駐法大使館，希望來一次私人旅游，但由于特殊時期原因，帕斯卡爾通的愿望一直就沒有實現，當經過他不斷的努力，他終于得到了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電話通知，說經中國外交部研究決定，準許法國公民帕斯卡爾在其認為方便的時候前往中國武漢以及其中國政府允許范圍內的城市旅行，他可以獲得三個月的簽證。帕斯卡爾接到這個通知后迅速辦理簽證。

　　這樣,帕斯卡爾就在1967年3月離開巴黎,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航班經香港前往廣州，又從廣州乘坐火車抵達武漢。

　　由于當時中國信息十分閉塞，一應情況的介紹也極其稀少。所以帕斯卡爾無法得知當年武漢的“遠東飯店”如今是否還在。在廣州經打聽才知道，“遠東飯店”在1959年從武漢市百貨公司劃出,改名為“六渡橋百貨大樓”。在1966年這家商店改名為“東方紅百貨商店”。

就這樣，帕斯卡爾在抵達武漢后，只能放棄下榻于“遠東飯店”的想法，而是在1967年3月6日住進了漢口的一家涉外賓館“紅衛飯店”。在第二天中午，帕斯卡爾來到江漢區中山大道，找到了原“遠東飯店”、現在的“東方紅百貨商店”。他在商店外面轉來轉去拍照。一個外國人在大街上隨便照相，使路人以為青天白日撞到了外國特務，立即就被扭送到派出所去了，而當時派出所的民警也在造反,不過對于這種事情還是要管一管的，一查屬于正常旅游，可即便如此，派出所還是告誡他最好不要拍照,以免造成誤會。

　　帕斯卡爾經此一嚇,照相的念頭只好放棄了。離開派出所后，他前往商店想購買一些紀念品，。當時他看好了柜臺里的一種漂亮的工藝手帕，帕斯卡爾要求營業員根據柜臺里陳列的所有樣品每樣給他拿一打。讓他一一過目覺得合適后。讓營業員拿來紙箱往里面裝,又用繩子捆扎好，就在帕斯卡爾該付錢了，他伸手到腳邊去取剛才從肩膀上摘下后就放在地上的雙肩背包,卻摸了個空,一看,不禁倏然變色——他的背包已經不翼而飛了!

　　帕斯卡爾頓時大驚失色，接著帕斯卡爾開始在商場里到處亂找，邊找邊用英語叫嚷著“我的包”,當然沒有人理會。　幸好百貨商店的一個干部正好從辦公區出來，見狀上前詢問。可是，這個干部又不會英語和法語，在和營業員了解情況后，他就猜到是帕斯卡爾的背包被竊了。于是就把帕斯卡爾帶到他的辦公室，并給派出所打電話報案。

　　可派出所居然不管，原因就是當時公安系統已經混亂了。基層已經沒人處理治安問題了，但這個干部知道涉外問題無小事，按照當時的規定，凡是涉外案件都得報告市局外事處，所以這個干部直接向分局軍管組報告。

　　江漢分局軍管組接到電話后，就向市局軍管會報告了。于是帕斯卡爾被送到市局。負責接待的是副處長老胡和軍代表井大杰。老胡精通英語，是被井大杰扯來做翻譯的。當下，帕斯卡爾就把一應情況一五一十作了一番陳述。井大杰表示，你說的情況我已經明白了，可我怎么確定你的身份呢?

　　但問題是，帕斯卡爾他所有的東西，包括護照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出具的那紙證明全都放在背包里，由于一并失竊，他自然沒法兒證明自己的國籍和身份了。幸好有老胡在場,　通過他下榻的漢口涉外賓館“紅衛飯店”和六渡橋派出所。飯店方面有其住宿登記，上面有帕斯卡爾的護照號碼，派出所又出具帕斯卡爾的護照以及中國駐法使館出具的證明，這兩處都是可以為帕斯卡爾作證的。

已經有了護照號碼，可以由省廳軍管會和北京聯系，再由法國駐華使館會立刻給他補發護照就行，可這種涉外刑案不管是大是小必須經由市局立案偵查。井大杰于是就向軍管會領導請示后，立即組建專案組著手偵辦該案，井大杰以軍代表名義擔任專案組組長,老胡當顧問，專案組成員由他們兩人共同決定。

　　這個專案組在特殊時期竟然有兩套班子：一套是由六個警察和一位軍人組成的，六個警察除了老胡外，另外五個警察分別是金邦睦、洪維鑫、印昭儀、西門璋、李睨墨。井大杰專案組長，軍代表，老胡是市局外事處副處長、專案組顧問。另外一套是由一個三十人的“山寨”專案組，那是井大杰以武漢市公檢法軍管會的名義從全市各大造反派組織抽調的“造反戰士”。這支隊伍成分復雜,有工人、大中專院校的學生、財貿系統的職員,甚至還有衛生戰線的醫務人員。

這個“山寨”專案組成立之后，　井大杰作了一番講話,介紹了案情，兩哥專案組加起來有近四十人,井大杰上來領著大家手捧“紅寶書”念了幾段“最高指示”后，即對偵查工作作了布置：

　　一是布控,抽調八人分別到全市各區的舊貨商店，凡是有法國產“鷹”牌男式旅行背包、　“雷登”牌太陽眼鏡、“火炬”牌牛皮錢包及照相機、望遠鏡、鋼筆等贓物出售的，要求商店方面一律連人帶物扣下。如果已經出售，那就把銷贓人出售東西時留下的證件記錄抄下來交專案組追查。

二是蹲守，因為估計案犯還要作案。所以抽調十六人到漢口、武昌火車站以及長江客運碼頭等此類案件的高發地點，指望能夠當場抓現行。

三是抽調四人在全市各大商店和熱鬧地段化裝巡查，并對3月1日以來報往市局的與“3·7”涉外盜竊案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進行統計。

經專案組調查類似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一共已經發生了九起盜竊案，但這九起案件沒有一起引起重視的，既不立案，也不布控，只是上報市局。現在呢，要把這九起案件的報案原始記錄都給翻出來，于是專案組進行比較分析，以圖從中發現案犯的作案規律，以便開展下一步的偵查工作。

　　井大杰布置完畢后，就讓大家按照分工分頭行動去了。但無論是井大杰還是老胡都是刑事偵查隊的外行。在所有人員被派出之后，二人開始觀看本局管轄區制定的《敵情簡報》，這是記載管轄區內二十四小時里發生的政治、刑事、治安案件以及重大交通事故、社會事件和輿情。這種冊子印數很少也很敏感，全局各發發一份，上有編號當日發下,隔天收回。這種做法自解放后就有，已成為慣例,　現在井大杰和老胡就是拿著就是自3月1日至6日的《敵情簡報》查看與“3·7”涉外盜竊案相同的那九起案件的簡單記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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